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十岁时进耶稣会。教士主办的路易中学（CollegcLouisLeGrand）。他们用着他们的模型来教育他。所授的科目有拉丁文，有修辞学，养成学生尊崇古典文学的心理，如史诗、悲剧、语录之类。他们也很重视仪式，教学生娴习上流社会的节度。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哀和他们倒是非常相得。
像他那样幼小而思想广博的学生，耶稣会教士还是第一次遇见。“耿直温厚的”波罗申甫曾经感动地说：“他欢喜把欧洲重大的问题放在他的小秤上称过。”但这位中学生究竟还是孩子，难免有时要作弄他的老师。路易中学的惯例：要待小礼拜堂圣水缸里的水结了冰方才生火。怕冷的小阿鲁哀便把院子里的冰块偷偷地放人圣水缸里，这种玩意可说是他的命运的先兆．
他十二岁时已能毫不费力地写出华丽平易的诗句，醉心学问的神甫们对于这个神童的怜爱自然可想而知。他们把他的诗作传布出去。其中有一首被沙托纳夫拿给尼农．特．朗克洛看了，那位美貌的八十老妇人就要求把作者领来见她。神甫便依言领了他去。她问他对于詹森派论战的意见，觉得他颇有胆量，心思巧妙；后来她临死的时候遗命送他一笔小款子作为书籍费。
一个博学的名姬，一个思想自由的教士，一般耶稣会的神甫，服尔德所受的这种教育很可说明为何他是当时完满的代表了。人家说十七世纪是路易十四的世纪，十八世纪是服尔德的世纪。这是不错的。在一个中产阶级议论是非的时代，他便是一个议论是非的中产者；在一个宗教论争最剧烈的时代，他便是最熟悉论争，关心宗教而反宗教的人；在一个古典主义的时代，他便是一个古典主义者，一个前代规律的承继人；在一个科学萌芽的时代，他虽非专门学者而确是博闻强记的爱好者与宣传家。走出校门时他对于自己的才力已有充分的把握。父亲叫他选择一种职业，他答道：“除开文人以外，什么职业我都不要。”
书吏阿鲁哀（他在儿子读书的时节已经买了一个司法的缺份）原希望儿子成为一个法律家。但一个轻视一切的青年，怎能叫他在法科学校中留得住呢？人家向他解释法律家可有如何崇高的地位，他却置若罔闻地答道：“告诉我的父亲，说我不要买得来的尊崇，我会不费一文地自己挣取尊崇。”
先是由于沙托纳夫的提携，不久靠着他引人人胜的思想’他从二十岁起已经为王公贵冑的座上客’老诗人肖利厄”周围尽是一派奢华放逸的空气，服尔德就是耽溺在这种环境中。他见到孔蒂亲王②与旺多姆公爵‘，他替时髦女子修改诗文，在一个威武不足聪慧有余的男子，这倒是取悦女人的一种方法。他写了一出题做《俄狄浦斯》“的悲剧，自以为新奇可喜，因为如古希腊人的作品一样，其中亦有合唱⑤。少数旁人对他的赞美使他欣喜欲狂。他开始运用讽刺、短诗、妙语，来养成树立敌人的巧妙的艺术。贵族们与他结为朋友，他亦居然和他们分庭抗礼。在用餐时他对众人说：“我们在此都是亲王呢还是诗人？’’贵人的薄情与傲慢的滋味，他还不曾尝到呢．
其实，要是沙托纳夫不当荷兰大使不把他带去充随员的话，他二十岁时早就尝到这种滋味了．年轻的阿鲁哀当随员吗？因了人家的宠爱，因了自己漂亮的抒情天才，因为能写情诗，他居然当起随员来了。但这个随员是情绪丰富的，在癫狂的外貌下面却是正经得可怕。谈恋爱稍嫌脆弱，做工作倒够结实了。随员吗？其实更像一个教会里的学习修士，他的宗教在本身没有变得热狂的以前是专门攻击热狂的信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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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傅雷翻译出版奖”在海内外声名鹊起，常有法国人间我：能否撰写一部傅雷传记？或者，有没有好的傅雷传记可以译成法语，让法国人也知道这位伟大的翻译家？
一个民族，对于将自己的文化传播至万里之外的外国人士，往往并不懂得感恩。至今在法国，知道傅雷先生的人仅限于少数专家。相反，对于那些将他山之石搬移到母语文化中的自己人，人们还是会尊敬有加。无论是玄奘，还是严复，都在中国文化的圣山中有了自己庄严的墓碑。
在中国文化的先贤祠中，傅雷先生也早已有了可以告慰其在天之灵的尊贵席位．2016年是他愤然、悄然、寂然辞世50周年，无论是在传统媒体还是自媒体上，都出现了海量的纪念文章，足以为证。然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任何一位以翻译家之名而流芳于世的人士都无法相比的。“傅雷”二字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也超过了无数不论涉及何种语言的优秀翻译家。可以说，以翻译家成名，而意义远远高于一切翻译家的人，唯傅雷先生一人。能将自己的信念与实践如此一贯地付诸一生，亦唯有傅雷先生一人。
究其由，从根本上看，是因为傅雷先生的人格从内到外的完整性，其文化素养从西到中的互补性，以及其风格从古到今的延续性。而这一切，都完美地体现在其对英雄传记的热爱和翻译中。
傅译的五种传记，涉及三位作者，三类不同的传记形式，跨度大，涵盖多种文艺门类：文学（托尔斯泰），美术（米开朗琪罗），音乐（贝多芬），哲学（服尔德）。可以说，这些文艺门类都以不同方式滋养了傅雷先生。这些人有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都是“巨人”，或称“英雄”。然而，这类英雄并非简单的超人，而是深人人世，虽历经苦难却依然为人世做出无私奉献的人．因此，这其中最为独特的《夏洛外传》一一因为夏洛本身源自艺术虚构，而非真实人物一一反而最能体现傅雷先生对这些传记的认识：夏洛集卑微与伟大干一身，完美地展现了人类的生存境遇。
