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厚璞编的这本《汉语大词典编纂忆往》由《汉语大词典》第一版的回忆性文章组成，作者均为参加第一版编纂的编写者或编辑，回顾了第一版编纂过程中的诸多鲜为人知的逸闻旧事，读起来较有趣味性。书中还展示了一版《汉大》珍贵的图片资料，如关于关于汉大编纂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有当时领导批示，还有学者的手写信件。以及当时编发的编纂手册、引书格式、收词原则、工作简报等珍贵资料。

本书的出版作为本次汉大二版修订的周边性产品，有一定的纪念意义，也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中的一些编纂过程的描述、学术问题的经验探讨对我们本次修订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汉语大词典编纂忆往》分往事回忆、学术评论、编纂花絮三部分内容，主要由《汉语大词典》第一版的回忆性文章组成，主编为原《汉语大词典》编写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办公室主任，作者均为参加第一版编纂的编写者或编辑，孙厚璞等回顾了《汉语大词典》1986年出版第一卷，1994年全书出齐。这在我国辞书编纂史上，是一个空前的盛举。它对我国迅速发展的汉语辞书编纂事业，起到了继往开来、承先启后的作用。《汉语大词典》是一部既收今词，又收古词，也收“不古不今”的语词，具有汉语词语的总汇那样性质的词典，供人查阅和参考。全书编写方针是“古今兼收，源流并重”。所谓“源流并重”，是说每一条词语的解释都应尽可能依据历史原则，理清词义的来源和演变，发生和发展。在处理词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的关系时，又以词汇意义为主。同时，考虑到辞书的实用性，为了帮助读者解决在语文学习和运用、研究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对词语的用法也要适当注意，把历史性词典和记录性详解词典的特点结合起来。

