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是19世纪法国乃至欧洲文学的一座丰碑本书自1830年问世以来，俘获了世界各国一代又一代读肯的心

斯当达所著的《红与黑》反映了法国大革命以后的社会大动荡，通过生活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典型人物于连，反射出这个时代的特征，展现了年轻一代的精神面貌，揭示了“19世纪初30年间压在法国人民头上的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有力地抨击了复辟王朝时期贵族的反动、教会的黑暗和资产阶级新贵族的卑鄙庸俗。《红与黑》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19世纪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杰作，被美国小说家海明威选为必读书，被英国小说家毛姆认定为一部名副其实的文学著作，1986年被法国《读者》杂志推荐为理想藏书。

斯当达著的《红与黑》介绍：乡下木匠家的小儿子于连，一直狂热地崇拜着拿破仑，希望在战场上建功立业，飞黄腾达。由于精通拉丁文，于连当上了市长家的家庭教师，在市长家，女主人瑞那夫人不自觉地对他产生了爱慕，私情败露后，他在子弹擦身的惊险中离开了小城。于连来到巴黎，成为了极端保皇党领袖特·拉穆尔侯爵的私人秘书，并以个人魅力赢得了侯爵的女儿玛娣儿特小姐的深深爱慕。他却没有料到自己被卷入了一场意想不到的爱情博弈。后来，深爱他的瑞那夫人竟然将一封告发信寄到了巴黎，于连也因此被送上断头台。

上卷

第一章 小城

第二章 市长

第三章 穷人的福星

第四章 父与子

第五章 讨价还价

第六章 烦闷

第七章 缘分

第八章 小小风波

第九章 乡野一夕

第十章 立巍巍壮志发区区小财

第十一章 长夜悠悠

第十二章 出门访友

第十三章 网眼长袜

第十四章 英国剪刀

第十五章 鸡叫

第十六章 新的一天

第十七章 首席助理

第十八章 国王驾幸维璃叶

第十九章 多思则多忧

第二十章 匿名信

第二十一章 与主人的谈话

第二十二章 一八三○年的作风

第二十三章 长官的苦恼

第二十四章 省会

第二十五章 神学院

第二十六章 世界之大或富人所缺

第二十七章 涉世之初

第二十八章 迎神赛会

第二十九章 初次提升

第三十章 野心家

下卷

第一章 乡村情趣

第二章 初见世面

第三章 第一步

第四章 拉穆尔府

第五章 敏感的心灵与虔诚的贵妇

第六章 说话的腔调

第七章 风湿痛

第八章 抬高身价的荣耀是什么

第九章 舞会上

第十章 玛葛丽特王后

第十一章 少女的王国

第十二章 难道是个丹东

第十三章 焉知不是阴谋

第十四章 少女的心思

第十五章 莫非是个圈套

第十六章 半夜一点钟

第十七章 古剑

第十八章 伤心时刻

第十九章 滑稽剧场

第二十章 日本花瓶

第二十一章 秘密记录

第二十二章 争论

第二十三章 教士，林产，自由

第二十四章 斯特拉斯堡

第二十五章 洁妇的操守

第二十六章 精神之恋

第二十七章 教会里的美差

第二十八章 《曼侬·莱斯戈》

第二十九章 闲愁万种

第三十章 滑稽剧场的包厢

第三十一章 教她有所畏惧

第三十二章 老虎

第三十三章 弱小者的苦难

第三十四章 工于心计的老人

第三十五章 晴天霹雳

第三十六章 可悲的细节

第三十七章 在塔楼里

第三十八章 权势人物

第三十九章 深谋远虑

第四十章 静退

第四十一章 审判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书后附识

译者附识

第一章 小城

置千百生灵于一处，

把坏东西剔除，

笼子里就不那么扑腾了。

——霍布斯

弗朗什－孔泰地区，有不少城镇，风光秀丽，维璃叶这座小城可算得是其中之一。白色的小楼，耸着尖尖的红瓦屋顶，疏疏密密，星散在一片坡地上；繁茂粗壮的栗树，恰好具体而微，点出斜坡的曲折蜿蜒。杜河在旧城墙下，数百步外，源源流过。这堵城墙，原先是西班牙人所造，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了。

维璃叶北面，得高山屏障，属于汝拉山区的一条余脉。每当十月，冷汛初临，维赫山起伏的峰峦，便已盖上皑皑白雪。山间奔冲而下的急流，流经维璃叶市，最后注入杜河，为无数锯木厂提供了水力驱动；这是一种简易作坊，大多数与其说是市民，还不如说是乡民的居民，倒借此得到相当的实惠。然而，这座小城的致富之源，却并非锯木业，而是靠织造一种叫“密露丝”的印花布，使家家殷实起来：拿破仑倒台以来，城里的房屋差不多已修葺一新。

