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记》，和文学问题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一个令人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仰卧着，坚硬的铁甲一样的背紧贴着床……”是的，卡夫卡，《变形记》，小说的开始。在这个小说的开始，卡夫卡就用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告知我们，他所说的“不是真的”，不是真实发生，在这里，小说早早地就溢出了我们的日常和科学，而进入到一个相对陌生的境地。格里高尔，一个小职员，在骤然之间就变成了甲虫，可他，和现实世界和自己家人的联系还在，和旧有生活里的倦惫、向往、恐惧、麻木的联系还在。这个在纳博科夫看来缺少翅膀却多出了眼帘的巨大甲虫，带着仿生学意味的肉身和小职员的旧灵魂，进入到一个梦幻的、陌生的世界中，这个世界，属于创造。
我想我们必须申明，小说中的世界属于作家的创造，这是第一个需要重申的常识。尽管，它可能会用到诸多来自于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的原材料。尽管，它可能会，有诸多仿生学上的处理，让它有某种的逼真感，“像”生活。尽管，它可能最终涉及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难题，一难或者两难三难，并将它安置于隐秘的核心……但我想我们必须清楚，小说要处理的往往并不是已有的发生，而是发生的可能。这种可能，属于想象，属于作家独特的建造。的确，一个小职员一觉醒来便变成了甲虫，这不会是真的，我们从来没有在新闻纸上读到这样的范例，除非是在愚人节——可在小说的天地里，它却可以毫无理由地成为前提，白纸黑字。在这点上，作家确实像纳博科夫所认为的“魔法师”，他创造出语言，人物，行动，曲折和故事，创造出一个能够自成一体的天地——
自成一体的天地。在伟大的小说家那里，伟大的诗人那里，包括伟大的艺术家那里，再造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完全是一种自觉，是艺术最珍贵的诉求之一。它们不仅要和我们的现实世界相区别，还要与其他作家其他艺术门类相区别。文学和艺术，自古就是造山运动而非爬山运动，这点需要明确。自成一体的天地，具有强烈的个人标识，带有从艺者的气息，梦想、思考和幻觉，是用属于自我的眼光完成对“世界”的勾勒、再造——随着格里高尔·萨姆沙的变形，一个区别于日常的陌生世界向我们展开，在这里，我们要和格里高尔·萨姆沙一起面对陌生和它的后果，面对，在父母、妹妹和女仆眼中已经“变形”的自己。从一个令人不安的梦中醒来，格里高尔所见的世界似乎一切如旧，阳光照常升起，可谁能知道在他身上的天翻地覆？卡夫卡知道。卡夫卡通过再造的世界，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新路径。
在卡尔维诺建构的世界里，它竟然，提供一种独特的轻逸，有强烈的童话感：某个人，梅达尔多，可能被炸弹或者什么分成两半儿，一半儿善良，一半儿邪恶，“心怀恶意的人没有一个月夜不是恶念丛生，像一窝毒蛇盘绕于心间；而心地慈善的人，也不会不产生出放弃私念和向他人奉献的心愿，像百合花一样开放在心头。”——分成的两半儿一个行善一个作恶，他们把这个本来就混乱而可怕的世界搞得更为混乱，最终，这两个半身人会得以重新缝合，变成一个，“也许我们可望子爵重归完整之后，开辟一个奇迹般的幸福时代，但是很明显，仅仅一个完整的子爵不足以使全世界变得完整。”在卡尔维诺的世界里，罪恶、杀伐、意识形态征战、生死都跟着轻逸起来，他有一双上帝之眼，那些似乎大得不得了的事件在他眼里就像争斗中的蚂蚁，虽然，上帝于它们有无限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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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小说，经典文学
2015年，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教学时，我曾为硕士生们开过一门课，《经典小说研究》，侧重讲述20世纪以来较为新颖的、但同时具备经典性和启示意义的小说文本，这本书，部分是那堂课的“成果”，当然也有所延伸。现在，我在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担任教职，我希望这门课能够延续，我愿意将我作为作家的审美与趣味，我对文学的理解和审视能与更多的人分享，尤其是“读图时代”的年轻人。
