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岂凡著的《帝国的归宿(两宋卷)》是一本关于两宋历史的通俗读物。

一本书写尽一个王朝的流离命运。

如果说北宋是在耻辱中亡国，那么南宋则是在悲壮中亡国。和北宋相比，南宋的亡国稍有尊严，至少有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这样以身殉国的大臣。

历史学最大的社会意义在于知兴替、明得失。中国漫长的封建时期曾产生过诸多王朝，其兴衰过程历来为世人所关注，多少年来引发了无数讨论与思考，是历史学爱好者永恒的话题。帝国的归宿系列丛书正是基于以上认识，组织了一批具有深厚学养的一线中青年学者撰稿，以正确的史观、翔实的资料、生动的文字，对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等主要朝代的兴衰展开分析与阐释，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帮助，并引发进一步思考。

袁岂凡著的《帝国的归宿(两宋卷)》为丛书之两宋卷，围绕宋朝的灭亡过程展开，讲述帝国迟暮之全过程。

第一章 祖宗家法

 第一节 杯酒之间释兵权

 第二节 军制建设控军权

 第三节 中央官制削相权

 第四节 重文轻武留后患

第二章 宋辽和战

 第一节 图谋幽云十六州

 第二节 雍熙北伐终失意

 第三节 澶渊之盟开太平

 第四节 忘战去兵武备废

第三章 宋夏和战

 第一节 宋夏和议三足立

 第二节 冗兵冗费贫弱生

第四章 改革时代

 第一节 庆历新政除弊政

 第二节 熙丰变法挽狂澜

 第三节 哲宗亲政护新法

第五章 帝国末途

 第一节 轻佻君王临天下

 第二节 助金灭辽酿大错

 第三节 靖康之变耻千秋

第六章 南宋偏安

 第一节 建炎南渡寻偏安

 第二节 壮志难酬河山旧

 第三节 军政制度有变革

 第四节 帝国衰颓难回转

 第五节 联蒙灭金蹈覆辙

第七章 南宋亡国

 第一节 无可奈何衰落去

 第二节 蒙元入侵帝国崩

后记

第一节 杯酒之间释兵权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后，帝国旋即陷入一个困境，那就是：如何防止“陈桥兵变”的历史重演？

军人掌握足够的兵权，就能发动政变、改朝换代。这个规律在五代十国以来不断上演。赵匡胤由兵变当了皇帝，某一天，在他的部将身上会不会也发生“黄袍加身”的事情呢？起初，赵匡胤并没有太担心这回事。不是他不懂得统兵大将权力过大的危害，而是他比较信赖自己的部下。

文臣赵普却不这么认为。

赵普读书不多，为人忠厚。其家世算不上显赫，但自曾祖父以来，数代为官。陈桥兵变前，赵普即为赵匡胤亲信幕僚。当时赵普颇受当朝宰相范质的器重，被举荐为“军事判官”。这是一个主管军队军纪执法的官员，说明赵普应该善于辨别是非、能断案。在其之后的为人处世中，也印证了这一点。

赵匡胤与赵普的交往，应该主要是从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开始的，而且是赵匡胤的父亲与其交往在先。这一年，赵匡胤攻下滁州后，他的父亲赵弘殷在滁州养病。赵普则朝夕侍奉药饵，赵弘殷于是以宗族的情分来对待他。这种“宗族之情”后来成为赵匡胤与赵普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重要基础。

据说，赵匡胤曾经与赵普交谈，也觉得他很不寻常。当时捕获盗贼100多人，按律当斩；但赵普怀疑其中有无辜的人，于是展开询问，结果很多人经过排查、弄清真相后存活下来。赵普的司法才干于是进一步得到认可，后来还调任到渭州继续担任军事判官。但此后赵普的人生际遇，基本上都随赵匡胤的发展而变化。赵匡胤升迁，赵普也会跟着被推荐、调动升迁。赵匡胤对赵普的信任始终是牢固的。“陈桥兵变”之发生，赵普是主谋，于赵匡胤有奇功。宋朝新定，赵普更是很多事都想在了宋太祖赵匡胤的前面，未雨绸缪、积极谋划。

史书记载，北宋建隆二年（961年）宋太祖赵匡胤跟赵普有过一番对话，这番对话主要是太祖赵匡胤向赵普问询对策。大致内容是：

太祖赵匡胤问赵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如何？”

赵普听后马上回答说：“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在这番对话中，赵普从“权、钱、兵”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直指要害。其意要把政权、财权、兵权从方镇手中夺回来；换言之，用“夺、制、收”的办法使方镇与政权、钱财、精兵三者分离。核心是财政，但当务之急却是兵权！

不过，赵普的建议起初并不为太祖赵匡胤所采纳。因为太祖赵匡胤对当时的部下非常信任。谁叛、谁不叛，他心中有数，而且是相当自信的。其实，太祖赵匡胤对此所持的观点也并非没有道理。