一进城，就听到噪声四起，震耳欲聋；那响声是一部外表粗粝、喧闹不堪的机器发出来的。二十个笨重的铁锤，随着急流冲击水轮，忽起忽落，轰隆轰隆，震得路面发颤。每个铁锤，一天不知能冲出几千只钉子。铁锤起落之间，自有一些娟秀水灵的小姑娘，把小铁砣送到大铁锤之下，一转眼就砸成了铁钉。这活儿看起来挺粗笨，初到法瑞跨界山区来的游人见了，不免少见多怪。别看这钉厂把大街上的行人震得晕头转向，假如这旅客进入维璃叶地界，问起这爿光鲜的厂家，是谁家的产业，别人准会拖腔拉调地回答：“嗬！那是属于我们堂堂市长大人的。”

维璃叶这条大街，从杜河岸边慢慢上扬，直达山顶。游客只要在街口稍事停歇，十之八九，准会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行色匆匆，一副要事在身的样子。

一见到他，路人纷纷脱帽致敬。他头发灰白，服装也一身灰，胸前佩着几枚勋章。广额鹰鼻，总的说来，相貌不失为端正。第一眼望去，眉宇之间不仅有一市之长的尊贵，还兼具半老男子的和蔼。

但巴黎客人很快便会对他沾沾自喜的神情看不入眼，发觉他那自得之中，还夹杂某种褊狭，又带点机敏。最后会感到，此人的才具，只在向人索账时不容少给分文，而轮到要他来偿债，则能拖就拖。

他就是维璃叶市的市长，特·瑞那先生特，译自法文de，出现在姓氏中是贵族的象征。。市长先生步履庄重，穿过街道，走进市政厅，便在旅人眼中消失了。假如这外地人接着溜达，再走上百十来步，便会看到一座外观相当漂亮的宅邸，从与屋子相连的铁栅栏望进去，是一片姹紫嫣红的花园。远眺天边，则见勃艮第山脉，峰峦隐约，赏心悦目。竞逐蝇头微利的俗气倘令人觉得憋闷，那么对此清景，自有尘俗顿忘之感。

遇到当地人，便会告诉他：这就是特·瑞那先生的府邸。正是靠铁钉厂的大宗赢利，维璃叶市长才盖起这座巨石高垒的漂亮邸宅；整幢房屋，还是新近才完工的。市长的祖上，相传是西班牙人，算得上是旧家世族；据称远在路易十四把维璃叶收入版图之前，就已定居于此了。

一八一五年是年，拿破仑倒台，王政复辟，暗示保王党得势。，特·瑞那先生夤缘得官，当上了当地市长，从此，他对自己的实业家身份常感愧恧。须知花园各部分的护墙，也是靠他铁器经营得法才起造得起；如今，这座鲜丽缤纷的花园，层层平台，迤逦而下，已一直伸展到杜河之滨。

在德国，诸如莱比锡、纽伦堡、法兰克福等工业城市，这类明丽怡人的花园，多似繁星环抱；而在法国，却难找到。弗朗什孔泰地区内，谁家的庭院同墙造得越长，石基垒得越高，就越受四邻尊敬。瑞那先生家的花园，围墙重重，格外令人叹赏，尤其因为有几块圈进来的地皮，是出了金价买来的。且说雄踞杜河岸边的那锯木厂，一走进维璃叶，劈面就会看到。那屋顶上，你会注意到有块横板，上面写着“索雷尔”三个大字。该厂六年前的原址，如今已划入瑞那先生家的花园，正用来造最下一层第四道平台的护墙。

索雷尔老头，是个固执己见、无可理喻的乡民。市长先生虽很高傲，可为了叫老头儿把锯木厂迁走，也不得不跟他多次打交道，摸出大把大把的金路易。至于那条推转轮锯的公共水流，瑞那先生凭他在巴黎的关系，才得以喝令河流改道。不过这份恩典，也是在一八二几年大选之后，才谋取到的。

市长是用杜河下游五百步远的四顷地，才四换一，换得索雷尔这才一顷的小块地。这个地段，虽然于索雷尔老爹（他发迹后，地方上都这样称呼）的松板买卖更有利，但他有本事，利用邻居的急性子和地产癖，居然敲到一笔六千法郎的巨款。P3－5

《红与黑》和“卢梭情结”

最近赏析傅雷译文全集修订者罗新璋先生相当古雅的《红与黑》的译文，便拿了一本英译本对照着读。对于罗译的“信、达、雅”，只能说是五体投地。我们从前看的是著名法文翻译家郝运的译本，他的儿子还曾是笔者二十年前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同事。于是便又想到了找同书的一些其他译本来看看。这一找不得了，居然找出了不下十个《红与黑》的译本。从一九四七年赵瑞蕻先生的译本，到最近郭宏安的译本等大家的手笔，中间还有许渊冲和王瑾泽另两位名家的译本。此外译林江湖上的好汉亮出尊姓大名的还有张冠尧、水木、魏裕和杨剑敏的译本，至于那些不知为何隐姓埋名的《红与黑》译本也另有一大把。

