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和民国文人》是一本学术随笔集。作者刘淑玲多年潜心于中国现代新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研究，对吴宓、陈寅恪、钱穆、周作人、沈从文、杨绛等大师前辈多有独到的体悟，学术的理思之余，又常有情动于中而不得不发的情怀。本书汇集的一系列文章，看似零散，实则在在都是对上个世纪一代学人命运的叩问，继续求索他们那些未完成的命题；有学问，也有文学。

刘淑玲著的这本《吴宓和民国文人》介绍了，吴宓、周作人、郁达夫、凫公、方玮德、林徽因、沈从文、施蛰存、穆旦、钱胡美琦、杨绛……对于这些民国文人，“文化”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所，也是他们留给这个世界的关键词。

序

吴宓和民国文人

为师者吴宓

后的北平：吴宓在1937

1949年的吴宓

吴宓与方玮德

吴宓与《人海微澜》

“学衡”二字出自何人之手

1928年的周作人

林徽因与三个“京派”刊物

乡村梦影里的城市批判

郁达夫散文中的自我悲剧意识

施蛰存：中国现代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者

穆旦：丰富而又丰富的痛苦

钱胡美琦的“尺度”

《听杨绛谈往事》背后的故事

外篇·域外随笔

英伦访书记

住在布鲁姆斯伯里的燕卜荪

白求恩：战士与诗人

重读潘旭澜

在伦敦怀念张枣

父亲字帖里的“私乘”

后记

为师者吴宓

吴宓有天赋的热情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他从教一生，耕耘八方，桃李满天下，留下了专注执着、一身傲骨的教授身影。

吴宓对自己在哈佛大学的导师、美国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非常推崇。白璧德人文主义学说的基本信念就是综合古今东西的文化传统，站在世界文化汇通的高度，看到只有文化才能使世界联为一体，形成我们谓之智慧的东西。教学就是要传授这种智慧。所以吴宓终生实践着融汇综合，贯通中西古今文化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他为师五十年的教授生涯，从教多所大学，教授过多门课程，培养了无数学生。上述理念是贯彻始终的。

1921年，吴宓从哈佛大学毕业，放弃继续攻读学位，回国赶赴南京东南大学任教。在南京任教的三年，吴宓初任英语系主任，后任教于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系，讲授“英国文学史”等课程。彼时吴宓年轻蓬勃，在哈佛留学练就的英文纯正流利，讲授深入系统，趣味横生，使学生大开眼界，吴宓深受他们的欢迎。他在授课之余还编辑着那份至今在中国文化史上仍被后人称颂的《学衡》杂志。日后，他总结自己初登讲坛的教学生涯也颇感欣慰：“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的三年，为宓一生最精勤之时期。”

吴宓在东南大学的授课，也折服了一个叫梁实秋的人。梁实秋当时在清华就读，到东南大学游览、参观并听课，回校之后在《清华周刊》发表文章盛赞东南大学学风之美，尤其对吴宓的授课风格极尽推崇，并感叹：“清华今正缺乏良好教授，此人之所共言。吴先生亦是清华毕业游美同学，而母校未能罗致其来此，宁非憾事哉！”

此时适逢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改办为清华大学的转折时期。1925年年初，吴宓应母校清华召唤前往，主持筹建清华学校研究院(通称国学研究院)，任研究院筹备处主任。

筹建并主持国学研究院，是吴宓从教一生最辉煌的成就，他的才能和识见在这里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1925年6月，吴宓执礼躬身聘来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任研究院四大导师。其中陈寅恪先生就是吴宓向曹云祥校长力荐而聘的。他写就《研究院缘起》，主持拟定了《研究院章程》，明确规定研究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并为研究院的各项工作树立航标，对研究院的组织、科目、教授及讲师、学员及研究方法等等做出细致规定，这些规定直至他离开以后也一直在贯彻执行。国学研究院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不可多得的文化巨子，他们都是博汇古今的通才。很多学生离校之后还赋诗追怀当年研究院的学风与盛况，叹日：“门墙跻列问奇字，龙象一时尽大儒。”

1926年，吴宓又受命代理清华西洋文学系主任。他参考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针对国内情况，制定出完整的课程设置计划，这也成为后来全国多所高校外文系的参考样板。几十年之后，当年的学生李赋宁感慨地追述：“吴宓主张外文系的学生不应以掌握西方语言文字为满足，还应了解西洋文化精神，享受西方文化思想的潮流并且对中国文学也要有相当的修养和研究。(清华)外文系培养出了许多杰出的人才，与他的思想感染也有关系。”

清华十年，吴宓年富力强，挥洒出他的智慧和才情。开设了多门课程，培养了众多学生。他也与陈寅恪等师友往来唱和，度过了人生的黄金时期。

1937年，吴宓随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成的国立临时大学南下长沙。在远离北平的南岳山上为学生们讲授“欧洲古代文学”等课程。1938年，临时大学奉令迁往云南昆明，吴宓也辗转香港来到云南。

西南联大艰苦的教学环境并没有消磨掉吴宓教书的热情。他在联大讲授“文学与人生”、“世界文学史纲”，它们成为联大最叫座的课程之一。学生说：“我们听他讲课，不仅学到知识，而且提高了思想境界，升华了感情。”多雨的天气经常使室中积水淹没床脚，云南物资匮乏，资料难求，经常遭遇飞机轰炸，但师生论究学术的劲头不减。P3-5

