推开故居大门，各类物件仍依循胡适生前的原样摆放，其生前的起居作息可管窥一斑：会客厅里是红褐色的书柜、布面的沙发、古旧的老式藤椅……与客厅隔着屏风的餐桌上依稀摆放着朴质的碗勺，旁边的字牌上注释一一胡适的早餐：一碗稀饭，一片面包，一碟菜，一杯橘子水，一杯咖啡。客厅的一边是胡适的卧室及夫人江冬秀的卧室，屋内的物件摆设甚为简约。
在客厅另一边，则是胡适的工作室和书房。应当说，胡适故居中最可津津乐道的还是胡适那些铺天盖地的书籍，这些书籍多是胡适来台后购置、搜集或朋友赠送。胡适藏书，中外史学、文学、哲学、艺术、宗教等无一不涉。书房和卧室的书是他经常翻阅的。书房里，一排古典书籍，泛出黄色，贴着标签，恍觉先生已离又未离。
走出先生故居，雨下得更大了，滴落在瓦上叮当作响，细听之下好似有一种旋律掺杂在内。空荡荡的院落在雨中干净异常，微风吹斜了雨丝，从脸颊上滑过，一时间，竟有一种莫名的惆怅在心中盘桓不去。
1957年，蒋介石特地为胡适建造了这座宅子，随即发布任胡适为研究院院长的令，同时发专电到纽约“促驾”。国民党当时虽然只剩下弹丸小岛，却仍维持着旧日在南京的门面，五院各部俱全。也有一个中央研究院，算是最高学术机关，直属“总统府”。
胡适本无意做什么院长，但他近来身体多病，总想着“应该安定下来，把没有完成的工作及时完成，不能再拖下去了”。这些工作是指《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等他早年著作的来完成部分。此外，他还想编辑出版《文存》第五、六集，为《水经注》作出“终审判决”，以及还想要出版一本《诗存》。
1958年4月8日下午，胡适与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乘西北航空公司班机飞抵台北。陈诚、钱思亮、李济、胡祖望夫妇和孙子胡复等人前往松山机场迎接。江冬秀却没有与胡适一同前来，她同美国的麻友们整日鏖战，无暇顾及其他。
在机场休息室，记者问胡适：“目前台湾是不是需要一个强大的反对党?”胡适回避这个话题：“请你们不要审问我与政治有关的问题好不好?我去国至今三年零三天，国内的事全都茫然，你这个问题又是如此之大，今天我无法给你圆满的答复……我向来对于政治没有兴趣，如今老了，更加没有兴趣．”
1958年4月10日，胡适正式就任研究院院长。在简朴的就职典礼上，蒋介石上台讲话说：“胡适宣扬的五四精神，专门讲科学与民主，这两个当然很重要，可我觉得不够，还必须加上伦理，民主+科学+伦理，才能有一个平衡发展。”并大加赞扬胡适“个人之高尚品德”。胡适听后不以为然又跑上台去说了一通，把蒋介石的话痛批了一顿。
胡适连珠炮般讲完之后，蒋介石脸上挂不住了，当时有几百名学者在场，他们都暗地里为胡适捏了把汗，因为这样公开的批评是极其少见的。还好蒋介石没有当场发脾气。
然而蒋介石并未如表面那样视胡适为座上宾，早在几年前两人的隔阂就产生了。
1954年，胡适抵台参加“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时，写下了一篇《“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一一九百年前范仲淹争自由的名言》的读书笔记，称就九百年前范仲淹《灵乌赋》里的一句争自由的名言“宁呜而死，不默而生”比美国开国前期亨利．柏得烈的“不自由，毋宁死”要旱七百四十年。他认为《灵乌赋》是“中国古代哲人争自由的重要文献”，或者是“一个中国政治家争取言论自由的宣言”。是借一尾“灵鸟”的呼号呜叫、告人吉凶的寓言，表达作者一种灵魂的自誓和为言论的责任而不惜献身的精神。
雷震创办、以胡适为发行人的《自由中国》杂志正是这种精神的产物。
1956年10月31日为蒋介石70岁寿辰。事前蒋介石曾表示谢绝祝寿，希望大家提出问题，他愿虚怀纳言。于是《自由中国》出了一期祝寿专号，刊登胡适、雷震、徐遒邻、徐复观、毛子水、陶百川、蒋匀田等所作献议祝寿的十多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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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读胡适，先从徽州开始。
夕阳西下，我来到了这座城。
在那山峦深处，碧溪两岸，古老徽州古朴的神韵弹拨着让人心醉的旋律。南方将落的阳光，竟可以这样柔和，恍惚在铂金色的光晕里，于幽幽窄巷的古民居中，恍若走进了诗经的故乡。
鸡鸣犬吠之中，我却触摸到了一丝宁静，那种从青石板之下升起的宁静、湿滑、柔荡，在我身边飘散开夹。
还真是，八百年的宁静……老年胡适曾伤感道：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这种遗世独立的美，偏偏又是婉约细膩的。村落阡巷古风丝丝。马头墙下岁月悠悠。
无徽不成镇。
白墙黛瓦，错落有致，掩映在皖南的青山秀水之间，一眼望去，真让人有一种走进中国画的冲动，这就是徽州。走在一线天的街巷里，那清一色的青石板路，老式的木门板店面，高耸的马头墙屋檐以及那安放在街头巷尾的石礅、石凳……一切都是那么古朴典雅，一如那个博学的儒生，一袭长衫，不染风尘却多了一丝落寞。
