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诽谤的“诽谤木”
在今人看来，“诽谤”是个极坏的词。其实，该词除了含有毫无根据地说别人的坏话，败坏别人的名誉，或造谣污蔑、恶意中伤的意思外，还有另外一种含义，就是议论是非，指责政治得失。因而古代人对诽谤的理解就因人而异，同时也相应地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态度和处置办法。
相传尧舜之时，就在交通要道和朝廷上竖立“诽谤木”了。《淮南子·主术训》云：“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后汉书·杨震传》云：“臣闻尧舜之时，谏鼓谤木，立之于朝。”“谤木”即“诽谤木”，也叫华表木。“古先哲王立诽谤之木，置敢谏之鼓，犹惧不闻过。”他们设立“诽谤木”的意图，就是让天下百姓都能在上面书写谏言，批评政治过失，以便听取百姓的声音，改正自己的过错，治理好国家。因而都将“诽谤”视为对自己的爱护帮助，深表欢迎，可见他们是何等的谦逊虚心，又是何等的一心为国为民。
另一类人物则相反，见到人们议论是非，指责朝政过失，便认为造谣污蔑，恶意中伤，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西周的周厉王。周厉王暴虐无道，酷爱钱财，亲近小人，而又最厌恶别人指责其过错，国人没有不议论他的。卿士召公实在看不下去他的作为，劝诫说：“人民难以活命了。”周厉王闻听大怒，马上派人找来一位巫师，令其监视人民，只要巫师告发，即加杀戮。人民不敢交谈，“谤言”少了。周厉王以为自己本领非凡，极为高兴，告诉召公：“我能平息诽谤，国人都不敢说了。”召公说：“你这不是平息诽谤，而是禁止人民说话。”接着警告他：“防民之口，胜过防水。水壅塞之后而溃决，伤人必多，人民也是这样。所以治理水患必须疏导，为民着想必须让他们把想说的话公开说出来。天子处理政事，应当让所有的官员和百姓都发表意见，畅所欲言，而后加以斟酌，行好事而防坏事。只有这样，诸事才会顺利而不会有错。”周厉王不听，暴虐依旧。过了三年(前841)，人民实在忍无可忍，纷纷拿起武器袭击王宫，公然造反。周厉王吓得胆战心惊，仓皇狂奔到彘(今山西霍州市境内)。太子静躲藏在召公家里，起义的群众得悉，将召公家围得水泄不通，要其交出太子。召公身为臣子，不敢仇怨国王，为保住太子，便把自己的儿子假冒太子交给起义群众杀死。于是出现了国王出逃，太子不能继位，国家执政无人的特殊局面，召公、周公二相只好共同行政，号日“共和”。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共和”政治体制，不过，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共和，而是指公卿共同治理政事。十四年(前827)之后周厉王在彘死去，召公、周公遂共立太子静为国王(周宣王)，交出政权，辅佐他执政，结束了“共和”政体。
秦始皇的暴虐更超过周厉王，统一中国后，他不仅发布了焚书令，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灭族，而且还规定了“妄言”“诽谤”的罪名，思想专制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三十五年(前212)，侯生、卢生说了秦始皇的坏话，秦始皇就以“诽谤”之名调查在咸阳的知识分子，并由此造成“坑儒”案，立下了“诽谤者族”的法令。正因如此暴虐，他统一中国之后十几年，秦王朝就被人民起义的烽火焚烧得灰飞烟灭。
西汉王朝初建时，仍然保留了秦朝的诽谤罪名。贤明的汉文帝(刘恒)即位后第二年(前178)，便毅然将其废除。他说：“古之治天下，朝上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为的就是通达治道而招来谏言者。现在的法律有诽谤妖言之罪，这就使得众臣不敢尽情，在上者无由闻听过失了，如此一来，怎能招来远方的贤良?应当废除。”接着又说：“小民有时诅咒谩骂上边，官吏以为大逆不道，小民说其他的话，官吏又以为诽谤。小民愚昧无知，将他们处死，朕认为非常不可取。自今以后，有犯此者不许惩治。”他不仅这样说，而且以身作则，为官员树立榜样。如贾谊在所上的《治安策》中就分封王国等事指出：“若畜乱宿祸，使万年之后，传之老母弱子，将使不宁，不可谓仁。”此话是说汉文帝必定早死于太后之前、太子未成人之时。若在别人，定然视为狂悖无稽之语，予以严惩。汉文帝不然，非但接受，不加谴责，还十分叹赏。他的言行既为官员也为百姓解除了精神枷锁，官员与百姓的心情何等舒畅可想而知，“文景之治”的出现绝非单纯经济发展的结果。
