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花台烈士成千累万，主要包括民主革命时期在雨花台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人、在南京狱中或在南京其他地方牺牲的革命烈士以及在外地牺牲但安葬在雨花台的革命烈士。由于资料缺乏，目前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中有照片和文字介绍的仅170人，很多烈士只有民政部门提供的姓名及生卒时间，有长篇人物传记的烈士更是寥寥无几。

本书为李琳琳所著的《何宝珍传/雨花台烈士传丛书》。

《雨花台烈士传丛书》力求真实反映雨花台烈士的人生轨迹和革命事迹，全面、深入掌握烈士史料，以人和事贯穿全书，兼顾传主的思想发展和个人生活，写出传主的性格特点和人生色彩，有较强的故事性。

本书为李琳琳所著的《何宝珍传/雨花台烈士传丛书》。何宝珍，1923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与刘少奇结婚。由于叛徒告密，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2岁。对其革命的一生，刘少奇有过这样的赞语：“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

引子

第一章 湖南道县生于斯长于斯

 “莲城”道县

 历史洪流中的何家

第二章 坎坷童年炼就叛逆性格

 拒绝“缠小脚”

 劝邻居爷爷“剪辫子”

 就读女子小学

 月岩远足

 “边跑边算”夺冠军

 辩论会上闪光辉

 惩治欺侮女生的男生

第三章 追求梦想考入省立三师

 初人三女师

 参加反帝爱国运动

 担任团支部书记

 受到开除学籍处分

第四章 长沙日子开始人生转折

 人住清水塘

 求学自修大学

 开慧身边学“保密”

 初识刘少奇

第五章 肩负重任在实践中学习

 到安源去

 文明婚礼

 在安源做教师

 深入矿井交朋友

 别离安源

第六章 转战南北投身工人运动

 南下革命中心——广州

 投身上海五卅运动

 长沙营救刘少奇

 北伐前夜回广州

 “大浪淘沙”到武汉

 “白色恐怖”进上海

第七章 不惧恐怖继续革命活动

 在顺直省委

 在满洲省委

 再返上海滩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

 营救廖承志

第八章 铁窗岁月不改革命本色

 押解南京宪兵司令部

 转押老虎桥监狱

 坚持狱中斗争

 英勇就义雨花台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拒绝“缠小脚”

何宝珍的父母，十分疼爱这个活泼可爱又懂事勤快的长女，一心想让她以后能嫁个好人家，不用再吃苦劳动。因此在何宝珍8岁时，何瑞蓉与丁贞娥就开始筹备为其裹脚，毕竟有一双“美丽的”三寸金莲，对当时的女子能否嫁个好人家，是非常重要的。

小脚，又叫三寸金莲，是把女子的脚用布帛缠裹起来，使其变得又小又尖的一种习俗，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恶习。这种风俗在北宋年间就已出现，以后不断发展，至明清而极盛，直到民国时代依然存在。

关于小脚时代小脚风俗盛行的情况，不妨看以下两则故事：

相传有位仙人腾云驾雾，漫游云空，忽见地上一个女子金莲三寸，楚楚动人，顿时目迷神眩，不能自持，直坠而下。

另一则故事则说有一次李鸿章出访外国，参观盲童学校。盲童久闻中国有三寸金莲这种怪事，很想一“睹”为快。有个盲童心急手快，趁李鸿章走近之际，蹲下身去，伸手抓摸他的一双脚。

仙人当然是没有的，仙人的故事是人们内心情感的表白，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对于女子一双小脚的迷恋与崇拜。李鸿章当然不是小脚，但国外连个盲童都知道中国人是缠足的，并且在他的脑海里，中国人不分男女，都是金莲三寸，由此可见中国人的小脚习俗的广泛影响。

父母自然是一心为女，然而小小的何宝珍却不认为裹小脚是件好事，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缠了小脚以后，平日里劳动很费力。她曾劝母亲说：“我是穷苦人家的女儿，大了要靠着双脚劳动的，把脚缠得小小的，走路摇摇摆摆，今后做不得事，就会活活饿死，我不缠。”

