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创作了两部荒诞哲理小说，出版时间相隔仅四年，虽然命题相同，粗略的比较一下，跨度还是相当大的。《局外人》唯一的主人公默尔索，在荒诞现实中是个独醒者，而《鼠疫》中的里厄塔鲁等人物，则构成了一个反抗的群体，代表了广泛的社会阶层。《局外人》讲的是一个小职员因过失杀人，最终被判处死刑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是渐进式的。

《加缪小说选》就收录了这两部作品。

阿尔贝·加缪（1913～1960）是法国声名卓著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存在主义”文学的大师。1957年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奖获奖作家之一。

加缪在他的小说、戏剧、随笔和论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异己的世界中的孤独、个人与自身的日益异化，以及罪恶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出世界的荒诞的同时却并不绝望和颓丧，他主张要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他为世人指出了一条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以外的自由人道主义道路。他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并最终在全世界成为他那一代人的代言人和下一代人的精神导师。

《加缪小说选》就收录了《局外人》和《鼠疫》这两部最代表他成就的作品。

作家·作品

局外人

 第一部

 第二部

鼠疫

 人物简介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第五部

加缪生平与创作年表

第一部

一

妈妈今天死了。也许是昨天，我还真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发来的电报：“母去世，明日葬礼。敬告。”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也许就是昨天。

养老院坐落在马伦戈，距阿尔及尔八十公里的路程。我乘坐两点钟的长途汽车，这个下午就能抵达，也就赶得上夜间守灵，明天傍晚可以返回了。我跟老板请了两天假，有这种缘由，他无法拒绝。看样子他不大高兴，我甚至对他说了一句：“这又不怪我。”他没有搭理。想来我不该对他这样讲话。不管怎样，我没有什么可道歉的，倒是他应该向我表示哀悼。不过，到了后天，他见我戴了孝，就一定会对我有所表示。眼下，权当妈妈还没有死。下葬之后就不一样了，那才算定案归档，整个事情就会披上更为正式的色彩。

我上了两点钟的长途汽车。天气很热。我一如往常，在塞莱斯特饭馆吃了午饭。所有人都非常为我难过，而塞莱斯特还对我说：“人只有一个母亲。”我走时，他们都送我到门口。我有点儿丢三落四，因为我还得上楼，去埃马努埃尔家借黑领带和黑纱。几个月前他的伯父去世了。

怕误了班车，我是跑着去的。这样匆忙，跑得太急，再加上旅途颠簸和汽油味，以及道路和天空反光；恐怕是这些缘故，我才昏昏沉沉，差不多睡了一路。我醒来时，发觉靠到一名军人身上，而他朝我笑了笑，问我是否来自远方。我“嗯”了一声，免得说话了。

从村子到养老院，还有两公里路，我徒步前往。我想立即见妈妈一面。可是门房对我说，先得见见院长。而院长碰巧正有事儿，我只好等了一会儿。在等待这工夫，门房一直说着话，随后我见到了院长，他在办公室接待了我。院长是个矮小的老者，身上佩戴着荣誉团勋章。他那双明亮的眼睛打量我，然后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弄得我不知该如何抽回来。他查了一份档案材料，对我说道：“默尔索太太三年前住进本院。您是她唯一的赡养者。”听他的话有责备我的意思，我就开始解释。不过，他打断了我的话：“您用不着解释什么，亲爱的孩子。我看了您母亲的档案。您负担不了她的生活费用。她需要一个人看护。而您的薪水不高。总的来说，她在这里生活，更加称心如意些。”我附和道：“是的，院长先生。”他又补充说：“您也知道，她在这里有朋友，是同她的年岁相仿的人。她跟他们能有些共同兴趣，喜欢谈谈从前的时代。您还年轻，跟您在一起，她会感到烦闷的。”

这话不假。妈妈在家那时候，从早到晚默不作声，目光不离我的左右。她住进养老院的头些日子，还经常流泪。但那是不习惯。住了几个月之后，再把她接出养老院，她还会哭天抹泪，同样是不习惯了。这一年来，我没有怎么去养老院探望，也多少是这个原因。当然也是因为，去探望就得占用我的星期天——还不算赶长途汽车，买车票，以及步行两个小时。