可是到了汉武帝(刘彻)执政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元狩六年(前117)，汉武帝与廷尉张汤制造了一种白鹿皮钱币。有人对大农令颜异表示使用这种钱币有许多不便，颜异没有答话，只翻动了一下嘴唇。后来因为别的问题汉武帝命张汤审理颜异。张汤以残酷著称，素与颜异不和，便借机报复，审理后上奏道：“颜异位列九卿，见法令不便，口里不说，心里认为不对，应该处死。”汉武帝竟然听信了他毫无事实与法律根据的胡说，将颜异杀死。“腹诽罪”的恶例一开，公卿大夫唯有谄谀取容了。
王莽建立新朝后，也曾下令设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命谏大夫四人接待言事之人。但事实上，他很难听取谏言，连官员禀报贫民因饥饿起义都不相信。
元和元年(84)十一月，孔子的后裔孔僖和好友崔驷在太学议论汉武帝，崔驷说武帝开始为天子时，崇信圣道，向先王学习，五六年间，声誉胜过文帝和景帝，后来放纵自己，把以前所做的好事都忘记了。孔僖说这种事情书传中有很多记载。邻房的学生梁郁听到，上书揭发他们“诽谤先帝，刺讥当世”，献媚取宠。司法部门遂传讯崔驷。孔僖恐怕受诛，上书汉章帝(刘炟)自我申辩道：“凡言诽谤者，谓实无此事而虚构加以诬蔑。”至于汉武帝，政治的好坏，都写在汉史上，我们只是直说书传中的实事，并非虚构诽谤。“皇帝为善则天下之善均归于他，不善则天下之恶亦聚集于他，这些皆有原因，故不可以责备于人。且陛下即位以来，政教未有过失而德泽有加，天下人都知道，臣等何会讥刺?假使所非议者实有其事，则固应悛改，倘若不当，亦宜含容，不应加罪。”汉章帝本无加罪孔僖、崔驷之意，及阅奏疏，立即下令勿问，并任孔僖为兰台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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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拙著《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当代中国人文大系”之一再版时，编辑谭徐锋先生曾嘱我撰写学术历程，附于书后。我深感自己平淡无奇，未敢答允。现在编辑陈卓先生又嘱写治学经验，并要求讲讲对中国历史的一些整体看法。我只好勉为其难。
我主要致力于以立宪运动和袁世凯为中心的清末民初中国政治史研究，范围有限，不敢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整体状况妄加评论，仅借此机会谈谈自己在治学方面的经验教训，也许会对年轻的朋友们有些微帮助。
1964年，我从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到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分配在党史组。到院不久，业务尚未开展，即奉院长陈伯达之命随全院人员到北京通县(今通州区)搞了一期农村“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紧接着又到天津搞了一期城市“四清”。城市“四清”尚未结束，又奉命回院参加“文化大革命”。1968年马列主义研究院解散后，我的工作不断变动，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都葬送在“十年浩劫”之中。