因为陈桥兵变前，赵匡胤是从禁军士兵一步一步起家的，他在禁军中有很深厚的根基和影响力。除了有赵普为代表的文臣辅佐之外，赵匡胤在军中亦广结善缘，和许多军官感情都很好，“义社十兄弟”就是突出的代表。（“义社十兄弟”是赵匡胤在军中的结义兄弟，共10个人，大多是级别较低的军官。按文献的不完全记载，这十人大致应该是：赵匡胤、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重赟、王政忠。这些人也正是发动“陈桥兵变”的重要力量之一）此外，后周禁军一些手握重兵的大将，诸如慕容延钊、韩令坤、赵彦徽、高怀德等，也都是与赵匡胤相交多年的密友，在“陈桥兵变”中大多扮演了主谋的角色。这些人，对太祖赵匡胤来讲，应该都是信得过的人。所以，当赵普劝说太相赵匡胤削夺统兵大将权力的时候，赵匡胤是有些不以为然，认为“过虑”的。但在赵普不断地劝说中，有些话还是触动了太祖赵匡胤，使其态度渐渐转变，倾向于尽快削夺统兵大将的权力，因为这些人对皇权的威胁最直接。

根据史书记载，赵普之所以能触动太祖赵匡胤，推测是源于下面的一段对话：

赵普：“但虑（石守信、王审琦）不能制伏于下，既不能制伏于下，其间军伍忽有作孽者，临时不自由耳。”

太祖赵匡胤：“此二人受国家如此擢用，岂负得朕？”

赵普：“只如陛下岂负得世宗？”

太祖方悟而从之。（P3-5）

钱穆先生说到中华文化的三个特点，一是历史悠久，二是不间断，三是记载详密。环顾全球，恐怕没有哪个民族如中华民族这样重视历史。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历史最为完备的国家。

学习历史的意义何在？我理解应该有三个层次：第一，了解我们的先人是如何生活、如何思考的；第二，了解我们的民族是如何发展、繁衍至今的；第三，从中摸索出一些规律，以推动和促进我们当下的生活。很多人在学生时代或多或少对历史都有一点恐惧心理，枯燥的时间地点，乏味的典章制度，为了应付各种考试，不得不死记硬背。但是，当我们积累了一些社会经验，增长了一些人生阅历之后，却会发现，生活中时时处处都有历史的影子在摇曳，那感觉似是而又非、真切而又恍惚，今天好像是昨天的重现，但却又与昨天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这一切，驱动着你想去探寻，是什么造成了昨与今之间的同与不同，是什么导致了今与昨之进步与反动。这就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前辈学者阐释学习历史的态度时，特别指出，对于本国历史应该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应该有一种理解之同情。只有满怀温情与敬意、抱着理解之同情，才能同时摒弃妄自菲薄与狂妄自大，以一颗平常心去面对我们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并从中有所收获。

新中国成立以前，人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普罗大众的历史知识主要来自两种通俗文艺形式——评书和戏剧。义务教育普及的今天，历史仍然是大众读物乃至大众娱乐的重要内容。充斥银幕的热播剧、各大图书排行榜上的畅销书，许多都是以历史为题材。另外，学者皓首穷经的研究成果，则很少有人问津。冷静一想，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我们大陆，即便在今日之美国、日本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也无不如此。在世界华人社会里，是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还是金庸的《鹿鼎记》发行量大？同是“三国”，读《三国志》的有几人，《三国演义》却是家喻户晓。小说《三国演义》《鹿鼎记》乃至电视剧《三国演义》《鹿鼎记》等对培养青少年历史兴趣的功能不容忽视。回想我们这一代历史学者，有多少人是因为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而喜欢上历史并走上专业研究道路，又有多少人一开始就是捧读《史记》《资治通鉴》的？显然是前者。

因此，不必鄙视大众读物，不必轻视大众读物乃至影视作品对于唤起人们对历史、对历史学产生兴趣的作用。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有些大众读物、影视作品粗制滥造，闹了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造成了不良影响。

《帝国的归宿》丛书出版在即，中国华侨出版社的年轻朋友嘱我为这套通俗历史读物写一篇序言。丛书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作为选题宗旨，详述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等主要朝代的兴亡过程。粗读全稿，与一般历史读物相比似乎并无特别之处。细读之下，却感受到了其中的与众不同。丛书作者都是在科研、教育一线的青年史学工作者，他们秉持史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带着一份学术的尊严，投身大众读物创作，其热情与严谨洋溢于字里行间。全稿宏大叙事与历史细节并重，在正确的史学理论之下，从史料出发，切实做到了言必有据。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不少作者将学界的新成果融会贯通，以普通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传播和推广，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普及工作。这一点在丛书的唐朝卷、元朝卷、明朝卷中都有很好的体现。

相信，这套丛书能够在众多大众历史读物中脱颖而出，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

是为序。

方志远 丁酉秋九月望日

如果说北宋是在耻辱中亡国，那么南宋则是在悲壮中亡国。和北宋相比，南宋的亡国稍有尊严，至少有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这样以身殉国的大臣。

南宋投降后，元朝意外地给予宋朝皇室“一定”的礼遇，没有如对待西夏和金朝皇族那样赶尽杀绝。宋恭帝被俘以后，被元朝封为瀛国公。到了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世祖忽必烈突然赏给19岁的宋恭帝许多钱财，让他出家为僧。于是当年的小皇帝宋恭帝成了高僧，为佛教界做出了许多贡献，翻译了不少佛教经文，成为一段传奇。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宋恭宗因文字狱被下令赐死，享年53岁。