往事回忆

 孙厚璞：梅花香自苦寒来——《汉语大词典》编纂前十载工作纪事

 吴琦幸：编纂《汉语大词典》的那些日子、那些人

 陈增杰：《汉语大词典》：一个老兵的回顾

 张如元：《汉语大词典》：一个小兵的回忆

 赵恩柱：参加《汉语大词典》编纂工作杂记

 吴连生：我与《汉语大词典》

 黄金许：雪泥鸿爪忆《汉大》

 李鸿褔：《汉语大词典》审音纪实

 陆锡兴：在“汉大”古今字争论中的喜悦与烦恼

 郭忠新：分卷主编负责制能出好书快出书

学术评论

 虞万里：《汉语大词典》编纂琐忆——兼谈“夺情”与“邺架”义项之缺失缘由

 徐文堪：略论《汉语大词典》的特点和学术价值《汉语大词典订补》后记

 马君骅：回答?解惑?信息量——从《汉语大词典》编纂实践说释义

 刘俊一：话说《汉语大词典》审音及其他

 章锡良：一部高水准的精神产品

 赵应铎：我们的业务汇报会——《汉语大词典》编写中的几个小故事

 钱玉林：汉语古典文学语词的宝库

 李明权：佛教语与《汉语大词典》

 孙立群：《汉语大词典》插图的特点与工艺流程

编纂花絮

 蒋礼鸿 七律一首

 陈鸿铿 福建省编写工作会议席上草

 刘世宜 “美”词六十条释文初稿送审，喜赋一律

 马君骅厦 门览胜

 郑丽生 七律和马君骅先生

 涂元渠 在鹭岛参加大词典省编写会议有感并呈座上诸同志

 马君骅 喜闽省审稿初战告捷步涂元渠先生韵并献曝诸师友

 方福仁 苏州会议感怀

 涂元渠 再赴鹭岛参加编写《汉语大词典》释文

 述 之 五律二首和涂元渠同志

 郭毓麟 己未暮秋重有鹭江之行参加福建省大词典审稿会议感赋

   厦门第二次审稿会议初步告竣留别

 乔 岳 七绝二首

 马君骅 审稿有怀

   沁园春·第二次编委杭州会议展望

   《汉语大词典》业务会议在雁荡山召开，即景有作

   踏莎行·上海定稿

   踏莎行·忆风雨楼定稿

 何庆善 苦战吟

   出席《汉语大词典》出版庆功大会感赋

编后记

五省一市编写组如雨后春笋，很快纷纷建立起来。五省一市主要文科高校大都参加了，一些专区和中等城市，以师专为中心，吸收文史底子深厚的退休老教师、社会人士参加，有的还吸收一些工农兵学员进来，并立即投入看书收词工作。是年10月，我去芜湖看望省里抽调集中到安徽师大的16位教授、学者，了解成立编写组的情况，只见他们每人手头都有几本书，正抓紧一切时间阅读，并用不同的颜色在书上作记号。他们对我说，这些书都看过多遍了，但这次再看意义不同。从哪里起、到哪里断，词目与资料须精心标出，划词、准备摘录制卡，都要准确无误，资料才有使用价值。他们精神饱满，干劲十足（其中杨纪珂先生，在“四人帮”粉碎后不久任安徽省副省长，即给我一信，为不能继续参加《汉大》工作表示歉意和惋惜），我去一天深受鼓舞，回来和大家一起研究，抓紧两件事：一是，要求金文明再加快步伐，将正在起草的关于收词问题的文件初稿早点拿出来征求意见；二是，张林岚、傅元恺、陈榕甫正在编制的收词用书目录，先开列一部分早点印出来，以供五省一市分工看书收词、摘录语言资料制作卡片之急需；有语言价值的禁书也选编入目，对此，有同志提醒我请示洪泽，我说不要，我作主，我担责，不要把责任推给洪泽；错了我检讨，改正过来，再把禁书去掉就是了。现在回忆起来，当时我如此大胆，是因为，陈翰伯在上海大厦协作会议上说的几句话，一直在我头脑里盘旋。他说：《汉语大词典》是语文词典，要古今兼收、源流并重、贯通古今，要把汉语言的历史流变理清楚，它是编给语言和文史研究工作者、大学和中等学校文史类教师以及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人工作学习使用的，我们要做的是这么一件事！我想，参加《汉大》编写的人都是语言工作者，对他们来说，语言没有阶级性早已是再普通不过的常识，关起门来，为编语言词典从禁书中搜集语言资料，大约不会有人对此“上纲上线”甚至兴师问罪的。不过，书目付印前我过目时，又感到禁书部分太刺眼，就有些心虚，怕犯政治错误，所以书目在送《解放日报》印刷厂排印前，我又要陈榕甫把禁书部分拉下来，改为《参考书目》另印，以表明立场。办公室十几个人，一边加紧文件材料准备，一边与五省词办商量开会事宜。经过一番筹备，第一次《汉大》资料工作会议于lo月28日至11月4日，在上海衡山宾馆召开。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刚成立编写组的部分高校老师和五省词办负责人20余人出席。洪泽、束纫秋在开会时到会讲了话，接下来的会议由我主持。会议首先学习国务院文件，结合讨论办公室金文明起草的《关于（汉语大词典＞收词的一些意见（初稿）》，了解《汉大》的编写方针和收词范围。讨论收词原则，发言热烈，仅个别人提出，要大量增加法家著作的词目和书证，努力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等等，也未引起大的争论。转入研究资料工作时，印发了办公室编制的《收词用书目录》和由浙江起草、办公室修改的《关于统一制卡规格的一些注意事项》、卡片规格设计样张等。讨论一开始，就有同志对《参考书目》即禁书目录，提出了批评，反对把禁书列入《汉大》收词制卡范围。我作了一点说明以后，也有的同志以我们是编语言词典不是专科词典为由，说了较为温和折中的意见，但批评者坚持己见，批评更加尖锐。从衡山宾馆到洪泽家里步行只需六七分钟，当晚，我去向洪泽汇报。也许我在汇报中有了自责，所以他仔细听后，并未对我提出批评，说了大意如下的一些话：语言是交际的一种工具，很难说有什么阶级性，我赞成会上有同志表示的这一观点。我没想到你们会开列一些禁书拿到会上去；若统称收词用书，不区别对待，恐怕人家会意见更大。他猛吸一口烟，朝窗吐出长长一根烟柱，继续说：如果把历代禁书中一些有价值的语言资料排除在外，将来会不会成为大词典的一个缺憾？现在这个做法还算得体——参考用书——已经表明了办公室对这类书籍的观点和态度。你说实际上不是都反对，这就好办。如果这次会上分工分不下去，就搁一搁；意见一致的书那么多，恐怕一年两年都做不完，大家先认领动手做起来，“禁书”不急！这份禁书目录散会时收回，以免传出去复杂化，影响工作的正常进行。我们按照洪泽的这个指示办，会上气氛缓和下来。按照大家的意见，会上增加了许多书目，相当一部分被认领，会议顺利结束。散会前，还是有多种禁书被个别认领，如南京大学与会的同志对我说，《金瓶梅》由他们承担收词制卡。

P13-15

编这本回忆录是吴琦幸倡议的。2014年5月的一次相聚，他知道我奉虞万里之命开始写回忆“汉大”的文字，便问我怎么写。我说，从头写，即《汉语大词典》编纂缘起，五省一市协作运行的情况，写到落实第一卷出版计划我离开时为止，尽力把前10年的艰辛历程能够反映出来。稍停，我继续说：想重点写人！叙事也力求透出人的身影。事情是人做的，只有反映人的活动、人的精神力量，才能说清楚事情是怎样成功的；通过这样的书写，也想表达我对汉大人由衷的感佩之情。琦幸听了若有所思，说：我赞成！是否还可考虑，邀请五省一市老的编写人员和编纂处编辑人员写点学术性的回忆文章，和你写的形成互补，合起来编一本回忆录出版呢？可行的话，书的封面我来设计！琦幸的这一想法得到了万里和几位汉大人的赞同。万里强调说：出回忆录要以学术性文章为主，并要我向五省一市汉大人约稿。