徽州人不蹲家，经营走八方。
从前，徽州人出外经商是徒步的。先从徽州启程，翻山越岭到达杭州，再转水路至金华、衢州及江西的玉山、铅山，再经由长江去南京、苏州、上海和武汉等地。
胡适先生说：“我们徽州是多山的地方，大凡山国的出产都是微薄的，不足供居民生活的需要，于是居民不得不冒险到外边求谋生之道了。我们徽州人的习惯，一家若有两个或三个以上的男孩，把一个留在家里耕种田地。其余的孩子，到了十三岁，便打发出门学生意。出门时不要带多少川资，只用几尺蓝老布做成一个袋，两端缝合，中间开一个口，每袋一端，装进五个这样的‘国宝’，就算是孩子长途的粮食了。好在这‘国宝’的馅子都是千材料，过上十天八天也是不要紧的。到了宿店的时候，一点火，袋里掏出一个‘国宝’，在火上烘烤一会，吃下去就算一顿饭。至于宿费，每夜只需大钱二十一文，由黴州走到杭州，二百文川资，绰有余裕。徽州人穷得不能聊生的时候，有句安慰自己的口号，说是‘不要慌，十天到余杭!一’
灯火通明之时上街闲逛，在小食摊上发现了先生口中的“国宝”，这种重油重盐的饼子被徽州人称为“塌裹”，是徽州人外出谋生的口粮。妻子一面烘，丈夫一面吃，再用私密的徽州乡音说几句体己话，该是怎样一种意境……
有道是，看皇家建筑到北京故宫，看民间建筑到西递宏村。西递和宏村，因着上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名气很大。西递有一百二十多座保存完好的古民居，那是古黴州精彩的延续，文化的沉淀。从这些近乎绝美的建筑群里，仿佛随时可以找回失落的东西。
第二天一大旱，我们就驱车去了西递。
来到西递，呼吸到了那里的气息，听到了血液流回心脏的声音。
西递，不是一个村，而是很多很多铅字聚拢起来的诗，这诗里有流水潺潺，有桃花的粉色，有木屐落在青石板上的绝响，有晚归人的浅唱，那种散发墨色气息的砖瓦和流动的灰色让我一度迷醉。
从村口的导游口中得知，西递村始建于北宋年间。西递，取水势西流之意，“中有二水环绕，不之东而之西，故名”。据当地胡姓宗谱记载，他们来源于李唐灭后，末代皇帝唐昭宗李哗之子姓胡，避难于徽州，后见这里有“虎步前蹲之势，犀牛望月之奇”，遂定居下来。大概正是这种不同寻常的历史渊源，造就了西递人特有的文化底蕴，让西递人在历史上留下了这么灿烂非凡的一笔。
我来此。是为了寻找一个人。
时间回到1600多年以前。
那时，陶渊明便在此地担任县令。处理政务之余，生性淡泊的陶渊明更喜欢寄情山水。从岱峰脚下登上竹筏，在清凌凌的河面上戏水漂荡，穿溪越滩……近看碧水浅滩、游鱼可数，彩石纷呈；远眺竹林叠翠、山花簇拥、桃园隐映。
他还在东至县的牛头山上，亲自种下两株菊花，品味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
没过多久，郡督邮来县巡查，县吏告诉他应该穿戴整齐前去迎接。陶渊明长笑一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邻里小儿!”即日授印去职，飘然而去，回到家乡务农。
几年后，陶渊明完成了《桃花源记》的写作。
公元427年，陶渊明去世。
我久久驻足于这月色之下，村外的田野，有此起彼伏的蛙声，月色落在马头墙上，落在不远处红灯笼下对弈的棋局里，幽幽之间，天地缥缈，再闻蛙呜，竟会有如幻的感觉。
“吱呀”一声，木门打开，我仿佛又看到了胡适，品罢一盏茶，淡然一笑，一手负在身后，笔锋所至，宣纸上的墨色便扩散开来：
当年有个陶渊明，不惜性命只贪酒；
骨硬不能深折腰，弃官回来空两手。
瓮中无米琴无弦，老妻娇儿赤脚走。
先生吟诗自嘲讽，笑指篱边五株柳：
看他风里尽低昂，这样腰肢我无有。
这是胡适先生游庐山后写的《陶渊明同他的五柳》，先生问：“陶渊明不肯折腰，为什么却爱那最会折腰的柳树?”听完这话，很多人也只能笑笑，不作答复。
诗人的轻吟低唱已远去，空余水流潺潺，清风阵阵。 世间再无陶渊明，却有了一个胡适。
有人曾这样评价说：胡适是水，鲁迅是酒。酒虽好，有时却容易醉人；水虽淡，却又必不可少。纵观整部现代史，无论是文学变革还是北大复兴，胡适都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可以说，正是有了胡适这汪源远流长的水域的灌溉与滋润，北大方才成为今日的北大。
他一生虽只有一妻，却演绎了七段婚外情；他还差点儿当了“中华民国大总统”……胡适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世间已无胡适之》作者紫墨一路寻访胡适曾走过的足迹，在时光的荒野里捡起了他留下的点点滴滴，重新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胡适。
紫墨著的《世间已无胡适之》以文学笔法记叙了中国现代作家胡适的一生。全书以丰富的文字资料生动而细致地描述了胡适的人生经历和创作生涯，也探寻了胡适的学术思想与政治理念。《世间已无胡适之》文笔细腻，是目前国内一部面向大众读者的了解胡适一生的优秀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