吴宓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无论是典雅守成的人文主义姿态，还是柔里含刚的文人风骨，抑或难以言说的悲剧命运，都值得深入探讨。刘淑玲教授对吴宓早有研究，2004年出版的《<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第一章就是通过《大公报·文学副刊》考察吴宓与新文学的对话关系，现在又推出了这部《吴宓和民国文人》，在历史长河的波澜起伏中解读吴宓的心灵与命运。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几十年间，吴宓曾被视为新文学的敌手，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历史的阴霾才逐渐被揭开，吴宓乃至学衡派的价值才被认识到。《吴宓和民国文人》对吴宓与新月派诗人徐志摩、方玮德之间的深挚友情与诗学认同娓娓道来，让人不仅深切感受到诗人真率的人格，而且更加认识到文坛所谓新旧两派其实是中国文化转型期的两翼，没有激进派的锐意革新，文化的发展就跟不上时代的步履，而没有守成派的竭诚守护，传统的优长就会在急速行进中被懵懂地舍弃，二者缺一不可。正是在激进与守成的相互依存、相互交织与融会重构之中，中国文化才能生生不息地承传与发展下去。

多少年来，在种种历史叙述中，新与旧的价值判断斩钉截铁。其实，所谓“新”，真的就代表正确吗？所谓“旧”，就一定是落伍吗？未必。一则判断新与旧的标准并非不可质疑，二则新与旧各有其价值，未可决然否定。1958年，正当“三面红旗”迎风招展之时，新诗人都在做什么？此前，胡风、阿垅等被打成“胡风集团”锒铛入狱，艾青等被打成“右派”发配边地，穆旦因抗战时期参加过远征军赴缅抗日而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实行劳动管制，曾经领时代风气之先、而今幸运地未曾在政治风波跌宕中倒下的新诗人几乎异口同声地以新诗为“大跃进”高唱赞歌。而在当时的文学史教科书中被视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学衡派主将吴宓，虽然迫于领导的指令不得不写下一首题为《国庆十年礼赞》的应景诗，但是．就在同一天，1959年9月19日，他却默默地写下一首《感时》，在看似古老的诗行中发出了富于民族良知与独立个性的知识分子的心声：“旱荒水涝见天心，暴雨终风喻政淫。长夏禾枯人渴病，平原堤溃水漫深。急耕密植怜枵腹，芒履弊衣劝积金。强说民康兼物阜，有谁思古敢非今？”试看当年诗坛，写出如此披露真实体恤民情逆鳞抗命之诗的，舍吴宓其谁也！真伪善恶美丑，岂能以文体之新旧论断！

《吴宓和民国文人》写的不止于吴宓，还有周作人、郁达夫、凫公、方玮德、施蛰存、沈从文、林徽因、穆旦等等，写出了民国在这些作家的心理、生涯与创作中打下的深刻烙印。民国，在几十年间曾经是一个敏感词，几乎是罪恶、黑暗的代名词。而实际上，民国是中国在一个历史时期内的国名，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是多少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才换取的胜利成果。既然是国家，就不仅有政府，更有社会、民间；不仅有政治，也有经济、教育、新闻出版、军事、外交；况且政治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既有对峙、冲突，也有交织、融汇，也并非一成不变，不能因为后期政府的腐败透顶、不可救药，就全盘否定前期的有所作为；也不能以政府的败亡否定民国的一切。民国时期，不管阴霾多么浓重，也无法遮蔽抗日战争最终胜利的辉煌，不管社会弊端如何严重，也无法否认文学、出版、教育等领域的巨大成就。如果没有民国，何谈北大改革！何谈西南联大苦难中的坚持！何谈鲁迅，何谈吴宓……把民国文人还原到民国历史情境中去考察，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态度。

书中所谈作家学者的生涯与创作并不以民国为限，历史演进的坎坷崎岖，可以引发读者深思。至于海外游学随笔、父亲字帖里的“私乘”，也提供了广阔视野与深邃细部的文化参照，会让读者开卷有益。刘淑玲教授可谓学院派的学者，所著多为学术论著，与此同时，她也能以清新流丽的文笔写出这样富于历史内涵与文学韵味的文章，为我所钦佩。我想，学者坚守学术阵地固然重要，但也不妨走出象牙塔，以人们容易理解的语言、容易引起共鸣的语调，让更多的读者分享学术的探索与发现，岂不善哉！

一直以来，“民国”都是我阅读史中最重要的内容。二十多年前，我以“京派”文学研究为题，完成了硕士论文；十多年前，我以《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课堂内外，和年轻学子们论习民国文人，留下了无数绵延不尽的话题。民国文人与文学，不只是我的职业所在，也是我理解这个世界的窗口，构筑我最深切的生命体验。

吴宓是民国文人中最具标识性的人物：学贯中西，通晓古今。他自幼研习中国古典文化，汲取国学精粹；弱冠之年负箧西行，留学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英国文学系和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学习西方语言，理解西方文化的渊源与精华；而立之年即学成归国，当教授，编杂志，投身中西文化的会通与交流中，终其一生志向未变。

对于这些民国文人，“文化”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所，也是他们留给这个世界的关键词。在奔腾向前的历史长河中，在地球已经无边地敞开、人类可以无限地嘹望远方的今天，“文化”更具深意。因而，他们那些尘封的文字，能够穿越岁月的尘埃，给予我们启示并获得反思。

书中收入的几篇域外随笔，也是我在这种启示和反思中的收获。在海外的阅读使我更深刻地理解了民国文人对中西文化融会贯通的追寻之路，此路曲折坎坷但风光无限，并且行路者绵延不绝。

感谢《书屋》《读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河北学刊》《社会科学论坛》《文汇报》《新华文摘》等报刊对这些文字的先期发表和转载。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本书编辑细致辛勤的劳动。

感谢张中良教授百忙中作序。

感谢我的学生们，你们给我注入了无尽的灵感和活力。

感谢我在中央民族大学的领导和同事们，这是一个温暖的集体，时时给我前行的力量。路途漫长，我们携手同行。

2016年11月22日

写于父亲八十八岁寿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