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宝藏》是中国第一部《大藏经》，起初并没有名称，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文章中对它有不同的叫法，有的直称其为《大藏经》，也有的叫《佛经一藏》或《释典一藏》。至近代，开始有学者研究它，为了称呼方便，就以它的刊刻年代——北宋开宝年间来命名，称之为《开宝藏》。不过也有人称其为《蜀版大藏经》，这是以刊刻地来命名的，因为它雕造于四川。
《开宝藏》对中国藏经史影响极大，之后历代大藏都以此为开端。宋太祖为什么要花这么大气力刊刻这样一部大藏？可惜我对佛经了解太浅，至今也没查到直接原因。在研究《开宝藏》的各种史料中，谈到最多的就是，宋太祖在开宝四年命张从信前往益州（今成都市）雕造佛经全藏。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雕造完成，总计用十二年雕造雕板十三万块，之后这些经板被运至国都开封。
为什么在四川雕完之后要将雕板运到开封？我也没查得资料，还盼专家赐教。北宋有四大皇家寺院，分别是相国寺、开宝寺、天清寺和太平兴国寺，前三座都在开封城内，唯有太平兴国寺坐落于今鹤壁市浚县大山上。《开宝藏》经板被运回来之后，就放在太平兴国寺西侧的译经院中。
我决定前往浚县寻找《开宝藏》的藏板寺院。那时，我寻访的脚步已到新乡市，但浚县在鹤壁市。起初向路边几辆出租车司机打听如何去大山，他们均说不知，无奈只得改说到浚县。不知为何新乡的出租车都不愿出市区，当我总算找到辆愿意前往的，却在途中被告知不认识到大山的路。类似情形我在寻访中遇到过太多，早有准备，于是淡定地拿出随身携带的导航仪，准备插在车上，可这时才发现，车被改造过，竟然没有电源插孔。
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司机开始给他多个同行打电话，用当地话问大山在哪里，应该开价多少等。其实我上车时已与他谈妥往返浚县四百元，而从地图上看，大山还未到浚县，我便建议司机仍按四百元收费。本是一番好意，他却很警惕，对我的话表示怀疑。我拿地图给他看，他却说不会看地图，同行告诉他四百元往返大山价格太低，要我再加二百元。其实我听到他的同行在电话中告诉他，收费应在三百到三百五十元之间，但想到刚才打车之难，还是咬牙答应了。这又犯了个错误，就如同买古玩，如果在对方开价而不还价的情况下购得，卖主会认为价格报低了。司机看我应允，果然面露不爽之态，嘴里嘟嘟囔囔，车也越开越慢。
我觉得这不是办法，还有好几个寻访点，这样开下去后面的计划全得泡汤，于是果断结账下车。几经周折终于赶到鹤壁市，拦下一辆出租车，跟司机商量前往大山。“你是去太平兴国寺吧？”一句话让我放下心来。我对当地情况完全陌生，也不了解大山有多高，更担心在偏远之地办完事后找不到返程的车，于是跟司机商量在原地等我。我告诉他自己是第一次来，也不知道从入口到拍摄地需要多长时间。他说大山并不大，把山上的寺庙转一遍拍拍照用不了几个小时，他可以在门口等，付一百元即可。价格便宜到让我暗吃一惊，我主动表示，如果拖时略长，可以按他的要求加钱，他笑笑说不用。真是佛不分南北，人也一样有好坏。（P2-3）
《开宝藏》藏板地：鹤壁太平兴国寺——经板堆积处，曾为译经院
《契丹藏》刊刻地：北京大觉寺——玉兰花开祭如在
《契丹藏》收藏地：应县木塔——不怕地震怕小将
《崇宁藏》刊刻地：福州东禅寺等觉院——私刻大藏，由是而始
《鼓山大藏》收藏地：福州涌泉寺——名经东际守龙威
《毗卢藏》刊刻地：福州开元寺——原物难寻，影印亦足珍
《金粟山大藏经》抄写处：海盐金粟寺——裁经求纸，哪管佛陀南无语
《赵城金藏》刊刻地：运城静林寺——崔法珍断臂募资
《赵城金藏》收藏地：临汾广胜寺——夺宝护宝，飞虹塔下起烟云
《思溪藏》刊刻地：湖州思溪寺——合家之力，独刊大藏
《碛砂藏》刊刻地：苏州碛砂寺——一经离开，墙颓屋倾
《碛砂藏》收藏地：西安卧龙寺——康圣人盗经，一场冤案
《碛砂藏》收藏地：太原崇善寺——两顾古寺，无缘目睹
《普宁藏》刊刻地：湖州普宁寺——施主大恶大功德
《初刻南藏》刊刻地：南京灵谷寺——不与皇家争风水
《初刻南藏》收藏地：光严禅院——古寺幽幽，歌声悠悠
《永乐南藏》刷印地：南京大报恩寺——佛光明灭琉璃碎
《永乐北藏》刊刻地：北京司礼监汉经厂——皇恩浩荡，巨细关心
《嘉兴藏》汇板处：杭州径山寺——五台苦寒，经板南迁
《万历藏》收藏地：宁武延庆寺——颓殿危阁，当年经满楼
《龙藏》刊刻地：北京贤良祠——中国特色，闲人免进
《龙藏》刷板处：北京榆垡邦普印刷——购得花梨木，补板再新刷
《普慧藏》出版地：上海静安寺——贩毒修大藏，换来一条命