院长还对我说了些话，但是我几乎充耳不闻了。最后他又对我说：“想必您要见见母亲吧。”我什么也没有讲，就站起身来，他引领我出了门，在楼梯上，他又向我解释：“我们把她抬到我们这儿的小小停尸间了，以免吓着其他人。养老院里每当有人去世，其他人两三天都惶惶不安。这就给服务工作带来很大不便。”我们穿过一座院落，只见许多老人三五成群在聊天。在我们经过时，他们就住了口，等我们走过去，他们接着交谈。低沉的话语声，就好像鹦鹉在聒噪。到了一幢小房门前，院长就同我分了手：“失陪了，默尔索先生。有什么事儿到办公室去找我。原则上，葬礼定在明天上午十点钟。我们考虑到，这样您就能为亡母守灵了。最后再说一句：您母亲似乎常向伙伴们表示，希望按照宗教仪式安葬。我已经全安排好了，不过，还是想跟您说一声。”我向他表示感谢。妈妈这个人，虽说不是无神论者，可是生前从未顾及过宗教。

我走进去。堂屋非常明亮，墙壁刷了白灰，顶上覆盖着玻璃天棚。厅里摆放着几把椅子和几个呈×形的支架。正中央两个支架上放着一口棺木，只见在漆成褐色的盖子上，几根插进去尚未拧紧的螺丝钉亮晶晶的，十分显眼。一个阿拉伯女护士守在棺木旁边，她身穿白大褂，头戴色彩艳丽的方巾。

这时，门房进来了，走到我身后。估计他是跑来的，说话还有点儿结巴：“棺木已经盖上了，但我得拧出螺丝，好让您看看她。”他走近棺木，却被我拦住了。他问我：“您不想见见？”我回答说：“不想。”他也就打住了，而我倒颇不自在了，觉得自己不该这么说。过了片刻，他瞧了瞧我，问道：“为什么呢？”但是并无责备之意，看来是想问一问。我说道：“我也不清楚。”于是，他捻着白胡子，眼睛也不看我，郑重说道：“我理解。”他那双浅蓝色眼睛很漂亮，脸色微微红润。他搬给我一把椅子，自己也稍微靠后一点儿坐下。女护士站起身，朝门口走去。这时，门房对我说：“她患了硬性下疳。”我听不明白，便望了望女护士，看到她头部眼睛下方缠了一圈绷带，齐鼻子的部位是平的。看她的脸，只能见到白绷带。

等护士出去之后，门房说道：“失陪了。”不知我做了什么手势，他就留下来，站在我身后。身后有人让我不自在。满室灿烂的夕照。两只大胡蜂嗡嗡作响，撞击着玻璃天棚。我感到上来了睡意。我没有回身，对门房说：“您到这儿做事很久了吧？”他接口答道：“五年了。”就好像他一直等我问这句话。

P2-4

真理原本的面目

这部《鼠疫》，通常论来，是象征小说，哲理小说。不过，作者在文中界定得更为具体：“这部纪事体小说”，他还强调指出，采用“历史学家笔法”。生怕读者误解似的，叙述者（最后里厄承认是他本人，作者的替身）特意说明这一点。不妨原话引用，像路标一样立在这里，指引我们阅读：

由塔鲁倡导而组建起来的卫生防疫队，应给予充分客观的评价。这也就是为什么叙述者不会高歌称颂人的意愿和英雄主义，适当地重视英雄主义也就够了。但是，他还继续以历史学家的笔法，记述当时鼠疫肆虐，给我们所有同胞造成怎样破碎而又苛求的心。

所谓“给予客观的评价”，“适当地重视英雄主义”，粗看也许是虚笔谦抑，泛泛承让，恐非作者真实的意图。历史学家的笔法，也并不意味着不能颂扬英雄主义，尤其像塔鲁这样一批志愿者，协助里厄这样一些尽职的大夫，一起抗击鼠疫，坚持十个月，随时随地都有被感染的生命之虞，他们的行为怎么就不能歌颂呢？事关对这部小说整体的理解，我不免半信半疑，仍怀着一般人的阅读心理，期待着在这场大灾大难中，看到可歌可泣的故事。却又迎头浇来一盆冷水，只见叙述者进一步解释：