出回忆录事，动议早，起步迟。这完全是由于我的原因。2014年3月，我刚开个头，便遇房屋大修，接着决定卖房，然后租房过渡，再看房买房，两次搬家，里外折腾，直到去年5月才安顿下来，得以坐在电脑前续写。11月完成，送请几位老友审看。他们大体认可，再发给琦幸审阅。当时，万里将赴台湾讲学半年，不便干扰，就没有给他。万里在台湾仍关心此事，几次询问，这才把稿子发去。他陆续看一些，便推荐给上海社会科学院《史林》杂志。以上是起步迟的“客观”原因。主观上是，我对自己能否写成不是很有把握，想在完稿后提请几位汉大人审阅并听取他们的意见之后再作行动，以免造成被动。

顾虑打消之后，这才提上日程。

许多年来，我偶尔与五省一些汉大老友联系，我非常敬重的老先生有几位相继仙逝，我是知道的。这次集中联系，问及一些同志，才知道，又有几位过早地去世了；健在的，写东西大都有些困难了。这一情况与我脑海里的记忆反差太大，怎么也对不上号！每次挂断电话都心中惆怅：如此博学多识、身强力壮、精力充沛的学者、教授，怎么一晃就离开人世，或者成了耄耋老人，靠别人服侍了呢？可不，算起来，40年了呀！这次写稿的，安徽马君骅93岁，山东刘俊一92岁，福建黄金许92岁，江苏赵恩柱90岁。当时年纪轻的，如浙江陈增杰等，也都年过七旬，在奔八奔九了。可是，他们无一例外地正在为《汉大》修订出新版而忙碌。安徽大学赵应铎告诉我，一次，他去看望何庆善老师，只见他坐在轮椅上，鼻孔里插着橡皮管，管子的另一头连着身边很大的一个氧气瓶，手里端着《汉大》修订稿……这些老先生，曾经为《汉大》连续工作了18年，可以说把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给了《汉语大词典》。他们对《汉大》就如同自己催生并抚养长大的孩子，感情深笃。因而，一旦修订任务下来，虽力不从心，却难以割舍，无法拒绝，于是，再次全身心地投入……真是难能可贵，怎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编回忆录得到了普遍热情地响应和支持，认为“是件意义深远的盛举”，表示“理应按要求供稿”。应邀者无不爽快答应。有的老先生已离家多年，生活由儿女照料，身体欠佳，手头没有资料，记忆有些模糊，倒是由我在电话交谈中改口，反过来劝他们保重身体，不必再写。在这之前，即今年6月，我与江苏原词办周方通话谈及此事，他说：出回忆录我非常赞成，但现在出版社要求出每种书都要赚钱，《汉大》回忆录不会赚钱，可能要自费出版，我资助一万元！并叮嘱我说：这事很有意义，一定要做！当时我不知怎样回答才好，便结结巴巴地说：你退休工资不高，十几年来一直照料生病卧床的夫人，生活拮据，怎么可能要你出钱……

所有这些，都让我深受感动和鼓舞，鞭策我不再犹豫，抓紧与老友——汉大人联系。我多少有点意外的是：在通话中，谈写稿的话很少，而忆往叙旧的话彼此却怎么都收拢不住……读着陆续发来的这些文稿，汉大人过去那长长短短的相聚，那不畏艰难、一往直前、只争朝夕的献身精神，又在我眼前重现，他们的欢声笑语又在我耳边回荡。我依然清晰地感受到众多汉大人那种可贵的“精气神”，我沐浴其中，让我再次感到激动！我真希望能够回到从前，再次享受与大家共事的快乐！我将珍惜并保存那段汉大人之间的真挚友情，直至记忆完全消失！

现在，回忆录算是编出来了。作为一个合集，有些内容重复是不可避免的。各篇记述的是个人的经历和认知，写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若发现有些地方与事实不完全相符，皆因年代久远、记忆有误所致；即使对同一件事情的记述和认知有所不同，亦无不可。所有这些，与历史可信度并无大碍。从《＜汉语大词典＞编写工作简报》中摘录的诗词作品，既反映出编写人员的学养和情操，也记述了当年编纂工作的艰辛，见情见人见精神，为本回忆录增色。

深感遗憾的是：这事做迟了！正如有的同志所说，若早个三年五载，定是另一番景象，回忆录定会是另一种面貌！在约稿过程中方记起，今年是《汉大》第一卷出版30周年（1986年11月），这本回忆录未能及时赶上这个日子，成了迟到的纪念。

编这本回忆录，一直得到万里、琦幸的关心和指导，我和钱玉林、李鸿福做了一些联络和具体工作，好几位汉达人给予了帮助，如钱自成提供或重新拍摄了一些照片，福建原词办薛剑秋提供了一些档案照片和资料，等等，这里一并志谢！

2016年10月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