《频伽藏》出版地：上海哈同花园——爱俪园中的传奇
本书是我多年来对汉文《大藏经》的刊刻地、藏板地、收藏地、印刷地等相关历史遗迹的寻访实录。
何为《大藏经》？简单概括即是佛教典籍的总汇。众所周知，佛教起源于古印度，但那时并无“大藏经”这个专用名词，用它代指佛教经典总集是中国佛教首创的，正如韩国学者柳富铉在《汉文大藏经异文研究》中所说：“‘大藏经’一词并非源于印度。古印度称佛教典籍为三藏，即经藏（sutra）、律藏（vinaya）和论藏（abhidharma）。自东汉时期佛教传人中国以来，直到隋唐中国人都把三藏称为‘众经’‘一切经’。”
觉真在《<大藏经>的历史源流与判定》一文中也有过类似的说法：“《大藏经》是一部佛教典籍丛书，也可视为一部佛经总汇。在梵文中无法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原词，它完全是一个由中国人创造出来的佛教概念，其内涵存在着狭义与广义之分。就广义而言，泛指世界上现存最完备的巴利语大藏经、藏文大藏经、汉文大藏经三大体系；在狭义上则专指我国的汉文大藏经。”
其实在古印度，“大藏经”并不止“三藏”，陈士强在其所著《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经典卷》一书中说：“在印度佛教中，人们常见的与大藏经同义的用语是集合经藏、律藏、论藏而说的‘三藏’。除此之外，小乘佛教中的某些部派也有在‘三藏’的基础上，增立杂藏（如大众部），或咒藏（如上座部中的犊子部）而说“四藏”的。增立咒藏、菩萨藏（如上座部中的法藏部），或杂集藏、禁咒藏（如大众部中的一说部）而说‘五藏’的；大乘佛教也有说‘二藏’（声闻藏、菩萨藏），或‘八藏’（胎化藏、中阴藏、摩诃衍方等藏、戒律藏、十住菩萨藏、杂藏、金刚藏、佛藏，见《菩萨处胎经》卷七《出经品》的，但迄今为止，尚未在汉译佛经中发现有‘大藏经’一词。”这些都说明在古印度的各个部派中，皆未发现“大藏经”这个词，南此陈士强得出结论：“‘大藏经’一词，是中国佛教首先创用的。”
那么在中同古代的高僧中，是哪一位首先使用“大藏经”一词的呢？隋代天台宗人灌顶大师在其所著《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中有一段引文：“铣法师云：大师所造有为功德，造寺三十六所，大藏经十五藏，亲手度僧一万四千余人，造栴檀金铜素画像八十万躯，传弟子三十二人，得法自行者不可称数。”其中提到是“铣法师”首先用到了这个词，他讲到智者大师对佛教所做的贡献，说他请人抄写了十五部《大藏经》。
在当时“大藏经”一词确实不多用，比如东晋道安有《综理众经目录》，道流有《众经录》，南齐昙宗有《众经目录》，到了唐代，广泛使用的则是“一切经”，以慧琳的《一切经音义》最为有名，郭适也有《新定一切经类音》等。而那时的高僧道宣在他的《续高僧传·智颉传》（智□就是智者大师）中引用灌顶的《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时，径直将“大藏经十五藏”改为“写一切经一十五藏”，可见“一切经”才是唐代对“大藏经”最为流行的称呼方式。
何时才开始流行“大藏经”一词呢？陈士强在其专著中写道：“只是从五代开始，特别是白北宋以后，‘大藏经’一词见于典册的次数日益增多，呈现出逐渐取代‘众经’、‘一切经’，成为约定俗成的、普遍使用的佛教术语。这可从五代时后周行瑶的《大藏经音疏》、北宋文胜的《大藏经随函索隐》、惟白的《大藏经纲目指要录》等著作的题名中得到印证。随着中国佛教的对外传播，‘大藏经’后来也成为朝鲜、日本佛教中经常使用的一个名词。”看来，学界认为，“大藏经”更能概括佛教典籍的总汇。
既然如此，“大藏经”这个词又做何解释呢？觉真在《（大藏经）的历史源流与判定》一文中一字一解地道出其含义：
“‘大’，在这里显然是一种褒义，用来表示佛教的典籍穷天地之极致，无所不包。因为佛教常把只有佛才可能具有的最高智慧称作‘大网镜智’，将佛教的法身佛（毗卢遮那佛）称作‘大日如来’，《大藏经》所用的‘大’，也无二致。
“‘藏’，是梵文pitaka的意译，本意为放东西的箱子、笼子等容器。因为古代印度的僧侣们，常把他们抄写的贝叶经存放在这类箱子或笼子中。因此，‘藏’也就逐渐成为佛典的计标单位乃至代名词了。
“‘经’，是梵文sutra的意译，原意为‘贯穿’。古印度佛教徒认为，用一根线把花瓣穿起来，这些花瓣就不会被风吹散。同理，把释迦牟尼佛的言教总摄在一起，便可永不散失，传诸后世。中文‘经’字原意是指织物的纵线，有绵延之意，故引申为‘常’，指常存之义理、法则……中国人用‘经’字来对译印度的sutra，反映m佛教信徒对释迦牟尼佛及其言教的无限崇敬与信仰。”
