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同，是旧上海的一个代表人物。他的荣辱兴衰，往往辐射整个时代和社会变幻的风云。为哈同立传，正是作者观察和叙述历史的一个特定角度，正如作者所说，他写这类传记的目的是“记住昨天，努力在今天，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从徐铸成著的《哈同外传(精)》中，可以让读者领略民国上海的风貌。

在徐铸成先生晚年的著作中，有一部题材别致的人物传记，曾在文坛引发较大的影响。这就是《哈同外传(精)》。它先于1982年间在上海《新民晚报》上连载，后由上海文化出版社1983年出版。哈同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上海滩上的“闻人”。徐铸成先生为他立传，既是普及历史知识，也是拨开迷雾，重述史实。“外传”则是以史实为基础，“加了一点‘浪漫主义’的手法”，“添上一点夸张的描述”。这也是作者的探索和尝试。

自序

第一章

 引子

 “征途”

 待机

 直升

 膨胀

第二章

 创业

 风波

 赐面

 筑园

 斗法

 仓圣

第三章

 女学

 祝寿

 北行

 登龙

 辛亥

第四章

 转篷

 阴谋

 浊浪

 兼容

 土缘

 罗苑

 攀亲

第五章

 吸血

 跌霸

 晋京

 陛见

 秋游

 赋归

第六章

 大丧

 孤鹊

 趁火

 收场

 余音

筑园

在《苏报》案发生和轰动中外的时候，那时的哈同花园正在积极兴筑，接近完工了。

租界扩大以前，哈同就在静安寺以东迤南收进了二百多亩土地，其中有一大块是原德军的军营，大概是德军在来往青岛（当时被德占领）、欧洲间在沪临时驻扎时，强占这块荒地作为安扎和操练之用的。哈同勾结当地官兵、地痞，把它占下来，并在四周半抢半买，收了这一大片土地。

等到这一带也被划入租界范围后，哈同更想照抄他得意的老“文章”，或高价出租地皮，或在这上面造些店面、住宅，以获取暴利。但罗迦陵却另有打算，想在这里造一幢别墅和花园，享享清福。自从结识了乌目山僧后，她这主意就更坚决了。哈同在家庭是采用“内阁制”的，夫人一再坚持己见，他也只好改变自己的想法，划其中的五十多亩，请乌目山僧全权规划。画图样，引水凿池，堆垒假山，建造楼台亭阁。居中是一座富丽堂皇而有当时“现代化”气魄的别墅（迎旭楼），还建立了不少附属房舍。园角则建了一座“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佛寺，招了七八个大小僧徒，由乌目山僧亲任住持。

1904年初，园林房舍已内外一新，哈同夫妇就搬了进去。他们原在自来水桥北堍的公馆（即今河滨大楼旧址），也有三四亩面积，除正楼外，也有附属建筑，也布置了一个小花园；而且地段好，滨苏州河，离英领事馆和哈同洋行都不远。哈同是迫于“内阁”的命令，才忍痛搬离的。自然，他不会白白搁置，高价出让，也得了一笔十分可观的收入。

这座哈同花园，由乌目山僧取了一个相当肉麻的名字——爱俪园，自然是爱敬这位爱蕤夫人的取义。

过了不到三年，这位夫人又嫌园子不够气魄，还要再扩大。那时，哈同的财力更大，权势更甚，他和捕房勾结，把附近的土地一下又圈了一百多亩，在周围打了篱笆墙，强迫以每亩六百元的代价，要原地主卖给他。其中已有建造房屋居住的，强令拆迁。他还勾结当时工部局的律师高易（英人），威胁居民，说违抗工部局命令，要抓起来吃官司；一面把这些零散房子的出路、水源全截断。在这高压下，所有产主和居民只得含泪忍愤撤离了。只有名医张骧云（即张聋）坚决不屈服。他有一块祖坟在里面的东南角上，哈同用尽威胁利诱的手段，他绝不迁让，而且和哈同打官司打了几年。最后，租界法院迫于愤激的舆情，判了张聋胜诉。这块坟地，始终成为哈同花园拔不掉的眼中钉。

张的儿子汝炳，后在《龙华张氏宗谱》里写了一段经过：

吾十七世祖武在公及十八世祖瞻源公葬在邑城西涌泉浜之阳，世世祭扫。迨沧海桑田，极端变幻，墓四周尽为犹太人哈同之地，且图强权将墓地圈入园林，填浜断路，致祭扫无门。迭经坤弟奉父命交涉，盖坤弟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娴夷文也。历费唇舌，始得小路通行。后该商反汗，反筑墙隔断，一再责问，彼游移其词，且挽故旧甘辞厚币，或危言耸听，……先严素性耿介，毫不为动，挽律师诉之英领事馆，终以不屈不挠之精神，胜彼碧眼红髯之奴隶。……

