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安平著的这本《史记品读(普及版)》介绍了，《史记》是西汉时期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所著，记载了上起轩辕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变迁。它规模宏大、体制完备，涉及了哲学、政治、经济、文学、美学、天文、地理甚至医学占卜等方面，几乎囊括了各个历史时期社会活动的全部内容，堪称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鸿篇巨制。它既是对先秦文化的重要总结，也是后人了解西汉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堪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何安平著的这本《史记品读(普及版)》介绍了，《史记》是中国古代的一部伟大著作，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该书选取《史记》中具有代表性的段落，每篇重新拟定题目，选文后有题解、注释、品读、扩展阅读四部分内容。该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择善而从，注重可读性、知识性、思想性的结合，有助于打开读者的视野，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为进一步学习国学经典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尊轩辕为天子

二、牧野之战

三、始皇焚书

四、始皇坑儒

五、指鹿为马

六、鸿门宴

七、四面楚歌

八、约法三章

九、汉高祖论三杰

十、缇萦救父

十一、晏子谏齐景公

十二、鲁昭公出奔

十三、范蠡功成身退

十四、赵氏孤儿

十五、齐鲁夹谷之会

十六、孔子问三徒

十七、揭竿而起

十八、路中大夫不畏死

十九、萧何自污

二十、张良以箸谋天下

二十一，周亚夫治军严整

二十二、伯夷、叔齐不食周粟

二十三、司马穰苴斩庄贾

二十四，马陵之战

二十五、赵良见商君

二十六、少年甘罗成上卿

二十七、长平之战

二十八、鸡鸣狗盗

二十九、平原君斩美人

三十，毛遂自荐

三十一、信陵君窃符救赵

三十二、李园杀春申君

三十三、范睢见须贾

三十四、完璧归赵

三十五、田单复齐

三十六、鲁仲连辞封轻金

三十七、司马迁论《离骚》

三十八、奇货可居

三十九、士为知己者死

四十、荆轲刺秦王

四十一、养卒救赵王

四十二、陈余张耳生卻

四十三、背水一战

四十四、蒯通说韩信自立

四十五、田横得士

四十六、周昌木强

四十七、申屠嘉困邓通

四十八、陆贾使南越

四十九、叔孙通制礼仪

五十、季布摧刚为柔

五十一、廷尉，天下之平也

五十二、病人骨髓

五十三、晁错被斩

五十四、李广善射

五十五、冒顿壮大匈奴

五十六、汲黯质问张汤

五十七、酷吏义纵

五十八、侠义郭翁伯

五十九、富者，人之情性

六十、发愤之作

【附录一】

【附录二】

【品读】

长平之战，赵国大败，秦军兵围都城邯郸，情势非常危急，赵王派平原君赵胜出外求救，想与楚国联合。平原君准备从宾客中选出文武兼备的二十人和他一起去。这次出使楚国，意义重大，关系着赵国的生死存亡，因此人员选拔很关键。赵胜在数千宾客中仅选出了十九位，还差一位。此时，毛遂出场，他上前，向平原君自荐，希望凑足二十人之数。平原君对毛遂应该没什么印象。就问道：“您在我门下多少年了？”毛遂答道：“三年。”平原君又说：“贤能的才士处于世间，就好像锥子在布袋中一样，锥子尖会马上显现出来。您在我这里已经三年了。但左右的人从没称赞和谈论过您，我也没听说过，这说明先生没有过人之处，您不能跟我去，您还是留下吧。”平原君对毛遂很尊重，开口必称先生，然而平原君说的话中连用四个否定词“未有、未有、无、不”，可见毛遂的才能并不被平原君认可。毛遂接着平原君的比喻。回答说：“我是今天才请求处在布袋中的，假如使我早就在布袋中，不仅是锥子尖露出来，整个锥子头都会出来。”最终平原君还是答应毛遂和他一起去。同行的其他十九人都暗笑毛遂。

毛遂的处境是大部分人的常态，因为绝大部分人不是天才而是普通人，在一个集体中。如果没有特殊的机缘，即使是才能出众，也不见得就会被人发现和重视，以至于一些本来可能有所成就的人最终却一事无成。而所谓机缘，不是天上掉馅饼砸在了谁的头上，这是需要自己本身具备较好的条件，并且敢于去争取才可能得到的，毛遂就是这样一个人。试想，如果毛遂不自荐，他可能就永远被埋没在几千人的宾客队伍之中。没有脱颖而出的机会。正因为毛遂抓住了机会，才会有后面彪炳史册的功绩，这不仅是他人生的转折点，更是为赵国转危为安做出了贡献。