这三个字包含着如此深厚的内涵，难怪它成为佛教典籍总汇的专用名词。
对于汉文《大藏经》的价值所在，杜继文在李富华、何梅所著《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一书的序言中写道：“佛教约自10世纪开始从本土逐渐衰退，到12世纪基本消亡。这种衰退和消亡是毁灭性的，它的经典只能保存在南传上座部的巴利语系和中国的汉、藏文语系中。”由此看来，汉文佛经更能反映佛教的整体概念，更为重要者，汉文《大藏经》不仅仅是保留了佛教的早期文献，还收录了中国僧人对于佛教典籍的阐释和研究，故而李富华在该书的自序中说道：“汉文佛教大藏经是汉文佛教经书文献的总集。它的内容包括自我国两汉之际始，我国历代佛经翻译家翻译的印度的‘佛教原典’，也就是被称作‘三藏’的佛教经典；还包括我国历代僧俗佛教学者诠释‘三藏’典籍，发挥和阐述佛教的教义理论，编撰佛教流传和发展的历史等各类著述。今天，印度的佛教原典在它的原产地已经荡然无存，它们是借助于汉文化的成就被基本完整地保存下来，这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
正是因为以上这些原因，使得汉文《大藏经》在佛教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从北宋开始，《大藏经》从写本时代进入刻本时代，产生了第一部刻本的《大藏经》——《开宝藏》，自此之后，《大藏经》的刊刻一直延续到清代中期，《大藏经》中所阐释的典籍也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既有官刻，也有私刻，既有皇家刊刻，也有寺院刊刻，既有佛学界刊刻，也有俗众刊刻，佛经文献在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然而随着历史变迁，很多跟《大藏经》有关的遗迹逐渐消失，对于这些经卷的记载也大都语焉不详，因此我将它们作为寻访对象，试图通过查找文献，将那些尚存于世的确定下来。这些遗迹包括《大藏经》的刊刻地、藏板地、收藏地、印刷地等，希望通过寻访，让自己、也让读者感受到《大藏经》在历史地理上的文化意义，了解围绕某部《大藏经》曾经发生过怎样曲折的历史故事。
这些年，我的寻访之旅并不圆满，还有一些与之相关的历史遗迹尚未找到，所幸过程中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在书中我都一一予以记录和感谢。希望这本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也希望读到此书的朋友能给我提供更多的线索，让我的寻访之旅继续下去，在未来弥补这些缺憾。因本人对佛理的了解甚浅，书中难免会有错误，同样希望相关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韦力于芷兰斋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作为一个爱书的理想主义者，多年来韦力不仅收藏了大量珍稀古籍，还尝试办杂志、复原古纸、刻印孤本，力图以一己之力接续传统，留住斯文。
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更辗转各地，踏上实地寻访的“文化之旅”，遍访藏书史上名人旧迹、书楼胜概，留下现场影像，记下见闻感触。
《见经识经(精)》是韦力以刊刻和收藏《大藏经》的佛寺为线索进行的一次寻经之旅。从中国首部大藏《开宝藏》到近现代印刷出版的《频伽藏》，从崔法珍断臂化缘募资刊刻《赵城金藏》到康圣人发现、盗取《碛砂藏》……详细梳理了各珍稀版本《大藏经》的刊刻缘由、收藏流变，以及围绕它们发生的历史掌故、逸闻趣事，带我们走进古书经卷中的幽微之境。寻访不仅是与历史的对话，也是对历史的记录，很多寺塔已经湮没在岁月的烟尘中，作者把它们一一捡拾起来，与那些存世不多的经卷一起，成为历史的见证。
《见经识经(精)》是藏书家韦力首部寻访佛经藏书的著作；
收录十几种《大藏经》珍本照片，及十几处寺院的实地寻访图片；
一部大藏就是一段历史；
历时数年，辗转十几个县市，从豫北到闽东，从唐宋皇家寺院到近现代私家花园，太平兴国寺、大觉寺、东禅寺、金粟寺、大报恩寺、径山寺……
深入一座座几近隐没于岁月烟尘的禅林古刹，寻访散落各处的汉文《大藏经》，展阅幽微古卷，进行一场跨越千年的历史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