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女真上层统治集团，也和前朝的契丹、身后的蒙元一样，当他们从漠北的草原跨上奔腾的骏马驰骋中原大地的时候，都在农耕文化与游猎文化的撞击与融合的浪潮中，自觉不自觉地经受着新的文明的洗礼，面临着一场勃兴与衰颓、生存与毁灭的严峻考验。
本来，女真人主要是生活在白山黑水的森林地带，从事渔猎和粗放型的农耕以及作为经济补充的定居型的畜牧生产，与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有很大的区别，而与汉族人生活方式则比较接近。这是他们接受“汉化”的重要背景条件。又兼随着金人铁骑的军事扩张，以及作为金朝基本国策的大批汉人北迁和女真人的徙居中土，使他们有更多的机缘与汉文化接触。这样，他们便面临着一个极为严峻的现实课题，就是作为文明程度相对低下的女真族与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汉族自然融合与同化的问题。民族融合的首要条件，是必须各族人民在一起生活。而金代统治者挺进中原的军事行为和“内迁外徙”的重要国策恰恰提供了这一条件。
北宋时期，高度发展的中原文化，对女真这个北方游猎民族的吸引力和融摄力是巨大的。儒家思想是汉文化的核心。金太祖时，一批望风归顺或被迫羁留的辽、宋两朝汉官，首先把儒家思想带了进来，并为金王朝初步制定一套君臣朝仪制度，受到了举朝欢迎。熙宗朝正式确认儒家思想为其统治思想。鉴于熙宗和海陵王先后惨遭杀害，篡弑行为屡屡发生，金世宗践位后，更把中原地区儒家的忠君、孝亲的纲常伦理，视为维护统治、协调君臣关系的法宝。
从铁一般事实中，金朝君主逐渐领悟到，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要巩固已经取得的统治地位，进而统一全国、君临天下，还须在创建“剑与火”的赫赫武功的同时，有效地饱吸汉民族的文化乳汁，全面借鉴历代中原王朝治国驭民的统治经验。
金朝统治者出于对文化载负者的敬重和对汉文化的认同，早在立国之初，就采取了“借才异代”的特殊政策。他们多方延揽中原文士，曾经委派专人赴山西访寻北宋名臣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的子孙；还发出诏令，要求河北各州县四出寻索进士、举人。对于由宋人金的使者，特别是硕儒名士，他们都设法加以挽留。为了罗致人才，金太宗于天会元年实施开科取士。灭辽、侵宋过程中，女真统治者曾反复强调，必须尽力保护图书典籍，并指名索要国子监博士和太学生。汴京城破，金廷明令戒杀儒士，说“秀才懑悫，忠孝为国，不要杀他”。
随着北宋王朝倾覆，徽、钦二帝被掳，大量中原文物尽人女真铁骑的囊橐。从显性文化范畴的礼乐、仪仗、典籍，到隐性文化范畴的封建等级制度、儒家正统观念以及讲排场、图阔气的贵族生活方式，都受到了女真统治者的倾慕。他们并没有把中原文明付之一炬，而是毫不迟疑地主动地接受了汉文化的浸染与熏陶。
其时，举凡文字创立，教育、科举、官制、典章、礼仪的实施，都大量吸收了汉文化的质素。在最高统治者的带头倡导下，通过与汉文化的融合，金文化的形态与结构得以迅速改观，政治、经济和整个意识形态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于这个建立在马背上的帝国的巩固与走向成熟，起到了催化作用。当然，其间也包含着颇大的负面效应。
据《大金国志》记载，太祖之孙、第三代君主熙宗完颜亶，自幼即十分聪悟，后来跟随长辈南征中原，接受燕人韩昉和中原儒士的教诲，遂醉心于汉文化，平日儒服打扮，喜欢诗词、书法和弈棋、象戏，所交游的都是一些文墨之士，这种生活环境决定了他的文化选择，从而完全丢掉了女真族固有的文化传统。他对女真的开国旧臣竞斥之为“无知夷狄”；而他在这些耆宿旧臣眼中，则“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