不错，如果人真的非要为自己树立起榜样和楷模，即所谓的英雄，如果在这个故事中非得有个英雄不可，那么叙述者恰恰要推荐这个微不足道、不显山不露水的英雄：他只有那么一点善良之心，还有一种看似可笑的理想。这就将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确认二加二就是等于四，并且归还英雄主义其应有的次要地位，紧随幸福的豪放欲求之后，从来就没有超越过。同样，这也将赋予这部纪事体小说应有的特点，即叙述过程怀着真情实感，也就是说，不以一场演出的那种恶劣手法，既不恶意地大张挞伐，也不极尽夸饰之能事。

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不树立英雄的楷模也就罢了，如若树立，怎么也轮不到格朗这个窝囊废呀，总该是顶天立地的硬汉塔鲁。这还是次要的。经过仔细琢磨，我觉得这段话分量相当重，以加缪严谨的文风，不会是戏言妄语，看来郑重其事，似乎在宣告这部小说的宗旨和原则，提出了自己的标准。

首先，小说，就不该是约定俗成的英雄颂歌。这部小说的所有人物，包括表现突出的里厄大夫和塔鲁等，无不是群体中的普通一分子，哪个也没有塑造成为高大的英雄形象，这就颠覆了乱世出英雄的传统，也颠覆了所谓“英雄”的概念。英雄主义何以该回到次要地位，作者一句话就道破了：英雄主义“从来就没有超越”寻求“幸福的豪放欲求”，换言之，这是其固有的功利性使然。那么谁来占主要地位呢？当然就是所有普通人物了。说到底，《鼠疫》通篇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其次，“这就将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这句话值得好好掂量，疑似更为重大的颠覆，而且颠覆到真理的头上。“原本的面目”，莫非我们所认识的真理，并没有见到本相？这里又不是确指哪一条真理，而且泛指一切真理，简短一句话，好大的口气。言下之意，虽未得其详，但是，我们凭借经验，不妨揣度一下：一提起真理，自然联想到“放之四海而皆准”，何其高远，何其圣洁，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仿佛相距十万八千里！这表明至少在我的心目中，真理已经神圣化了，偶像化了。那么，怎么才是“原本的面目”呢？且看书中这样一段话：

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斗争，绝不能跪下求饶。问题全在于控制局面，尽量少死人，少造成亲人永别。为此也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同鼠疫搏斗。这个真理并不值得赞扬，这只是顺理成章的事。

面对肆虐的鼠疫，绝不能跪下求饶，任其摆布，不管以什么方式，必须与之搏斗，这就是《鼠疫》通篇彰显的真理，而这个真理，在作者看来“只是顺理成章的事”，“并不值得赞扬”。

以上两点：“归还英雄主义其应有的次要地位”，“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去伪存真，去其神圣性，去其偶像色彩，存留本真，将这种高不可攀的大词宏旨，拉低到常人理解的水平，“顺理成章”也就是合乎常情常理。

这是本书的两大关目，关联着人与世界的方方面面：以鼠疫为象征的命运、苦难、上帝、信仰、生与死、爱情、亲情、社会、道德、善恶、怜悯、良心、责任、抗争等等，这一切，不再是抽象的思想概念，而与书中人物息息相关，需天天面对，时刻处理的问题了。

奥兰，一座几十万居民的城市，本来正常生活，各自忙碌，互不相干，却突然闹起鼠疫，全城封闭，一切就全变了。全城仅仅演义着集体的历史，个人的命运不复存在了。

鼠疫这个象征物，最容易让人联想到小说写作的历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泛滥的法西斯主义。不过，这种象征显然预留了很大空间，大大淡化了具体所指。罗兰·巴特发出批评的声音，对此就有微词，加缪在答复中有这样一段话：

《鼠疫》，本意是希望读出多重含义，但是从内容上看很明显，是欧洲抵抗纳粹的斗争。证据就是这个敌人没有指明，而在欧洲各国，人人都能指认出来。……《鼠疫》，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一部抵抗的纪事体小说。但是可以肯定，它还不失为这样一部作品。