同样，翻译也是集卑微与伟大干一身的事业。傅雷先生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翻译领域，但他的名字，又确实与翻译紧紧联系在一起，甚至成为翻译的代名词，而这正是翻译的骄傲。套用一句《夏洛外传》的作者讲述夏洛与卓别林之间关系的话：傅雷先生的微贱就是翻译的微贱，傅雷先生的伟大，也就是翻译的伟大．
人们常问，傅雷有没有翻译理论？我认为并没有。他有翻译观，但没有翻译理论．又问，傅雷有没有翻译风格？则明显有。但这种风格，并非来自现代理论家们所说的主观投射，亦非许多译者引以自豪的“透明”。傅雷先生的翻译艺术精髓，在于一个“化”字。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传神”，却忘了艺术真正的境地是“出神入化”。《说文解字》中有囮字，许慎的解释是：囤，译也。这一解释，尽管可以说留下了后患，为“译”与“讹”打通了道路，却从宇源上为“译”与“化”建起了桥梁。这也是为什么傅雷先生在黄宾虹的绘画中找到了自己可以“与归”的真正同道，因为二者具有同样的一种化境。一种封闭中蕴含的开放，规则中体现的变幻，古典中含苞欲放的现代。
现代的翻译理论，往往推崇丰面上的直译，而且支撑这一倾向的最大论据就是：直译可以为母语带来最新鲜的语言表达，并在某种“异态”中，为母语开拓出无穷的可能性。这也是当年有不少初出茅庐的年轻翻译家曾诟病傅氏译作的原因。然而，他们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即以一种“同态的”、表面上并无变革和差异的中国文字，从整体上完整讲述原本由外语讲述的西方故事，这本身就是一种开放和革命。无数现代中国的著名作家都觉得欠了傅雷先生的“债”，正源于此。它所拓展的，也许不是现代语言学家或符号学家们所谓的“能指’’层面，却直接在一种文明的内核中，引入了他者的存在。这种存在，因语言的“非差异性”而显得更为可信，更无隔离感。傅氏译法使得不同语言、不同文化境遇中的灵魂之间的直视成为可能。而灵魂的直视，也最强烈地体现在传记之中，因为那里蕴藏着人性的最强音。
一个“化”字，也体现在傅雷先生的“重译”行为上。以他独有的方式，傅雷先生“朝花夕拾”，将自己早年许多热爱的作家和热爱的著作进行重译。有的书，比如《贝多芬传》《高老头》《约翰．克里斯朵夫》，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初译”的面目。而且，他一生都在进行这一重译工作。在重译的过程中，他达到了成熟，趋近尽善尽美。每一次重译，都是对他年轻时代的理想不忘初心的忠诚，同时又是凤凰涅槃后的重生。在这中间支撑的，是信仰。于是我们体会到，傅雷先生的“化”，也是教化的化，“变化气质，陶冶性灵”的化。研究傅雷先生翻译艺术的人，往往会忽略这一点：傅雷是一位通过翻译、重译而重建自身的人。他翻译的每一部传记，都是他自己的一部分，是他灵魂得以栖身的肉身。作为一个从旧中国文化传统中诞生的人，他深知中国文化在现代的需求与缺憾，深知中西文化的互补性。与当时所有相信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他相信塑造新人的可能性。而塑造新人，则需要灵魂深处的震撼。只有直指灵魂的文宇，才可以让灵魂坦诚相见。艺术作为“化”的最高境界，巨人与英雄作为“化”的最高追求，成为傅雷的神殿和寄托。因此，每一部传记，都是如中世纪神学家所说的“精神锻炼”的榜样。每一次重译，都是向伟大灵魂的一步迈进。在一部一部的重译中，傅雷先生一步一步完成他的净化与升华，走向他真正的栖身之地：如同贝多芬一样，“他的王国，是在天空”。
因此，我们无须为傅雷先生立传。他翻译的每一部传记，都是他的自传。每一部傅译传记的阅读，都让我们仰望天空。
在一切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中，最少哲学家气息的他倒是最著名，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十八世纪是中产阶级与绅士的时代，是博学的与轻佻的时代，是科学的与浮华的时代，是欧洲的尤其是法国的全盛时代，是古典的而已染着浪漫色彩的时代，而这一切特点都集于服尔德一身，他是十八世纪一幅最完美的图像，
大家都知道有卓别麟而不知有夏洛，可是没有夏洛，也就没有卓别麟了。
夏洛是一个现世所仅有的天真未凿、童心犹在的真人。他对于世间的冷嘲，热骂，侮辱，非但是不理，简直是不懂。他彻头彻尾地不了解人类倾轧凌轹的作用，所以他吃了亏也只知拖着笨重的破靴逃：他不识虚荣，故不知所谓胜利的骄傲：其不知抵抗者亦以此。
《服尔德传夏洛外传（精）／傅雷译著小全集》由安德烈·莫洛阿、菲列伯·苏卜著。
《服尔德传》记录了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泰斗、作家和哲学家服尔德（今译伏尔泰）卫护正义和真理的一生。《夏洛外传》全名是《卓别林创造的英雄——夏洛外传》，法国作家菲列伯·苏卜以卓别林电影中的主角夏洛为原型，创造了这个角色。夏洛是一个卑微而又高贵的英雄，是这个社会中一切弱者的影子，以其卑微的高贵，成为众多读者心中的英雄。
《服尔德传夏洛外传（精）／傅雷译著小全集》由安德烈·莫洛阿、菲列伯·苏卜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