平原君一行人到达了楚国，与楚王和大臣商议订立盟约，但从太阳出来一直谈到中午也没有最终定下来。十九人就让毛遂上，毛遂没有推辞，手握着剑，一步一阶地快速走上去，对平原君说：“合纵的利害，两句话就能决定，今天从日出说到日中还没有决断，这是为什么？”毛遂几乎是在质问平原君了。楚王问平原君：“这位客人是做什么的？”平原君说是他的家臣。楚王一听，大声呵斥了毛遂。因为毛遂历阶而上已经是不合礼的，上来后又直接质问平原君，其实也是在质问楚王。楚王自恃大国，看到毛遂如此无礼，自然不高兴，呵斥也就是必然的。毛遂听到呵斥后不但毫无退让之意，还“按剑而前”，气势逼人，说话掷地有声。他首先指出，楚王当平原君的面呵斥他，是仗着楚国人多势众，可谓一语中的。然而，就算楚国人多势众，可是在十步之内，楚王的命却在他的手上。短短几句话就灭了楚王的嚣张气焰。“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一句又把无礼指向了楚王。继而以汤和文王为例，说明称王天下不是依靠士卒众多，而是能掌握时势发扬威力。楚国现在的情形是地方五千里，军队数百万，可以说拥有成就霸业的资本。但结果却被秦国的白起率领几万人连续三次打败，第一次攻取了都城，第二次焚烧了楚国先王墓地所在的夷陵，第三次侮辱了楚王的祖先。如此的失败致使秦国和楚国有百世的仇怨，赵国都感到羞耻，可楚王却不觉得羞愧。毛遂的话针针见血，直刺楚王的痛处，三败之说足以让楚王无地自容。一番话让赵、楚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本来平原君到楚国是临危受命，希望与楚联合抗秦，并请楚国发兵解邯郸之围，也就说是有求于人，因此对话中是处于劣势的。楚国则相反，以大国自居，有在上者的傲慢。毛遂使楚王的傲慢瞬间崩溃，从楚国的耻辱中指出楚国也不是秦国的敌手，必须和赵国联合。所以毛遂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合从者为楚，非为赵也”，把人助己变成了己助人。再补上一句“吾君在前。叱者何也？”就显得义正词严，不容辩驳。司马迁对当时场景的描绘极其生动，仔细品读，人物的形象神态甚至语气都能感受到，如今读来，依旧如在目前。

楚王听完，变得很谦卑了，连声应答，认可了毛遂所说，对毛遂也改口称“先生”。如此一来。双方订立盟约也就水到渠成。订立盟约有一定的仪式，楚王、平原君、毛遂歃血结盟，毛遂左手拿着盛血的铜盘，右手招呼另外十九个人，让他们在堂下歃血，还说：“各位碌碌无为，都是依靠别人，坐享其成的人。”这段的结尾和上段形成了对比。当毛遂自荐时，十九人都在暗地里嘲笑他，当现在因毛遂才得以成功订立盟约时，毛遂对他们还以颜色，从其动作“招”到语言都带有轻蔑的意味。

平原君回到赵国，反思了他对人才观察的不足。充分肯定了毛遂的贡献，以毛遂为上客。之后，楚国派春申君率军救赵，魏国信陵君也前往救赵，但邯郸已经非常危急，平原君采取李同的建议，把自己的家财全部赐给了士兵，得到死士三千人，李同率领三千死士与秦军大战，秦军后退三十里，恰好楚、魏的救兵也赶到了，秦军只好撤退，邯郸终于转危为安。P109-111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市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他十岁之前在故乡一边耕田放牧，一边学习。十岁时，他已经能诵读古文。所谓古文，是和汉代隶书(今文)不同的先秦时代的古文字，这为他后来搜集、考订古文史料打下了基础。十七八岁以前，他跟随董仲舒学习过《春秋》，二十岁左右又随孔子的十一世孙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读书暂告一段落后，二十岁的司马迁开始了他的漫游生活。到长沙，他看过屈原所沉之江，行船于沅江、湘江上，观览九嶷山，又南上庐山，观看大禹疏导九江的遗迹。随后，他到会稽太湟，登会稽山，探查禹穴，上姑苏台，眺望五湖。他到楚国故地，看春申君的故城宫室，到淮阴，了解了韩信的一些情况。北上，他到齐鲁之地，考察孑L子遗风，参观孔子庙堂车服礼器。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他困在了鄱、薛、彭城，之后经过汉高祖的故乡丰沛，再经梁楚之地回到长安。此次游览，无疑大大丰富了司马迁对历史的认识，不仅使原来的书本知识变得鲜活了，还获得了很多非实地考察就难能知晓的人物事迹和风土人情，为以后《史记》的写作准备了珍贵的素材。

