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大友
我和任大友是在十几年前认识的。那时我还是个文学青年，经常参加社会上一些文学小团体的活动，记得就是在一次这类的活动中，我遇上了任大友。他是个面色苍白的瘦子，长着鹅头、肿泡眼袋、鹰钩鼻子。那时在我们这些文学青年中，似乎都有个默契：彼此哪怕从没见过面，但偶然碰到一起后，只要能说上几句你喜欢某某作家的作品，我喜欢谁谁的东西，那情景就像是地下工作者对上了暗号，立刻就成了同志。任大友的暗号是：“我喜欢张抗抗的东西，她写得很美(后来我才知道，任大友只喜欢女人的作品，并且评论起来也极简单：很美，或是很优美)。”我说我喜欢美国作家塞林格的作品。这样，我们就算是朋友了。随后任大友告诉我，他的工作是在一家工厂里烧锅炉。听他那口气，就好像如今有人对你说，他是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一样。的确，在那个年头，在我们这些热爱艺术的青年当中，模模糊糊地流行着这么一种观点，仿佛谁的社会地位越低下，谁就越有可能是个天才。因为天才总是被压抑的，天才也总是为社会所不容。高尔基不就是个流浪汉吗?福克纳是个无正当职业的二流子，卡夫卡的地位稍高一点，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小职员。如此看来，一个烧锅炉的正是大有希望。
我去过任大友的家一次。他住在一个乱糟糟的院子里，那儿到处都是违章建筑，东一间石棉瓦小屋西一间油毛毡棚子，让你走起路来都不能顺顺当当，需要七绕八拐(所以我只去过任大友的家一次，如果第二次让我再去的话，我肯定不认识路了)。任大友的家是一间阁楼，屋顶低矮而又倾斜得厉害，因而屋里的边沿部分只能放一些小家什。家具除了一张双人床、一个五斗橱、两张沙发和一个茶几以外，正对着门口的地方，醒目地摆着一个硕大的有玻璃门的书柜。任大友的老婆是个矮胖的女人，有着一双忧郁的大眼睛(任大友比我大几岁，当时已经结了婚)。她见了我后，嘴角露出一丝谦恭的笑容，接着泡好两杯茶端给我们，自己则默默地退到一张小板凳上坐下，直到我走的时候，她也一声都没有吭过。显然，她已经被任大友调教好了，认为自己的丈夫无疑是个文学大师，因而需要以百倍的温顺来侍候他。
我走到书柜前看了看。书柜是上着锁的，玻璃门上落了一层灰尘，里面全是些大部头的世界名著。
“坐吧，随便坐。”任大友说，像是生怕我感到拘束。
我坐下，和任大友谈起一些名作家的丑行劣迹(这是我们较为热衷的话题)，并对文坛的现状表示了某种忧虑(文坛至今还没有把我们接纳进去，它的现状怎能不令人忧虑)。
“你怎么不喝茶?”任大友忽然说，“你别客气呀。”
“不，我不是客气。”我说，“我的胃不好，不能喝茶。”
“是这样的啊，”任大友想了想，“那么好吧，我们就换一种方式。”
我还没有弄明白任大友所说的“换一种方式”是什么意思，他老婆却已经像猎犬听到了口令一样，从坐着的小板凳上站了起来，不知从什么地方摸出了一瓶劣质小香槟酒，打开盖子后，递给了任大友。任大友从茶几的下层拿出两只高脚酒杯，再往每只杯里倒上那么一丁点香槟酒。“来，尝尝这个。”说完他手心朝上捧起酒杯，又架起二郎腿，有滋有味地抿了一口。
“请。”任大友做了个让我喝酒的手势。
“还是给我来点白开水吧。”我说。
那时我们的作品根本无从发表，所以朋友们聚在一起后，常常把自己写的东西拿出来请别人看。这一方面是为了让别人提提意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自己心理上获得某种程度上的满足。毕竟东西写出来就是为了让别人看的嘛。我记得，任大友却从来没有把自己写的东西拿出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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