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畸形发展（1937-1949年）
这13年经历了抗日战争、敌伪统治和抗战胜利后的三个时期，时局曲折变化中，形成畸形的发展。
1.机构撤移与增设
抗日战争初期，大片国土沦陷，金城一面在沿海省市撤迁机构；一面向后方扩设行处。如把保定、定县、石家庄等七地机构迁入北平分行，苏州、南通、常熟各行处撤至上海，汉口行所辖各行处移归渝行管辖、郑州、广州、大连、哈尔滨各行相继裁撤。随着国民党政府西迁，又在重庆设立总经理处，称为渝总处，下设东南、西南、西北三个管辖行，并先后增设成都、昆明、贵阳、西安、桂林、长沙六支行，以及乐山、泸县、常德、衡阳、柳州、宝鸡、天水等23个办事处，遍及后方各地。
2.经营业务扩展
金城此时在沦陷区内各行处，是在稳慎下求进展，而在后方的业务，则因机构增加，扩展较快。因此沪渝两总处及所辖行处的各项业务和各年盈利，在账面上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1937年底，沪总处存款总额为法币13747万元（按当时黄金每10两市价1142元，折合黄金120万两），到1941年底，增至30483万元（每10两黄金市价13249元，折合黄金23万两），放款总额1937年底为法币9785万元（折合黄金85万两），1941年底增至17544万元（折合黄金13万两）。1942年渝总处成立后，沪总处存款总额为中储券18786万元（每10两黄金市价31461元，折合黄金59714两），1945年增至中储券307160万元（每10两黄金市价1976万元，折合黄金1554两）；1942年渝总处存款总额为法币9615万元（每10两黄金市价51000元，折合黄金18854两），1945年增至法币110011万元（每10两黄金市价120万元，折合黄金9141两）。放款方面，1945年沪总处为中储券95523万元（折合黄金483两）；渝总处为法币55844万元（折合黄金4640两）。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沪渝两总处各项存放款账面数字虽有较大增长，实由通货膨胀，物价飞腾所造成，如折合黄金计算，则显著下降。
3.在后方的投资增加
在沦陷区内，由于敌伪掠夺，货币贬值，一般工商交通事业业务萧条，维持困难，金城投资的企业，除通成、丰大业务转盛外，其他大多数都濒临困境，勉强维持。但在渝总处所辖范围内，则对生产建设事业不断扩大放款与投资。如在钢铁机械制造业方面，1946年6月放款达458万元，煤铁矿业2447万元，化学工业500万元，交通运输业952万元，公用事业840万元，保险、信托、证券、房地产等共786万元，贸易、百货业共632万元，面粉厂66万元。1940年金城还承购民生实业公司债券30余万元，1944年承购成都自来水公司债券200万元，对支援后方生产建设事业，起了一定的作用。
4.抗战胜利后业务萎缩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不断扩展官僚资本，加速通货恶性膨胀，操纵黄金、外汇和利率市场，实施种种垄断办法，使民族金融业在业务经营上受到了多方面压制和迫害。金城业务同样显现萎缩，所投资的工商企业大都陷入窘困。延至解放前夕，金城总处为支持各地行处维持营业，并照顾同人生活福利，拔出一部分外汇资金，交各行作为“应变费”，等待解放。
四、合营结束（1949-195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8月，在北京召开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商讨调整金融业之间、金融业与工商业之间以及劳资之间的各种关系。金城银行率先申请加入公股，请派公股董事领导。全国金融会议闭幕后，金城在京召开董事会，讨论整理账目、折实资产、增加资本、调整业务等事项，得到人民银行总行的赞同，并大力支持。从1951年开始，存放款逐步增加，开支相对节减，上半年扭转亏损，下半年获得盈余，业务稳定好转。董事长周作民于1950年8月，由香港回到北京，列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次会议，后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951年9月，金城、盐业、中南、大陆、联合五银行实行公私合营，周任联合董事会董事长。1952年12月，全国60家合营银行和私营银行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周任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
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迁移北京后，上海除保留少数人员参加整顿外，一部分中级人员同其他银行业一起，分两批去北京，在人民银行总行领导下，进行短期学习，其余大多数人员分批留沪或支援西北，派在各地人民银行工作。金城在国内业务结束，香港分行仍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继续营业，业务发展迅速。（P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