张聋铁铮铮战胜哈同的事迹，不仅表现了这位世代名医的风骨，也大大鼓舞了当时上海市民的爱国热情。（P55-57）

朋友们说，这几年我的写作不少，仿佛老树开花，又出现了一个旺盛期。

的确，从1976年天日重光，特别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我是写了不少东西，先后在上海、香港、四川出版了四本书，加上各地报刊登出的，大约已有一百万字。所以这样积极，一则出于职业的习惯，长期的记者生涯，每天总要写点什么，像老艺人一样，每天一定要吊吊嗓子，唱那么几段。二十年被迫搁笔期间，最难受的，是“嗓子”发痒。一旦开禁，就恨不得一天唱上十段八段，虽然功力生疏了，“嗓子”也发干了。二是心情舒畅，总想为“四化”事业多做点事。而我今天能贡献的，只有一支笔，只有一些过去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旧闻，写出来提供有识者参考；或者可以沙里淘金，作为借鉴。

1981年夏天，上海《青年报》邀我写一长篇连载《杜月笙正传》，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典型的人物，从一个角度，反映旧上海的概貌，以便青年读者了解过去，中老年读者也可以温故知新。这就扩大了我写作的领域。过去，我主要写过报纸的社论、政论式的文章和新闻通讯，这类传记性的文艺作品，从未尝试过；而且，我对杜这个人和他所“君临”的社会，并不熟悉。勉为其难，真像赶鸭子上架。

我翻阅一些资料，回忆在旧社会的所见所闻，写作时试图要打破一些框框，如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好人是好到底，坏人一定头顶生疮、脚底流脓之类的公式以及“三突出”等等，想实事求是地是一说一，是二说二，即使像杜月笙这类的人，也可以从变化发展中，看出他的几个方面。我以为，这样写，才可能有血有肉，再现其本来面目。

感谢读者的鼓励，这个连载开始刊出后，报社和我就收到不少来信，支持我这样写；不少中老年读者，还提供补充材料。后来，我重新加以整理，并补写了最后几章，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了书。

今年，《新民晚报》终于在读者千呼万唤中复刊了。编辑大都是我的老朋友，他们希望我写一篇类似的连载。我想，在旧上海的人物中，比杜月笙更有“代表性”的，只有哈同。他控制着“十里洋场”的经济达几十年，而且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活，又和各个时期从中央到各地的当权者有联系。能够写好这个人，当然更有助于了解昨天、热爱今天，从而努力建造更美好的明天。

报社鼓励我仍以写《杜月笙正传》的态度来写。胡澄清同志还把他历年积累的有关资料提供给我。但是，晚报是每天出版的，所占篇幅不宜过大，而每段必须告一小段落。这种体裁，对我更是一个新的尝试。

最困难的，我和杜月笙还有“一面之缘”，对哈同及罗迦陵、姬觉弥等主要角色，却连影子也没有见过，如何能把他们写得至少不死板呢？

这“一面之缘”很重要。像旧小说里写的“描容”，主角一定要和对方“一见倾心”，才能凭其丹青妙笔，把对方画得栩栩如生。

记得我童年时，每逢春节，各家都要把祖先的画像挂出来上供三天。我曾祖父生前，没有认真照过相，他的像，是我们邻居的一位画师叫李盘谷的，根据他平时的接触，凭空画出的。凡是见过我曾祖父的，都说这画像只少一口气，连神态也和活人一样。我祖父去世时，这位李画师早已不在了，他的儿子没有这样高明，而且并不认识我祖父，他是凭一张照片描画的，也很像，但呆呆的，一点神气也没有。

我只在关于哈同夫妇的“纪念册”里，看到哈同等人晚年的照片，当时的摄影技术又没有现在这样先进。在此，我所描绘的哈同及其他主角，不可能形似，更谈不到神似了。

在“外传”开始在报上刊载的时候，有些朋友向我提出意见，说写得似乎太松散，铺得太开。这批评是十分中肯的，因为我总想把当时当地的背景交代得清楚些，有时不免把“镜头”拉得太远，反而使主角在画面上不够突出。另外，“十年动乱”的事实，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深的警惕：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座大山虽然早被推倒了，但它们的毒菌、根须还深深地埋在我们的土壤里、江湖中，一旦气候反常，它们还会泛起，还会“破土而出”，冒出新的品种，“文革”中所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英雄人物”，不正是在这些根须、毒菌上滋长出来的嘛！近年以来，经济上实行开放政策，西风稍稍吹动，一些崇洋媚外思想乃至犯罪活动，不也令人惊心动魄吗？也像写《杜月笙正传》时一样，我在写这篇“外传”时，总想尽力把这片土壤刨得深一点，让这些根须、毒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和《杜月笙正传》不同的，在这篇“外传”里，我加了一点“浪漫主义”的手法，在小章节里，添上一点夸张的描述，而基本事实，自信并没有一点离谱。这些，我已在“余音”中请赵升里老先生代为解释了。

在我，这也是一个探索。写惯报刊评论、报道，学写传记小说，总不免有放脚的痕迹。也有朋友说，我写的东西，没有八股腔，也很少套话、废话。我听了十分惶愧。那个二十年中，我虽然没有写过什么文章，但看到的却多是这一套，空气里呼吸的，也是这一套，怎么会不受影响呢？何况，在奉命写“检查”“交代”时，又非刻意模仿这一套不可。我又没有什么特效药，如何能防止传染呢？

1982年5月18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