“文革”结束后，我曾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但我的性格不适合当官，只愿做容许争鸣的学术研究，于是，1979年年底申请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史。这时我已过不惑之年，起步较晚，一切都得从头学起，只好加倍努力，抓紧时间博览群书，丰富知识，拓宽视野，尽可能地弥补业已失去的美好岁月。
历史是客观存在，贵在真实，史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搞清历史事实，至少做到接近历史真实。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下苦功搜集史料，最好是竭泽而渔，这是研究的坚实基础和起点。史料搜集得愈多愈扎实，历史事实就愈全面愈清楚愈真实，写出来的论著就愈少硬伤和片面性。这是一件极其艰辛的事，没有甘坐冷板凳的决心和毅力是万难做到的。在撰写《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之前，立宪运动的史料只出版了一种，根本不敷应用。这时我已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但不知哪些图书报刊有这方面的史料，只好盲人瞎马乱找一气，广泛搜集。为防止遗漏，我下决心将本所所藏的档案和辛亥革命以前的报刊逐一查阅，用了六年时间，方才查完，将有用的史料摘抄下来；另外还阅读了相关文献资料，包括稿本、信函、日记、笔记、年谱、文集等。为了弥补资料的不足，又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外省市查阅了部分档案和报刊。
史料基本搜齐之后，还必须加以整理归纳，爬梳排比，对于同一问题的不同记载，要认真考证辨析，去伪存真。这方面的功夫不到也不行。例如，中国历史学会主编的丛刊《辛亥革命》(四)中收有一篇《出使各国大臣奏请宣布立宪折》，署名载泽等，常为学者所引用。我看后即很怀疑，因为晚清的“出使各国大臣”相当于外国的驻外公使，在中国一般也称“驻某国钦使”或“星使”，而载泽等的临时职衔则为“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二者根本不是一码事。我查找此折的出处，见其录自《东方杂志》的临时增刊《宪政初纲》；再查《宪政初纲》，原编者在标题下并未署名，方知署名“载泽等”是《辛亥革命》(四)的编者加上的；再后来发现康继祖编的《预备立宪意见书》也收有一篇《出使各国大臣会衔奏请宣布立宪折》，文字与前两篇一致，唯在折尾“谨奏”二字之前，有这样几句话：“此折系臣诚、臣大燮公商主稿，会同臣某某等办理，合并声明。”至此，问题十分清楚了，奏折是由出使美国大臣梁诚和新任出使英国大臣汪大燮“公商主稿”，会同其他出使大臣上奏的，与标题中的“出使各国大臣”身份完全符合，此折才是真正的原折全文。不知何故，《宪政初纲》的编者收进时独独把这几句至关紧要的话删掉了。而《辛亥革命》(四)的编者又将“出使各国大臣”与“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混为一谈，添加上署名“载泽等”，造成了张冠李戴的错误。经过如此一番考辨，终于澄清了事实，避免了差错。正因做了以上艰苦的努力，该书出版以后，颇受史学界和思想界好评。
我不仅重视搜集史料，而且特别重视掌握第一手史料。对此，我有过深刻教训。在撰写第一部著作《袁世凯一生》时，为了图省力气，有两个问题沿用了以往论著中的说法：一是1895年袁世凯进京引见在6月；二是1908年袁世凯和张之洞推荐杨度到宪政编查馆任提调。我认为这些均属于极其一般的问题，不会出现偏差，就采用了。后来一查史料，发现袁世凯进京引见为8月2日，杨度刚到宪政编查馆时的职务为“行走”，全错了。这使我震惊异常，怎么如此简单的问题许多人都搞错?小事如此，大事可知。从此我就十分小心谨慎，再也不敢轻信“天下士”了。阅读论著，便“怀疑一切”，对别人引用的史料也要查找原书核对。果然不出所料，许多人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在引用史料时不惜掐头去尾，断章取义，歪曲原意。这更让我坚定了必须亲自掌握第一手史料的信念，只有在无法找到原文的个别情况下，才将引用的二手史料注明出自何处。