漫游结束后，司马迁开始做官，任郎中。元鼎五年(前112)十月，汉武帝亲临雍州，在这里祭祀天地和五帝。之后继续西行，越过陇山，登上崆峒山，再向西行，直至祖厉河后返回。整个过程，司马迁随驾扈从。元鼎六年，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中华书局，2013，第3971页)，至下一年春，回朝复命。此行，中间有八九个月的时间，可以充分考察西南地区，这对《西南夷列传》的撰述大有裨益。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到泰山进行封禅，时任太史令的司马谈扈从，但到达洛阳时，司马谈病重，不能继续随行。此时正逢司马迁出使返回，听到父亲病重的消息后马上赶到洛阳，见了父亲最后一面。司马谈临终之时，拉着儿子的手，老泪纵横，嘱咐他一定要完成一部能够接续《春秋》的史书，司马迁悲伤不已，难过得低下了头，流着泪答应了父亲。泰山封禅是难得的盛事，司马迁赶上了封禅的队伍，随武帝从海上到了泰山，参加封禅。

元封二年(前109)，黄河在瓠子决口，武帝率百官塞河，皇帝亲临黄河决口处，沉白马、玉璧于河中祭奠河神，命群臣及随从官员自将军以下，都背负柴薪，填塞决口。皇帝怕塞河难以成功，还作了《瓠子之歌》，司马迁有感于《瓠子之歌》，写下了《河渠书》。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任太史令，“绌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自序》)自此，司马迁可以阅读的古籍文献比以前增加了许多，其知识贮备想必是大为增益。但他并未就此完全沉溺于书山文海之中，而是继续随武帝巡幸全国。太初元年(前104)，汉武帝下令改定历法，颁布了《太初历》，司马迁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太初改历之议发于公，而始终总其事者亦公也。”(王国维：《观堂集林．太史公行年考》，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254页)《太初历》将原来以十月为岁首改为以正月为岁首；开始采用有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气；以有节无气的月份为闰月，调整了太阳周天与阴历纪月不相合的矛盾。《太初历》对后世影响极大，是司马迁著《史记》而外的又一项伟大事业。历法改定后，《史记》正式进入写作阶段。

不幸的是，天汉三年(前98年)，司马迁因李陵案被处以官刑。事件的起因是，天汉二年(前99)，汉武帝命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大军征伐匈奴，飞将军李广之孙李陵作为策应，率五千人出居延，行军三十多天，到了浚稽山，以分散匈奴军的注意力。但当李陵按预定日期返回时，却被八万匈奴军围困，李陵毫不畏惧，率军与之大战，边战边撤，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而战败，李陵没脸再见天子，投降匈奴。汉武帝知道后，大怒，一些大臣落井下石，只有司马迁出面为李陵说话(见《报任少卿书》)，但汉武帝以为他是在诋毁李广利，就把司马迁下狱了。司马迁在狱中待到第二年，当时汉武帝有所醒悟，派公孙敖去匈奴接李陵，但公孙敖无功而返，还听说李陵在为匈奴训练军队(实际是李绪)，可想而知，武帝定是火冒三丈，于是灭了李陵全家，司马迁也因此蒙受腐刑。虽说天降大任之人，要忍受艰难困苦，但以一士大夫而受宫刑也未免太残忍了。

太始元年(前96)，司马迁出狱，任中书令，含垢忍辱，全力以赴写作《史记》。太始四年(前93)，益州刺史任少卿(任安，字少卿)给司马迁写信，希望他能推荐人才，司马迁写信回复，即《报任少卿书》。司马迁的满腔怨愤原先只是藏在心底，汹涌澎湃的情感也被他封存起来，但任少卿的信带来一股强大的冲击力，摧毁了情感的堤岸，由此，才有了这慷慨悲凉、满纸辛酸泪的《报任少卿书》。到太始四年，《史记》还未完成，根据书中内容推断，完成时间大概在征和二年(前91)，当时司马迁五十五岁。从此以后，司马迁的行迹难以知晓，很有可能是自杀了。