笔者孤陋寡闻，还没有听说过一部西方小说有十个以上译本的。即便是《神曲》，也不过是七八个译本而已。然而《神曲》是史诗，是出名的难以翻译，译本多还是可以理解的。笔者在想，那么多人翻译《红与黑》的原因，与其说是因为这部小说的文字拥有巨大的挑战性，还不如说是中国的读者和译者在心灵的深处都深深地被那种“卢梭情结”给迷住了。从“五四”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就特别迷恋卢梭的著作，从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社会契约论》到《爱弥儿》和《忏悔录》，几乎本本都是在进步青年中间相当流行的热门著作；无独有偶，这种“卢梭热”实际上是十八世纪末以来法国青年中的时髦在中国的翻版。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国的左派都依然热衷于卢梭的思想，他的那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发现的新著《独行者的呓语》(Reveries ofthe Solitary Walker)在法国更是人手一本，洛阳纸贵。然而在中国，卢梭的理论著作毕竟还是太艰深，《红与黑》动人的悲剧性故事情节则正好既轻松地弥补了深奥理论的空缺，又满足了跳跃社会阶层之龙门的美梦。

行文至此，读者会问，何谓“卢梭情结”?在我看来，“卢梭情结”的核心是一个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的问题。卢梭认为由传统惯例所认可的特权构成了最不合理的不平等，是人间罪恶的渊薮：“人天生是善良的，是种种制度才把人弄成邪恶。”这种煽情的、对社会等级刻骨铭心的忌恨在近代不能不最先归功于卢梭，而且它和后来的《共产党宣言》的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说社会公平不仅仅是指法律上的人人平等、社会机会平等，还意味着人人拥有致富和进入社会上层的机会也应该是均等的，社会弱势群体则有权得到财富的社会再分配。任何社会等级制度，不管它们有多么古老，都是不合理的。斯当达将这种对等级制度的忌恨在《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身上刻画得淋漓尽致。于连最初对瑞那夫人和拉穆尔小姐的感情都根本不是所谓的爱情。而是冷静算计之下标志他的聪明才智的战利品，所以当他初次得手瑞那夫人和拉穆尔小姐的时候，心里的最大快意是扬扬得意，而绝不是那种得到终身异性知己的喜悦。斯当达在描叙瑞那夫人和于连第一次偷情后的心理时说“于连走后，使她神魂失措的云情雨意并未消歇，同时令她撕心裂肺的悔恨交并也未中止”(为了体现罗新璋的神译，特将英译附上：Julien，s departure did not in anv way bring to an end those ecstasies which thrilled her in spite of herself，and those troubles of remorse which lacerated her)。此外，斯当达在描写于连两次和瑞那夫人及拉穆尔小姐幽会中，都让于连用一把梯子从窗口爬进她们的房间。这个“梯子的隐喻”不仅表明于连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社会爬升者，同时也象征着于连不惜任何人身屈辱，在社会等级忌恨的驱使之下，会用尽心计，不择手段地去实现他的梦想。

“卢梭情结”的第二种成分是对贵族的爱憎交织的情感。卢梭作为一个钟表匠的儿子，十六岁便逃离了家乡，后来遇上了一位比他大十几岁的贵族恩人德·瓦郎夫人，她把他收留下来，给他以系统的教育，并使他跻身于上流社会的沙龙之中。德·瓦郎夫人对于从小失去了母爱的卢梭兼具了母亲和情人的双重身份。然而卢梭后来在贵族社会的沙龙中无时无刻不受到贵族的冷眼歧视。因而卢梭对于贵族的情感混杂着又恨又爱的复杂心理，既不能融入贵族社会，又脱离不开贵族的扶持。相比之下，同样受到过诸多贵族的侮辱的伏尔泰则没有卢梭那种贵族的嫉恨或爱憎交织的情感。伏尔泰的策略是融入贵族社会之中。《红与黑》中的于连也是一个来自外省的锯木匠的儿子，从小也没有母爱：于连也是一个像卢梭一样聪颖过人的才子，最后在瑞那夫人和拉穆尔小姐之间还是更爱比他大十几岁的瑞那夫人，因为他实在感激瑞那夫人对他没有偏见和杂念的爱心。斯当达所刻画的于连形象留下了半个多世纪前卢梭的真实身世的痕迹。就连对于贵族的那份爱憎也是如出一辙。如果说也有不同的话，那便是于连的野心恐怕比卢梭更为雄伟，更为高大：于连的终极梦想是要做一个像拿破仑那样的将军(红色是当时法国军服的颜色)，复辟时期的法国粉碎了于连的梦想，他只能退而求其次，做了教会里终日穿黑服的神父。中国没有欧洲意义上的那种贵族制度，但是“欺贫媚富”的势利眼在社会剧变的今天是一种普遍现象，而“欺贫媚富”则不过是卢梭那种对贵族爱恨交织情感的变相体现而已。