至于丞相文天祥，更是备受元世祖忽必烈的宽待，几度准备将其释放。从宋帝呙祥兴二年（1279年）文天祥被俘，到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文天祥被处死，忽必烈羁押了他三年时间。这三年，文天祥宁死不屈，“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即便临刑就义，文天祥也坚持南向跪拜，尔后受刑。当时的情境，有人记录如下：

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二月初九，文天祥在柴市从容就义。文天祥被押解到柴市口刑场的那天。监斩官问他：“丞相还有甚么话要说？回奏还能免死。”文天祥喝道：“死就死，还有什么可说的！”他又问监斩官：“哪边是南方？”有人给他指了方向，文天祥向南方跪拜，说：“我的事情完结了，心中无愧了！”

文天祥死后，谥号“忠烈”。按照谥法，“临患不忘国日‘忠’，秉德遵业日‘烈’”。明朝大臣于谦评价，“孤忠大节，万古攸传。载瞻遗像，清风凛然”。清朝皇帝乾隆评价，“若文天祥，忠诚之心不徒出于一时之激，久而弥励，浩然之气，与日月争光。该志士仁人欲伸大义于天下者，不以成败利钝动其心”。

当然，也有人注意到，南宋亡国之时，大臣并非都如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那样忠贞不贰，那些理学名儒中也有甘愿俯首称臣的，如许衡、吴澄之辈。只是和宋徽宗时期的北宋相比，南宋的亡国体面多了。

那么，南宋何以亡国呢？临难之际，既然不乏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这样的以身殉节之士，那么为什么会落到帝国崩溃的田地？当时有人是这么总结的：

第一个原因是“宰相非人”，即朝廷用非其人。以至于有人说“北宋缺将，南宋缺相”。南宋一朝“权臣…‘权相”问题最为严重。前有秦桧、韩伲胄，后有史弥远、贾似道，皇权一再旁落，甚至皇帝的废立任由权相做主。这是北宋朝不曾见到的。不过共性倒是，不管是权臣还是权相上台，朝政一定因之败坏。宋高宗配合秦桧处死岳飞，自废武功，失去中兴之臣。史弥远对蒙古曲意求和，妥协投降。贾似道更是临门一脚，硬生生将南宋踢向了亡国之门。

贾似道擅权15年，大走邪门歪道，独断专行；并且妒贤嫉能，对不肯屈服于其权势的官员施加打击和陷害。权倾朝野之后，贾似道又大肆敛财，贪财好利。

第二个原因是“台谏非人”，即台谏系统被破坏，台谏官员无法充当“天子耳目”。这也在贾似道时期最为严重。贾似道当权后，台谏官员的任命，无一不出自于他之手，或非得得到他的首肯不可。这样，不仅使贾似道之流的为非作歹有恃无恐，而且成了他们手中迫害反对派的有力工具。

第三个原因是“边阃非人”，即负责边防的大臣用非其人。一方面，边防将帅，并非都是靠自己的能力取得这些职位，有些人是依仗靠山、来自“中朝权贵”。而另一方面，南宋基本上忠实地执行了北宋以来崇文抑武的政策，边阃大员诸如“宣抚使”“制置使”，大多都是由文臣担任，他们根本不懂军事，却让这些人来指挥作战，战场上岂有不败之理？

第四个原因就应该是蒙古族强势崛起，宋蒙实力对比差距实在太大。从蒙古人的西征及其成果来看，当时宋军的确难以抵御蒙古军的进攻。南宋的灭亡，多少有些源于“生不逢时”。在蒙元最强盛的时代，南宋却是积重难返。岂有不亡之理？

不过，在这些原因之外，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弊端。

君主专制制度是一种权力高度垄断在一个家族、一个人之手的制度。这决定了君主无法凭一己之力统治国家，他必须依赖官僚的辅佐或者共治，但又不可能充分信任这些官僚。官僚中既可能有安分守己的正直、才干之士，也可能有心怀叵测、奸邪平庸之人。君主永远避免不了“用非其人”的问题，帝国也永远避免不了昏君或者暴君的出现。居君主之位的人，如果一不小心出现错误，或者在利益的协调上失去平衡，就可能对帝国产生不可逆转的损害。这，就是君主专制的脆弱之处。

北宋或者南宋，都没有逃脱这一历史规律。自秦始皇以来，纵观中国汉、唐、明、清各王朝，单独地看都只有一二百年而已，原因都在于“君主专制”与生俱来的弊端。“君主专制”，实则是两宋以及汉、唐、明、清各朝最终崩溃的“原罪”。因此，两宋时期的皇权纵然较以往朝代更为强大，但帝国的最终归宿却没有成为“例外”。

丛书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作为宗旨，详述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等主要朝代的兴亡过程。全稿宏大叙事与历史细节并重，在正确的史学理论之下，从史料出发，切实做到了言必有据。相信这套丛书能够在众多大众历史读物中脱颖而出，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

——方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