《史记》完成时，司马迁准备了两部，正本“藏之名山”，副本留在京师长安。到汉宣帝时，由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将之公布于世。《史记》并不是司马迁自己命名的，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他自称《太史公书》，汉代还有人称之为《太史公记》的。据王国维考证，《史记》之名，开始于魏晋之际。

《史记》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记载帝王事迹；表以表格的形式记事件与人物，“如网在纲，一目了然”(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第70页)；书是分门别类地叙述典章制度和文化的发展变迁；世家记诸侯；列传记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人物及事迹。全书各部分互相配合，结构严密，体大思精。

《史记》的写作是很严谨的，司马迁或根据历史典籍，或实地调查访问，多闻阙疑，忠实记叙了历史过程，这不仅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还要有史家的学识。例如本纪是记载帝王的，但司马迁却安排了项羽，表面上是自乱其例，不合史实，然而考察秦汉之间的历史，项羽就是实际上的天下之主，为其写作本纪，合情合理。又如孔子，司马迁将其列人世家，称“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中华书局，2013，第2344页)不以名害实，目光如炬，从中可见司马迁非凡的识力。《史记》在接近历史真实的同时，并没有排除主观因素。相反，它是一部发愤之作，其中的个人色彩浓厚。司马迁在历史叙述中融入了他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情感者，才是司马迁的本质。他的书是赞叹，是感慨，是苦闷，是情感的宣泄，总之是抒情的而已！不唯抒自己的情，而且代抒一般人的情。这就是他之伟大处！”(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第92页)所以，虽然是历史著作，却被称作中国的史诗，是“无韵之《离骚》”(鲁迅：《鲁迅全集·汉文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第58’页)。

如此一部巨著，其价值是多方面的，简单来说，主要表现在：

发凡起例，正史之首。正史是中国最重要的历史文献，而《史记》乃正史之首，之后的历代正史都祖述《史记》，虽在具体设置上有所变化，但大体已定，后来者难出其范围。

三千年的历史画卷。《史记》所载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三千年左右的历史首次汇聚在一起，贯通古今，网罗百代，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是汉武帝之前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

文章典范。《史记》不唯在史学上重要，在文学上也是经典，被看作西汉文章的代表和史传文学的高峰，对于后世的散文、小说、戏剧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时代的心灵史。司马迁不仅描摹事件，记叙史实，他还用自己的心灵去感知和体悟历史，观察历史的风云变幻，对历史人物抱有深切的同情，通过文字展现了各色人物的心灵世界，也包括司马迁自己的心灵。后代读者，披阅其文以人情，便能聆听到司马迁及其笔下人物的心声，感受到时人心灵的激荡。 《史记》公之于世后，受到赞扬的同时，也招来了批评。东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言：“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十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王允更称之为“谤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虽也有不少正面评价，但从总体来说，“《史记》传者甚微”(《隋书·经籍志》)。到唐代，《史记》地位提升，出现了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二书和南朝宋裴驷的《史记集解》合称《史记》三家注，形成了史记学的一个高峰。此外，唐代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柳宗元都对司马迁给予了高度评价，奠定了《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宋代以来，对《史记》的研究更为深入和多样，注疏而外，有了大量评点、考证、专题论述，《史记》所受到的关注非其他史书可比，直至今日，依旧是学术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史记》在国外也很受重视，全文或选文被翻译为英、日、德、法、俄、匈牙利等多种语言，广为传播，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历史的重要途径。 《史记》是经过历史筛选并产生深远影响的伟大著作，值得后人精读细品。从《史记》中我们不仅能学习到丰富的文化知识，还能开阔视野，提升思想境界，使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尽收眼底，培养对中国优秀古典文化的热爱之情。然而《史记》篇幅庞大，头绪纷繁，青少年初读，恐怕难度太大，因此本书从《史记》中选取了一些重要篇章，在原文之前有“题解”，之后有“注释”“品读”“扩展阅读”，以帮助读者理解原文，特别是在“品读”中，尽量做到前后贯通、左右关联。尽管只阅读了一小段内容，读者在“品读”中却能看到事件或人物的全貌。最后要说明的是，文中为了能够引导读者深入思考，会有笔者个人的一孔之见，并非定论，仅作参考。

选本仅是读者进入全书之前的预热，绝不能取代原书。所以，读者如果能够通过本书——不管是因为喜欢还是厌恶——而进一步阅读原著的话，作为编著者，将是十分高兴的。

本书所选《史记》段落出自2013年中华书局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