母亲丁贞娥自然能够感同身受，但是世俗观念的束缚使她又难以决断：看着那些缠着三寸金莲的女子，足不任体，弱不胜衣，只能凌波碎步，摇摇摆摆，行动如弱柳扶风，的确很难胜任家中的体力劳动。但是这种林黛玉式的美人形象又很符合当时社会上对女子的形象要求，尤其是在当时，金莲三寸是男子择偶的标准，不缠足的女子被认为失去了“妇女之体貌”，不仅“诗礼之家，莫肯问名”，即便是无隔宿之粮的贫家小户也以娶大脚女子为耻；一些未缠足或虽缠足却缠得不规范的女子结婚后，处处遭到公婆的白眼、亲友的冷落、丈夫的嫌弃，甚至还会遭到百般凌辱。于是丁贞娥与丈夫何瑞蓉商量，何瑞蓉从女儿未来能不能找到一个好婆家的角度说服了丁贞娥，使她终于痛下决心，“为了女儿的未来，现在给她缠足吃些苦，自己就做这个恶人吧”。

就这样，丁贞娥开始准备缠足的各种用具，包括缠脚布，缠足鞋，缠足时用的针线、棉花、木盆、剪刀、明矾等等。何宝珍从小坚强懂事，但凡没有道理或者理不通的事情，她就会提出自己的意见甚至反对。然而这一次反抗缠足并没有得到父母的支持，在反抗缠足未果后，何宝珍终于还是被母亲把脚缠了起来。母亲一般早上出门前为何宝珍缠好足，还要嘱咐她经常下地走动，因为不断的走动，能使脚更快地被磨破，才能缠出更小的小脚。何宝珍的脚本就被缠的疼痛难忍，更加无法忍受持续不断的走动。况且她本来就没有想明白缠足的道理，这样一来更是不能理解，于是她开始下决心以绝食反对缠脚。

P10-12

引子

雨花台，又名聚宝山，古城南京著名风景名胜地。相传，古代一位高僧在此说法，感天动地，落花如雨，故名雨花台。

时至民国，雨花台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英勇就义的刑场，血沃山岗，悲壮云汉。红红的雨花石，镌下了烈士们的赤胆忠诚，烙下了烈士们的信仰精魂，铭记下了烈士们为了党，为了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气慨。

时光如水，岁月如歌。在雨花台众多慷慨就义的烈士中，有一位女性，至今始终让人难以忘记，她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主要领导人之一刘少奇同志的妻子、共产党员何宝珍烈士。

何宝珍（1902-1934），又名何葆珍，化名王芬芳，湖南道县人。1918年考入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秋，被派到安源路矿工人子弟学校教书，从事工人运动。1923年转为中共党员，4月与刘少奇结婚。后随刘少奇南下广州，北上满洲，西到武汉，东到上海等地，从事革命工作，曾任汉口市妇女协会组织部部长、全国互济总会负责人兼营救部部长。1933年，在上海被捕，解押南京，1934年秋在雨花台就义。

作为母亲，为了与恶旧势力抗争，她为了躲避白色恐怖的威胁，不得不抛家别子，忍痛割爱。她与刘少奇共同生活了10年，生育了长子刘允斌、次女刘爱琴、幼子刘允若。她牺牲时，长子8岁，幼子才3岁。难友回忆，活泼、开朗的何宝珍，在狱中有时也会因思念亲人而神情忧伤，悄然流泪，然而面对残酷的现实，革命的热情和意志力让她很快忘却瞬间的忧伤，把思念与柔情深深地埋人心底，暗自宽慰自己说：“干革命怎能顾得了这些！人民不解放，我的孩子也得不到幸福。”她在心底为孩子们祝福许愿：“但愿小宝贝们能在艰苦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只要他们活着，等革命成功后，一定送他们去学习，让他们学科学、学技术，建设我们的国家。”

作为革命者，她以大局为重，服务革命需要，四海为家，无怨无悔。和刘少奇结合后，他们是一对患难与共的夫妻，是一对为革命理想奋斗不懈的伴侣。她有两个战场，在外——从事党的交通、救济、妇女等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卓有成效，赢得交口称赞；在内——不仅要承担妻子的责任，精打细算，体贴入微，照顾好刘少奇的身体，还要做好秘书工作，帮助刘少奇抄文件，整资料，校文稿，提意见，是出色的革命助手，为共产党早期的工人运动发展和理论总结作出积极的贡献。