撰写论著时，我力求学风严谨，史论结合，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尽量做到理性客观，不掩恶，不虚美。至于能否做得恰到好处，那是另外的问题。我没有一挥而就的才干，每篇文章总要修改若干遍，直到自己满意，方才罢手。文章如此，专著亦如此，如《袁世凯一生》后来又易名为《袁世凯传》《袁世凯全传》出版几次，每出版一次，我都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和新的思考加以修改，使其更加符合历史真实。
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没有新意的著作毫无价值。我在撰写论著之前，均先尽可能了解前人研究的成果，然后再思考一下能否超越前人或纠正前人的讹误，若能，就写，否则决不动笔。创新的关键在于独立思考，精神自由。我写论著，只论历史事实，不唯上，不唯书，不媚时，不趋势，认为正确的，就坚持到底。
我对近代史研究贡献甚少，但问心无愧的是，我一直在严格遵守着一个纯粹的学者所必具的良知和道德底线，尊重历史事实，决不伪造、篡改和歪曲历史。
我喜爱中国古代史，在山东大学历史系读书时选择了中国古代史专业。但参加工作后，除了一段极短的时间，再未接触过古代史。
近几年由于年迈体衰，精力不济，记忆力锐减，加上其他条件的限制，从事学术研究已力不从心。于是又想起了古代史，欲借翻阅“正史”和其他原著，作为度过余生的消造。
长期远离古代史，此次重新接触，虽是很少一部分，却顿生新鲜之感，觉得过去所学与历史事实不尽相同，更增加了我的阅读兴致。在阅读的同时，自然也进行思考。阅读多了，思考也多了，于是断断续续写下了收入本书的各篇。这些作品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只是个人读史时随手记下的一些肤浅认识和感想。正因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文中的引文均术注明出处，但所言皆有所本，绝非胡编乱造。同时为了便于读者阅读，许多引用的文字均译成了白话文，只有容易理解的或用文字加以说明的部分保留了原文，另外对一些较难理解的文字用括号加以注解，因而各篇的风格亦不完全一样，敬请读者谅解。
中国古代历史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如同一面明镜，不仅可供以往的统治者从历代治乱兴亡中取得鉴戒，而且人们借助它也可映出往昔各类人物的嘴脸，比较各类事件的得失，并反观自己和周围的一切，于己于人于国均有裨益。但愿真实的历史能彻底走出书斋，在国人中得到更有力度的普及。
侯宜杰
2015年1月12日于北京望京花园寓所
《底色(侯宜杰读史随笔)(精)》为侯宜杰先生退休后闭门读史多年的随笔精选集。除晚清史研究外，作者尤喜古代史，近年来阅读了大量古代典籍，屡有新鲜之感，颇觉一些流行观点常与历史事实不尽相同。这些随笔多因个人兴趣而作，所述或为人所不知，或为人所不谈，内容庞杂，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只是个人随手记下的一些认识和感想。作者认为，历史如同一面明镜，不仅可供统治者从历代治乱兴亡中取得鉴戒，普通民众亦可从中看见往昔各类人物的嘴脸，比较各类事件的得失，反观自己和周遭的一切。 侯先生的读史随笔观点精到、文笔通俗。他的精到不是故意唱反调或故作惊人语，他的通俗也不仅是会讲故事，更在于把复杂的历史脉络理清楚、说明白。本书可与《天折的转型：侯宜杰读史随笔二集》对照阅读，前者为近代史随笔，本书为古代史随笔。
《底色(侯宜杰读史随笔)(精)》为史学名家侯宜杰先生退休后的读史随笔。侯先生坚持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不拾他人牙慧，文章或有新视角，或正前人讹误，严谨认真，坚持用第一手史料，只论历史事实，不唯书不唯上，穷多年之功，挖掘中国古代史的治乱兴衰、各色人物，比较各类事件得失，希望真实的历史能彻底走出书斋，有裨益于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