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朱培德
我的父亲朱培德（1889—1937），字益之，原属滇军，后率部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1925年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参加了北伐战争，后历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等职，1935年被国民政府授予最高军衔，成为五位陆军一级上将之一（其他四位是何应钦、张学良、阎锡山、冯玉祥）。他曾致力于对日作战的准备工作，却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五个月辞世。当时我十六岁，对他的许多事情已有很深的记忆。
父亲身材中等，但却给人“魁梧”的印象。平时不轻易发怒，偶有怒意时，即使不扬声也使人感到“雷霆万钧”之威。他不喜欢官场的习俗。初到南京参谋本部时，他发现每次进出大门，总有卫兵列队迎送，还有军乐队在大门内演奏。几天后，他就下令取消了此类仪式。再如，他乘火车出行，常有政府官员去火车站迎送。父亲在国府会议上力倡简仪，这些旧俗遂被革除。
父亲的阅读范围很广，从中国史、诗、散文到有关欧、日、美近代政治、社会、民情的资料，皆有涉猎。他读书时，身边带着两本小手册，一本录下较重要的内容或心得，另一本选录有意义的字句。周末我从学校回家时（当时我住读于金陵中学），他常向我讲解读书心得或特别欣赏的词句。商务印书馆发行“四库全书”选集时，父亲买了一套精装本，藏在三个特制的大书柜内，说等打完“大战”后退休回家从头读起。可惜，父亲所有藏书、笔记均在1937年日军攻占南京时与住房同被焚毁。
父亲晚年开始对宗教发生兴趣。他带兵征战十几年，见每次战后，都有许多青年遭受伤亡的痛苦，总觉得自己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导致他试图从宗教中寻求解脱。曾跟随他多年的参谋长黄实亦因此成为虔诚的佛教徒。经黄的介绍，父亲开始对佛教发生兴趣。起初自己选读经书，也曾去南京近郊佛寺与较知名的住持高僧研讨几段经文。1935年，父亲在家中阁楼特设小间，作为他研究佛理的“静室”。他曾几次对我讲授佛教理论及佛教在印度及中国发展的史迹，等等。
父亲平时居家平易俭朴，但在外交场合，非常注意中华大国的庄严和体面。为此，他特请一位曾留学剑桥大学的先生来鼓楼家中教习英语，讲授欧洲文化、历史、礼仪，母亲有时也在旁同学英文。1936年，父亲为翌年准备代表中国出席英皇加冕大典，特制了一套陆军一级上将的大礼服和几套西服，研习宴席上的礼节，并与母亲同习交际舞。
在日常生活方面，他教导我们生活要俭朴，居家要勤俭。衣服有破洞时，补好再穿，但要干净；不滥用纸张，须用两面写；每餐要想到农人种植辛苦。“一粒米，一滴汗”，碗内不能剩饭。他要求我们平日起居大小事要自己做，待仆人如家人。
我幼时在中央大学附属实验小学读书，十一岁时就可按成绩毕业升人初中。我的级任导师张箴华先生觉得我成绩虽好，但年纪尚幼，还不够成熟，最好再留校一年，为此他认为有必要和家长面谈。父亲得信后，立即约好时间，那天，父亲着灰布长衫单独赴校，由我带至张老师处，我在室外等候，两人谈了将近一小时。告辞时父亲向老师恭敬道谢。返家的路上，父亲说他完全同意老师的见解，要我对老师提出的弱点下功夫改进。
我少年时曾希望将来能进空军军校学习。父亲不赞同。他说军人是个破坏性的职业，他一个人就够了，下一代应从事建设性的事业。他生平注重农业，用他想象中的“新食物”鼓舞我们：此种食物能自殖，不需施肥，不怕干旱，大大减少农人的操劳和风险；富有营养，每天只需食用少许就可保证健康。1934年前后，他在南京市内紫竹林买了一块地，在专家指导下种了几百株果树，准备将来与学习农技的子侄们一同研究果树改良。抗战胜利后，有两位农科毕业的堂兄在此筹办试验农场。受父亲的影响，我们这一辈的朱家子弟，后来大都学习农科与工科。
长年的军旅生涯，使父亲患了胃病。北伐后期，胃症加重，医嘱须静养。他曾数次呈请国府准许暂退休养，未蒙允准。1929年迁入南京后，他便注意体育锻炼。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他负责对日作战的筹划，知道中日间必有一场恶仗，曾向母亲说中国将要打一场事关民族存亡的大战，自己必须赶快壮健起来，蓄有足够的精力去打这场战争。他锻炼的方法较多，如网球、高尔夫球、骑马、狩猎、游泳。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