熙宗非常明确地表示： “太平之世，当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他可以算是金朝第一代的汉化女真人。登极之后，出巡燕京，长达八九个月，流连忘返，乐不思归。古老而丰富的幽燕文明，包括中原皇帝威仪万方的无上尊荣，汉族士子诗礼蔚然的儒雅风流，以及楼阁的巍峨，弦歌的优美，街市的繁华，生活的潇洒，都使他如饮醇醪，既娱悦了身心，又大开了眼界。
历史上，从陈胜到刘邦，这类草莽英雄初践皇位时，都曾遇到过如何制定礼仪以建威严的现实问题。陈胜刚刚称王，原来一起佣工的伙伴跑来要见他，门卫不给通报，他们便在街头拦住陈王的乘车，并大声呼叫着他的名字。没奈何，陈胜只好载上他们一起回来。进了王宫，看到宫室之美、陈设之精，这些人又指手画脚，议论短长，闹闹嚷嚷，不成体统，不仅随便进进出出，而且讲些陈王的不尽光彩的旧事。为了维护王者的尊严，陈胜接受侍臣们的建议，索性把他们杀掉了事。结果呢，很糟很糟，一些老朋友都相继走开，躲得远远的，再也没有人亲近他了。
刘邦即皇帝位，虽然也曾遇到过类似麻烦，但是，由于身旁有几个懂得“周公之礼”的儒生帮忙，情况便大不一样。当时群臣喝醉了酒，个个争功邀赏，有的狂吼乱叫．有的拔剑击柱，弄得高祖十分烦苦。儒生叔孙通便为刘邦出主意：依照先王旧制，明尊卑之序，定君臣之礼。礼仪一定，有章可循，人们的行为受到了规范，朝廷内外立刻井然有序。那些共同起事的将领，无拘无束惯了，这回都变得服服帖帖，一个个规行矩步，跪拜如仪。刘邦高兴地说： “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金熙宗同样尝到了这个甜头。在燕京期间，身旁的一大批儒臣，每天都投其所好，大唱赞歌，讲些谄谀媚上的话，教之以宫室之丽，府库之盈，服御之美，燕乐之侈，妃嫔之盛，乘舆之贵，禁卫之严，礼仪之尊。这样，熙宗便接受了群臣所上封号，初御衮冕，始备法驾，美得“不亦乐乎”，光是仪仗队就动用士卒一万四千多人。
……
P3-5
在创作这些历史文化散文的过程中，我的脑海里始终浮现着一个模模糊糊的画面：海天茫茫，几穗忽明忽灭的灯火，在漂泊的渔舟上，随波荡漾。而核心印象就是一个“遥”字。
遥，是历史的本质性特征。由于诸多条件的制约，历代失记和被遗忘的部分，总要大大超出已记部分。就已记部分来说，人类本身有外在与内在之别，历史所记载的或者说后人所面对的，多数属于外在之物；而内在之物已随当事者的消逝而永远不可能再现。后人只能凭借这些外在之物传递的信息，试图为历史“黑箱”中的一个个疑团解密。早在九百年前，王安石在《读史》诗中就曾慨叹：“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黯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信然。
遥远、模糊，对于史学家解读历史来说，无疑都是致命障碍；而在作家、艺术家那里，“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不仅不是障碍，反而颇富诗情画意。当然，文艺本身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是一段段民族的精神追寻史。对于历史的反思永远是走向未来的人们的自觉追求。而所谓历史感或历史意识，就是指对过去的回忆与将来的展望中体现出来的某种自觉意识和反思，其中蕴含着一种深刻的领悟。就是说，文学家是凭借内心世界深深介人种种冲突，从而激起无限波澜来打发日子、寻觅理性、诠释人生的。他们通过搜索历史与现实在心灵中碰撞的回声，来表现其对于人生命运的深情关注，体味跋涉在人生旅途中的独特感悟。正由于作家观照历史，是既要用眼还要用心的，所以，“史海遥灯”，可能会更加富有诗性，启发其无穷的想象力。
而且，从审美的角度看，历史题材具有一种“问离效果”与“陌生化”作用。和现实题材比较起来，历史题材把读者与观众带到一个陌生化的时空当中，这样可以更好地进行审美观照。作家与题材在时空上拉开一定距离，有利于审美欣赏。朱光潜先生说过：“年代久远，常常使最寻常的物体也具有一种美”“‘从前’这两个字，可以立即把我们带到诗和传奇的童话世界”。是呀，我们小时候，不也常常被老祖母的“从前有一个什么什么”迷得如痴如醉吗?
