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的文风及成因
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尚书》素以难读著称，连古文大家韩愈也曾说过：“周诰殷盘，估屈聱牙。”(《进学解》)“周诰”指《周书》中的“诰”体各篇，“殷盘”指《商书》中的《盘庚》篇(实际上也是“诰”体)。“诰”体是《尚书》最主要的文体，占了《尚书》一半左右的篇幅，所以韩愈用它来指代整个《尚书》，指出《尚书》的文风是“佶屈聱牙”，也就是文辞艰涩、读不顺口的。韩愈的这一意见，代表了人们对《尚书》文风的基本观感。
那么，《尚书》为什么会这么难读呢?晋代的葛洪说得很有道理：“且古书之多隐，未必昔人故欲难晓，或世异语变，或方言不同，经荒历乱，埋藏积久，简编朽绝，亡失者多，或杂续残缺，或脱去章句，是以难知，似若至深耳。”(《抱朴子外篇·钧世》)
具体言之，首先是因为《尚书》产生的年代太古老，其语言不仅与我们今天的语言相去遥远，而且与秦汉以后形成的所谓“古文”也不甚相同。还在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时候，即已因《尚书》语言的古老，而对之作了一番“今译”的工作，就更不用提司马迁以后的人了。无论是字眼词汇，还是词义语意，还是语法结构，《尚书》都有上古之书的特点，与秦汉以后的“古文”不同。比如，《尚书》中有不少词语，如“迪”“诞”“厥”“攸”“克”“乃”“台”“罔”“允”等，其意思都不同于后世“古文”中的一般用法；又如，《尚书》中许多常用的语气词，如“日若”“惟时”“乃惟”等，也很少出现在后世的“古文”之中；再如，《尚书》中很少用“之”“乎”“者”“也”之类虚词，使得句子的区分不是很明确，这也造成了读者断句的困难。①
除了语言的古老以外，《尚书》的难读，还是因为其写定的字体屡经变迁，从殷商时期类似甲骨文的字体，到西周时期类似金文的字体，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地“古文”，到秦朝的小篆和隶书，到汉朝的隶书和“隶古定”，到唐朝以后的楷书，其每一次写定字体改变的过程，都是会产生错字别字的过程。而写定字体经过几千年间的若干次变迁，《尚书》的文字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原貌，这也是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的。那些在写定字体变迁过程中出现的错字别字，自然就会增加《尚书》的难读性。与秦汉及以后产生的古文献相比，这也可以说是《尚书》特有的难读之处。
对于古文献，尤其是对于印刷术使用以前产生的古文献来说难以避免的版本或写本歧异问题，对于《尚书》来说无疑也是存在的；而且由于《尚书》还有特殊的“今古文”问题，所以其版本或写本的歧异问题就更形严重了。这种版本或写本的歧异问题，无疑也增加了《尚书》阅读的难度。
由于历史上关于《尚书》的学问一直是一门“显学”，各个学派各家学说几乎都要利用《尚书》来为自己服务，为此而不惜曲解《尚书》以迁就自己的主张，从而也同样增加了《尚书》的阅读难度。
正由于以上几方面的原因，所以《尚书》虽经无数学者研究，却仍然还遗留有许多难解之处，让一般人望而生畏乃至却步。
不过，也许正因为《尚书》古奥难读，所以反而使人生出了敬畏之感，使历代文人都匍匐在其脚下，纷纷对其文风赞誉有加，而很少有人敢公然批评之。汉代《尚书大传》引子夏的话，称道《尚书》的论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若星辰之错行”，便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意见。像韩愈《进学解》的“周诰殷盘，估屈聱牙”，也只是指出《尚书》的古奥难读，而并没有批评它的意思。在若干保守文人的眼里，《尚书》的古奥难读，还成了反对明白如话文风的理由。只有像葛洪那样的另类文人，才敢大胆地挑战它的权威：“且夫《尚书》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优文、诏策、军书、奏议之清富赡丽也。”(《抱朴子外篇·钧世》)
而客观地说，《尚书》的文风不是“为古而古”，而是因时代古老而自然形成的，故仍不失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爱奇”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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