“卢梭情结”的第三种成分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亵渎神灵心理。于连内心的终极傲慢正体现在作为一个天主教神父。神根本就不在他心里。于连对他的恩人彼拉神父坦白了他内心一丁点儿都不相信上帝，他之所以愿意做一个神父完全是为了达到其他的目的。斯当达在描叙于连的心理时毫不隐讳地告诉读者，于连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为了拯救五个人。还可以毫不犹豫地去杀死一个人。卢梭本人曾为了个人便利而从天主教改信新教，后又从新教返回天主教，最后沦为既不信传统的天主教，也不宗奉新教。他在《社会契约论》里阐述了一种“最高主宰教”，认为那是社会团结所需要的宗教情感，成了现代世俗的“公民宗教”的鼻祖。至于于连，他恐怕连“最高主宰教”都不放在眼里。当他踌躇满志、将和拉穆尔小姐缔姻、得到了拉穆尔侯爵的封地、又升到了军队中的上尉之时，正是他性格中的这种亵渎神灵的高傲，像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人物性格中的弱点一样，导致于连因旧情人的一封书信而竞去枪杀旧情人，终于被送上了断头台。笔者以为，斯当达所安排的这个最后结局主要不是为了博取读者的同情，而是象征着“卢梭情结”的种种炽烈情感最终必将导致个人的毁灭；至少是在当时法国的国情之下，这种“卢梭情结”导致个人毁灭的象征完全合乎社会的逻辑，乃至合乎历史的逻辑：法国大革命的失败恰恰即是“卢梭情结”走过了头。

至此人们也许会问，既然于连有那么多的致命性格弱点，为什么他仍然得到读者普遍的同情呢?简单地说来，这是因为于连仍然是社会不公的一个牺牲品。于连是当时法国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一个弱者，他的出人头地的想望仍然受到贵族社会有形和无形的规则的限制，使他感到受尽屈辱。同时，那个怂恿瑞那夫人写信、出谋划策陷害于连的维璃叶市新市长所代表的旧贵族也确实痛恨于连这个不择手段又毫无信仰的平民觊觎者，所以作为陪审员，必欲置于连于死地不可。再者，于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风度翩翩的才子。那种天生我才而无用武之地的处境也赢得了法国和中国读者的广泛同情。反过来说，要是没有贵族的有形无形的歧视，要是机会确实是人人平等的，要是法律是公正的，那么于连的悲剧恐怕就不会发生。因此，也可以说斯当达是在用于连的悲剧控诉当时法国社会的不公。斯当达的高明就在于，他笔下的于连使人产生的不是一种简单的同情，而是混杂着某种可怜、可悲乃至可鄙的同情，以致说不清到底是同情，还是可叹。这比后来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的男女主人公使人产生的那种单纯同情感似乎更有力量。

“卢梭情结”最容易在社会公平缺乏保障的社会之中盛行。美国的贫富差别在世界上恐怕是数一数二的，公司CEO的平均薪水是普通工人的三百多倍，而美国有将近百分之二十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四口之家年收入少于一万五千美元)；然而除了那年华尔街拿了纳税人的钱乱发奖金引起民愤之外，美国人似乎对贫富差别的忍受力相当之大。其中一个原因便是“美国梦”所宣扬的，即是人人都有致富和成名的机会；确实还是有很多社会立法是保护弱势群体的。此外，司法相对来说是独立而公正的。所以仇富心理在“美国梦”的诱惑面前大都消解了。没有人会对亚马逊的贝索斯、股神巴菲特或雅虎的杨致远产生忌恨或仇富的心理。  中国当前的仇富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是“卢梭情结”的一个变种。其产生的重要原因还是社会立法不完善。中国几千年来尚没有一个完善而独立的民法系统，以致老百姓总是要跑到老远的京城去诉冤或上访。这种诉冤或上访的传统本身即说明了司法系统的不独立，或者说受到地方政府的控制。然而社会体制有其自身的历史惯性，不可能在一夜乃至个体的一生中彻底改变。这里笔者只是想解释为什么中国的读者会如此着迷于《红与黑》这样一本反映社会等级制度之不公的小说。笔者甚至在亚马逊网站上读到一位美国研究生的评论说，美国大学生中读英语专业的学生居然有很多人没有听说过斯当达的这部小说!

——原载《书城》二〇一一年一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