不过，话又说回来，由于人生的有限性，面对史海的苍茫，即便是再高产的写手，大概也只能像佛经上说的：“弱水有三千，只需取一瓢饮。”我在这方面，所做的就更是微不足道。这也反映在这次的编选工作中——以历史为题材的拙作，总数不足二百篇；而文集限于字数，必须加以遴选。这样，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仅有二十五篇，为数自然更少。
我的选取标准，主要是想尽量达到丰富多样，同时考虑代表性。拙作中的历史文化散文，按题材分，曾出版过帝王、政要、文人、女性、域外、诗话等方面的散文专集。这次都有所体现，比如，文人、女性大约各占三分之一，域外占六分之一(中间有交叉)。历史是在时间中展现的，这些散文所写的，最远的追溯到洪荒未辟之世，中经战国秦汉唐宋辽金明清，直至20世纪末。基本内容，一字以蔽之，就是“人”——寓人性、人生、道路、命运等哲思、史眼于纷繁史实之中。
以我的切身体验，写作历史题材的散文，要做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消化史实，弄清历史人物的行迹和历史进程的脉络，尽量达到对所写人物烂熟于心，动笔之前，历史人物先就活在作者心里，而不单是记住一些事件经过；二是运用史识、掌握史观，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分析，提出独到见解；三是适当借鉴小说、戏剧、电影、绘画等艺术门类的创作手法，进行细节描写、心理刻画、形象塑造，以及必要的联想与想象。前者是基础，后二者见功力。譬如射箭，前者是“至”，后二者是“中”：“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语出《孟子》)
分析历史人物，在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其所处时代、社会环境，研讨其成长、发展路径、成败、得失经验的基础上，我还注意借鉴西方史学研究中经常应用并已证明确有价值的一些现代科学方法，如法国年鉴派的历史分析方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现代遗传学的方法和理念、行为科学、现代人才学、历史心理学等，来研究历史人物的不同特点，比如性格、心理、素质、命运，等等。
历史是一个传承、积累的过程，一个民族的现在与未来都是历史的延伸；尤其是在具有一定超越性的人性问题上，更是古今相通的。把观念交给历史人物的个性与命运，将历史人物在人性、人生方面的种种疑难和困惑作形象的展现，用过去鉴戒当下，探索精神出路，揭示规律性认识，这可以说是我写作历史文化散文的一个立足点。读者尽管与这些历史人物“萧条异代不同时”，却有可能通过具有历史逻辑性的文本获得共时性的感受，同样也会“怅望千秋一洒泪”的。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对思想、对创新充满渴望的时代，人们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超越意识已经大大增强，可是，哲学含蕴的稀薄、动人心魄的思想刺激的缺乏，恰恰是当前文学创作普遍存在的一个薄弱环节。为此，我在历史散文创作中，为自己提出一个深度追求的目标。由以往的注重历史事件、外部世界的描绘和说明性意义的传达，转为对人的个性品格、自身情感、生存状态、心灵世界的深层挖掘，以深刻的人生思考、深层的哲学内涵和情感密度走近读者，从而实现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精神对接。这种深度追求，是同个性化的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缺乏个性化的支撑，势必导致思想的平庸化和话语的共性化。根据我的创作实践，作为一种极富活力的人文精神，个性化可以抵制烦琐、无聊、浅层次的欲望化和心灵的萎缩现象，而表现出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对审美意蕴的深度探求，使心灵情感的挖掘达到一个很深的层面。
