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丽主编的《语之可（6频倚阑干不自由）（精）》定位于高端阅读群体，兼具史料性、思想性、文学性的历史文化大散文。

孙郁、余世存……名家名篇，“文史之旨趣，家国之气象”。在历史的省思中关注人文情怀，以思想力澄明未来。

既有学者的深邃思想，旨要高迈、洋溢着天赋和洞见；又有文人的高格境界，灵动优美、感动人心。

民国时的北漂；谋国不成，谋家有成的康有为；乱世为儒熊十力；沈醉回忆溥仪的最后七年；饱受非议的影星上官云珠的薄命人生；张学良侄女回忆张学良的最后人生岁月……

本书另附奥地利知名象征主义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1862—1918）的经典画作。他的作品既有象征主义绘画的哲理性，同时又具有东方的装饰趣味。潜在的神秘主义色彩、强烈的平面感和富丽璀璨的装饰效果，使画面弥漫着强烈的个性气质，对绘画艺术和招贴设计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张亚丽主编的《语之可（6频倚阑干不自由）（精）》收录了孙郁、余世存等名家名篇。对康有为、熊十力、张学良、上官云珠、溥仪等近代闻人在风雨飘荡的革命时代（民国），甚或到1949年之后新的历史背景下，令人欷歔的人生际遇和命运沉浮进行了忠诚叙述。

孙郁 帝京的漂流者

余世存 康有为：谋国不成，谋家有成

朵渔 乱世为儒熊十力

沈美娟 沈醉回忆溥仪的最后七年

沈寂 韦泱 我知道的上官云珠

张闾蘅 周海滨 我的伯父张学良

王鹤 毛彦文：爱与痛俱成往事

丁聪 沈峻：不要眼泪不要悲伤

《语之可》·诞生纪

孙郁 帝京的漂流者

北京是有点胡气的地方，写好它并不容易。明代以来，谈北京的著作一直很多，有的已成经典。我历数那些有趣的文字，觉得写得最好的有两类人，一是客居那里的士大夫，二是有过异乡经验的北京人。刘侗、龚自珍、陈师曾都是外地人，他们对北京的描述，传神里透着哲思。老舍是在远离北京的地方写下了《二马》《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叶广芩移居西安后，京味作品才越发醇厚起来。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记得是邓云乡在一本书里写北京的风俗，好像一幅幅画，真的美丽。邓先生常年生活在上海，并不久居京城。于是便得到结论：北京的形象是由那些诸多非北京的因素构成的。

非北京的因素是什么呢?大概是漂流于此或移居于此的人的眼光吧。我与邓云乡先生只见过一面，知道他一直出出进进于帝京，感慨自然不同于别人。那是在湖广会馆的一个堂会上，友人祝贺季羡林米寿，许多人聚在一起。那一天上演的是《空城计》，颇为好看。邓云乡特地从上海赶来，并写了旧体诗一首。大家都说这诗好，我便把它拿到晚报刊出来。对邓先生的学问我知之甚少，但他对北京历史与风俗的表述，都很有意思。他人在上海，却对旧京充满感情。久居北京的老人对此不太服气，觉得他对古城的理解有点皮毛。可是就文化沿革的记载而言，邓先生是不可多得的人物。北京的人文地理，在他那里是有点色彩和味道的。邓云乡在北京求过学，对帝都的特色比一般人敏感。倒是久居城里的人，对此不太在意了。他的许多文章，代表了曾在京城居住者的心思，说起来真可以写一部大书。也由于他，我常常注意那些外乡人初入北京的文字，这或许与我是个异客有关。北京这个地方，因为外乡人的涌现才有了它特别的格局。异客笔下的北京总有一点不同的调子的。

多年前看到孙犁的一篇文章，写初到北京时的感受，被电了一般地触动了神经，发现他刚来此地时的心情，仿佛自己也有过。身处异地，举目无亲，要坚持自己的梦里的路，是大不易的。那是20世纪30年代，北京已改叫北平，年轻的孙犁怀着抱负来此，大约也是寻异路的。可是环境毕竟太坏，自己并不适应，便悄然溜回故土，做别一选择了。我想起了我的父亲，也是这样的，从内蒙古流浪到古都，他生前和我谈到那时苦楚的样子，对己身多是嘲笑，而遗憾的感叹也是有的。类似的情况在民国不知道有多少，那个时代一些人走向革命，不是没有原因。在没有出路的地方，地火要烧出来的。有一年读到梁斌的回忆文章，发现了类似的经历。他在那时候也是到旧京寻梦的人，似乎也遇到问题，碰壁是必然的。梁斌在文章里写道：

一九三二年，母校解散，失学失业了。一九三三年，正是我二十岁那年，流浪到北京，住在二姐家中，还是想入学读书。有人介绍了一个私立中学，我搬去住了几天，那简直不像个中学；教员少，学生也少，是才成立的。有人建议，叫我上郁文大学，混个文凭。考了一下，还真考上了。可是郁文大学是当时有名的野鸡大学，共青团员上野鸡大学，觉得很不光彩，混个文凭又有什么用?我没有那么多钱，也上不起。想来想去，还是走我自己的路，到北京图书馆自学，专攻文学。

梁斌的选择在那时候有代表性。失业是大痛苦，现在的青年人也多少感受到这些。所以要留在城里，必须要有靠山，或投亲，或靠友。一无所有者，只能回到故里。勉强留下来的，都挣扎着。偶有幸运者，也是遍体伤痛。现代文学这样的描写，实在是不胜枚举。

那些在北京客居的人，很少去写礼赞北京的文章，虽然喜欢千年的老屋和古树，却也对其莫测的世界有无名的感慨。即便是名校的学生，在幸运里也含着失落的记忆。他们毕业后，一般能在一个地方找到工作，教书或做职员、记者之类，都是一种选择。但对旧京的一切，似乎都难以进入，隔膜的地方也是有的。汪曾祺在四十年代来到北平时，颇不习惯。他在午门工作的几个月里，心情是寂寞的，对这个深不可测的宫殿一隅，竟生出悲凉的感觉。待到解放军南下的热潮卷来，也就随军而去，不再与古董们为伍了。

离开北平的愤怒的青年后来写到自己的经历，对胡同里的人生都有着怪怪的感受。高长虹就厌恶京城里的老气与市侩气，他在其间得到的多是失败的记忆。而丁玲则是另一种眼光，好像对上海的感觉更好一些。三十年代的青年，毕业后厌恶为官，以为是没有出息的选择。冯至先生谈那时候的择业理念，是宁可到东北偏僻的地方当老师，也决不苟且在官僚社会里。他从北大毕业后就去了黑龙江教书，自以为是快乐的。那时候的冯至在里尔克的诗情里，绝不眷恋京都的好处，仿佛精神高于一切，虽然自己不掩饰对红楼的怀念。我看他与废名、杨晦的通信与交流，感到了他们的忧郁里的诚恳。那些友人也正在流浪般的寻觅里，快乐地．写着自己的诗文。P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