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她对党忠诚，敢于担当，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当初入党的誓言，“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由于叛徒出卖，何宝珍的真实身份暴露。面对敌人一次又一次的酷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坚守党的机密。无计可施的敌人最后对她说：“是死是活，两条路由你选。要活命就老实招来，顽抗死路一条！”她轻蔑地冷笑着说：“要口供，没有！要命，请吧！革命者是杀不尽的！”

1934年深秋的一个早晨，雨花台北刑场，何宝珍迎着黎明的晨曦，唱着国际歌，大义凛然，英勇就义。那年，她才32岁。

刘少奇称赞她：“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指出：“在雨花台留下姓名的烈士就有1519名。他们的事迹展示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要注意用好用活丰富的党史资源，使之成为激励人民不断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为了贯彻落实习总书记考察江苏讲话精神和江苏省委要求，铭记革命先烈，弘扬革命精神，服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促进文化建设上新台阶，根据江苏省委宣传部的统一安排，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京市委宣传部、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和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等单位联合编纂《雨花台烈士传丛书》。《何宝珍传》是其中之一。

何宝珍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女党员之一，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的亲密战友和夫人，1934年在雨花台英勇就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正是由于何宝珍等一批又一批革命先烈前赴后继，壮烈牺牲，才换来了我们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王光美曾为何宝珍烈士题词：“缅怀何宝珍烈士，学习她的革命精神。”今天撰写《何宝珍传》，就是要重温烈士的英雄事迹，传承革命精神，教育激励后人。

2015年6月，我有幸承担了《何宝珍传》的撰写任务，深感神圣而光荣。撰写工作分两个阶段进行：是年7月至12月，重点收集资料，拟定写作大纲；今年1月，开始撰写《何宝珍传》，3月31日前交稿。

对我而言，这项工作是一个全新的挑战。由于过去对党史工作接触不多，关于何宝珍的生平和相关资料了解甚少，要写好传，突破过去几百字、千把字小传的束缚，扩充到10-15万字的一本书，难度很大。在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的帮助和指导下，在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领导关心和支持下，我全身心地投入到烈士传的写作当中。为收集何宝珍烈士的资料，我先后走访了道县、衡阳、长沙等烈士生活、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并与当地党史部门联系，实地走访，亲身感受。此外，我还专门去北京采访了何宝珍烈士的女儿、89岁的刘爱琴教授。通过她，尽力搜寻、捕捉流淌在血脉里的传承，重现当年烈士的音容笑貌、精神气质。尽管如此，资料收集仍有许多缺憾，原因是年代久远，与烈士同时的玩伴、朋友、同学、战友等大都已经过世，而且烈士在战争年代大都从事的是秘密工作，留存的档案资料有限，如：和刘少奇南下广州，北上满洲、顺直等地工作，具体承担的工作十分模糊，只有只言片语；在上海互济会工作时身处白色恐怖之中，化名秘密开展活动，有关记述零乱不清，近乎空白。毫无疑问，这都影响了写作所需要资料的丰富性和完整性，影响了传主形象的塑造，略欠饱满，稍显单薄。

从接受任务开始，到外出采访，到落笔写作，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高度重视，张立新主任、曹建国副主任关心和支持，为任务的最终完成提供了决定性条件。本书在撰写过程中，还得到了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马维瑜、徐彦、吴斌三位处长以及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向媛华馆长等热心帮助，提供了很多采访线索，使我少走了很多弯路。另外道县史志办、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湘南学联纪念馆、宁乡花明楼刘少奇纪念馆、耒阳党史办等单位积极协助了本书的撰写，在此谨致以诚挚的感谢。特别是道县史志办黄春祥主任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并提供了《何宝珍资料汇编》等珍贵资料。本书写作中还有幸得到了何宝珍的女儿刘爱琴教授、《女杰何宝珍》作者胡正耀老师、道县党史专家何家壬老师的指导与帮助，在此深表谢意。外出收集资料时，我的同事吕晓红亦襄助甚多，十分感谢。

此次《何宝珍传》的写作，不仅拓宽了我原先关注的领域、研究方向，而且在精神上也得到了一次洗礼和升华，每每遇到困难之时，烈士那种敢于担当、对党忠诚的形象就会浮现在眼前，激励、催促着我，奋力向前。刘爱琴老师说：“因为我们的母亲是烈士，我们思想懈怠、无所作为，就对不起我们的母亲。我们思想进步、工作上做出成绩，才是对母亲最好的告慰。”是的，做好工作才是对烈士最好的告慰。

作者

201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