文学是灵魂的曝光、内心的折射。苏珊·朗格说，艺术表现的是人类的情感本质。这种情感本质，必然是人类深层意识的外射，是个体生命对客观世界的深刻领会与感悟。也就是说，作者要通过自身的灵性和感受力，通过哲学思维的过滤与反思，去烛照历史，触摸现实，探索文化，追寻美境。
我写历史人物，特别喜欢那些个性鲜明、境遇复杂、矛盾丛生、充满谜团、争议很大的人物，因为这类人物富有可言说性，所谓“大有文章可作”，作家可以大显身手。破解谜团的过程，就是检验作者识见水平、思想深度、历史眼光的过程，也是发挥作者分析能力、施展文学才力的过程。
写这类人物，着眼于人的性格、命运、人生困境、生命意义的探寻，而不是满足于事件的讲述和场面的渲染。比如，我写封建帝王，他们同样是人——当然他们是特殊的人群，由于他们的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予取予夺的政治威权，特别是血火交进、激烈争夺的严酷环境，往往造成灵魂扭曲、性格变态、心理畸形，时刻面临着祸福无常、命途多舛的悲惨结局。这就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加倍关注。
知人论世，突破一般的功业成败、道德优劣的复述，大胆引进逻辑学、数学上的悖论范畴，揭示历史进程中关于二律背反、两难选择的无解性；关于道德与功业的背反，事功与人性的背反；关于动机与效果的背反，欲望、愿望、意志与现实的背反；关于所当为与所能为，所能为与所欲为的矛盾；关于必然与偶然、应然与实然的矛盾，从中破译那些充满玄机、变数、偶然性、非理性的东西。通过大量的矛盾事物、微妙细节、异常变故，揭橥、呼唤一种自由超拔的生命境界。
在历史文化散文创作中，存在一个如何以开放的视角、现代的语境，做到笔涉往昔，意在当今，亦即所谓现实关怀、现实期待的问题。前人说， “古人作一事，作一文，皆有原委”。这种“原委”，有的体现在人物的际遇、身世上，有的依托于浓烈的家国情怀，或显或隐地抒怀寄慨，宣泄作者的感慨与见解。金圣叹曾经说过：“人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乃至其余诸记传中，凡遇挥金、杀人之事，他便啧啧赏叹不置。一部《史记》只是‘缓急人所时有’六个字，是他一生著书旨意。”我写秦始皇(《欲望的神话》)、曾国藩(《用破一生心》)的欲望无穷，终致败毁，就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按照古籍中“序者，谓端绪也”的说法，附缀弁言，以明作意。
王充闾
2015年8月于沈阳
《纳兰心事几曾知》是一部历史散文集，主要收录了王充闾先生25篇作品，包括《寒夜早行人》《当人伦遭遇政治》《用破一生心》《失去对手的悲凉》等。本书围绕着历史人物、国内外文学泰斗以及历史文化三大主题论述。
本书稿评述貂蝉、秦始皇、曾国藩等政治人物的某些人生轶事，李白、列夫·托尔斯泰等国内外文坛巨匠独特的人生经历及其作品特色，以及清王朝的兴衰、金源王朝的“汉化”等历史文化。这些散文作品文笔优雅从容，意蕴精深幽远，将历史与传统引向现代，引向人性深处，发人深省。
当代文坛享有“北充闾，南秋雨”之说的王充闾先生的散文集。王充闾先生的历史散文创作水平在首屈一指，其作品曾多次入选中学教材。《纳兰心事几曾知》是一部历史散文集，主要收录了王充闾先生25篇作品，围绕着历史人物、国内外文学泰斗以及历史文化三大主题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