我对文本的选择原则是：一、经典性，当然是经典性，在这点上我愿意保持某种的苛刻，包括部分偏见。二、侧重于20世纪以来，有创见和展示了新可能的文本，它，多少是其他教授在教学中不会过多谈论的，但又是影响着作家、影响着写作面目变化的文本。三、侧重于国外经典，国内经典非不想谈，是不能谈，面对诸多现当代的老师与研究者，我怕自己太过不严谨，露怯。其实第二点、第三点或多或少都是出于“选择战场”的考虑，我要选择我所擅长的、有利的，甚至是“独有”的。四、个人兴趣与个人偏好。我承认它会是一本过于“个人”的书，它过多地遵从了“我”对文学对作品的判断。我所选取的，是我自认的“背后神灵”，是闪耀于我头上的星辰。
这里，侧重谈的是小说，间或涉及诗歌，但诗歌是很小的部分，仅有两篇文字有所涉及。
需要承认，诗歌，一向是我所喜欢的，我愿意列举那些对我构成影响的诗人们的名字：艾略特，普拉斯，博尔赫斯，希尼，艾利蒂斯，帕斯捷尔纳克，里尔克，马克·斯特兰德，帕斯，尤瑟纳尔，保罗·策兰，辛波斯卡……终有一天，我会更多地谈论我对诗歌和诗人的理解，但在本书中我只收录了我谈米沃什的一篇文字，以及一篇谈论叙事性对诗歌“拓展”的文字。而在米沃什身上，思想者的身份较之其他诗人可能更明显些，我重点谈论的也是他的思考与启示，只在最后一段谈及了他的诗。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也兼有诗人的身份，但在谈论中我部分地“切割”了他的文学，专注谈论的是他的小说。“切割”掉他的诗歌，或多或少，是因为我认为他的小说艺术质地和个人特征更强烈些，它本身就具备诗歌的“功能”，诗歌在博尔赫斯那里更多是种延伸——是的，这是偏见，但我不准备修正。
我承认，在这本集子中的部分篇什，还保留有课堂教学时的口语痕迹和语言痕迹，虽然我曾试图将它们完全地、完整地修正一遍，消除它。但完全删除同样是有问题的，它有时会破坏我的解析方式。在经过权衡之后，我决定不做完全地修改。
何谓经典？什么样的小说才是经典小说？经典小说又应具有怎样的品质？它，永远是个问题。经典，字典上给出的定义是：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作品。典范性，就是要求这部小说是某一艺术方式、叙事类型的集大成者，有代表性，有高度，并且达至基本的完美；而权威性，则强调的是它有广泛的认同，有让人信服、敬重的艺术力量。
……
如何面对经典作品？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才是恰当的？我们如何在这些经典作品的学习中补益我们自己的创作，丰富和确立自己的审美？
我想到两个成语。一个是“胡服骑射”，一个是“邯郸学步”。它们连在一起，我以为就是我们面对经典应有的态度：“胡服骑射”是拿来主义的，它要求敞开自己，学习他者的长处，不断修正自己，以适应变化的需要，时代的需要，文学的需要，思考前行的需要；“邯郸学步”，则是要我们在拿来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什么是自己的、本质的，它是根，是固有，所有的拿来都必须作用于你自己的、本质的固有，在对经典的学习中要始终记得什么才是自己的，必须坚持的，和他者区别的。“邯郸学步”是个非常有意味的警告。
“倘使列举所有令我或多或少受益的作家，他们的影子一定会将在场的所有人都笼罩在黯然之中……他们向我揭示讲故事的秘诀，更促使我探究人性的奥秘，让我敬仰人的丰功伟绩，也让我惊恐于人的野蛮恶行。这些作家是我最诚挚的良师益友，他们激发我的使命感。我在他们的书中发现，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希望始终存在；即便只为能阅读故事，能在故事中任幻想驰骋，此生不枉也。”这段话，来自于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他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感言。是的，倘使列举所有令我或多或少受益的作家，他们的影子一定会将所有人都笼罩在黯然之中；当然，倘使处在暗夜，那些或多或少令我受益的作家们也会亮出他们的微光，就像是，头顶的星辰。
感谢凤凰文艺出版社，感谢我的责编李黎先生。感谢河北师范大学，为这本书的出版提供的资助。感谢文学的给予，它的给予时常让我百感交集。
《在我头顶的星辰》是鲁迅文学奖得主李浩，关于卡夫卡、马尔克斯、海明威等十余位文学巨星的教材式解读。
作者将自己置身于星光璀璨的二十世纪文学的场景之下，以文本细读的方式阐释其敬仰之情和热爱之心。
本书为著名小说家、鲁迅文学奖得主李浩关于现代以来小说阅读的诸多心得和体会，“在我头顶的星辰”，意指卡夫卡、布鲁诺·舒尔茨、米沃什、纳博科夫、君特·格拉斯等诸多现代以来的小说大师以及代表作品，作者将自己置身于星光璀璨的二十世纪文学的场景之下，以文本细读的方式阐释其敬仰之情和热爱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