加缪一方面强调鼠疫的多重含义，另一方面又坚持这部作品的历史背景和抵抗纳粹的斗争。这并不矛盾。具体所指，这是不言而喻的，幸缘于他们没有使用清晰的语言。于是我决定讲话和行动都要明明白白，以便走在正道上。

这段话基本概括了塔鲁所谓理解的道德观，尤其概括了他那波澜壮阔而又漩流沉淀的社会活动与政治生涯，这也是他一再说的“生活的事我无所不知”。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正是加缪的自身经历的写照，是他用明明白白的话总结出来的人生大道理，做正派人的准则。

“原原本本做人”，塔鲁经历了坎坷的半生，才总结出这条做人的道理，看起来挺容易，做起来就会碰到层出不穷的阻碍和诱惑。生活在当代社会的逻辑中，做一个“正派人”，“不要跟灾难同流合污”，仅就这两点，能认真坚守，确实干难万难，不胜其苦，拿塔鲁的话说“真得有意志，还要绷紧神经”。生活逻辑就是这么荒谬：做好人难，不做坏人更难。换言之：做点儿好事容易，难的是不做坏事。

由此可见，鼠疫、灾难、死亡（包括良心的泯灭，道德的沦丧）、邪恶势力，所有荒诞的东西、负能量，可以说无处不在，总能把人搞得晕头转向，难以“原原本本做人”了。这就是为什么，塔鲁敢于断言：“鼠疫，每人身上都携带”，只因“任何人都不能免遭其害”。这样讲并不算言过其实，我们扪心自问，其实谁的心没有受过鼠疫的侵害，至今还留下阴影，潜伏着病菌？这不仅从生活经验上，而且从荒诞哲学意义上看，也同样切中事理。在《鼠疫》的结尾部分，那位患哮喘病老人总结似的讲了一句话：“说到底，鼠疫究竟是什么呢？鼠疫就是生活，不过如此。”破题的话，就这么简单，随口由那位形同局外人的’老患者讲出来，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他得知他十分钦佩的塔鲁也被瘟神带走了，不免感叹道：“最优秀的人总是先走。这就是生活。”他对塔鲁的赞语是：“他可从来不讲空话废话。”还有一赞：“他那个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那么，塔鲁想要什么呢？塔鲁明确表示：“我关心的是了解如何成为圣人，人，不信上帝能否成为圣人。”这里的“圣人”概念，没有汉语中为人师表的意义，也不同于基督教中的圣徒，姑且理解为在生活中保持“圣洁”的人，不携带鼠疫的人。按照里厄的揣度，塔鲁认为人无权处死任何人，可是受害者又难免会成为刽子手。因而他生活在矛盾之中，从未萌生过希望，为此才想要当圣人，“通过为别人服务获取安宁”。那么，在塔鲁的眼中，谁像圣人呢？他想到那位患哮喘病的老人，生活那么有规律，讲话还有哲理性，或许他就是个圣人，“如果神圣性就是习惯的总和的话”。不过，他真正佩服的只有两个人，在他的心目中，唯独里厄母子达到圣人的高度。他对里厄大夫的赞扬不必赘述，对里厄老太太的评价倒值得一提。

塔鲁在纪事中着重指出，里厄老太太为人非常低调，无论表达什么事，都用简单的语句。每天傍晚，她总爱坐在窗前，面对清静的街道，身子微微挺直，双手安闲地放在膝上，目光总那么凝注，渐渐融入暝色中。她在塔鲁面前从未拿出具体例证，但是从她那一言一行中，塔鲁能辨别出善良的光芒。纪事中还谈到一个事实：老太太从不思索就洞察一切，“她与沉默和阴影相伴，却始终能停留在任何光明的高度，哪怕是鼠疫的亮度”。塔鲁正是在这里透露他一点隐私：“我母亲就是这样，我喜爱她身上这种同样的低调，她正是我一直想要回到身边的人。八年了，现在我还不能说她去世了……”这道出了加缪的心声。这些母亲，以其低调和光明的高度，都同样体现了“原本的真理”，思想的升华，都同样体现了能与鼠疫抗衡的正气、正能量。

李玉民

2014年9月于北京花园村

硬要拆分阿尔贝·加缪的思想，势必徒劳无益。他采用一种谨慎的方法，无论从经济到社会，从社会到政治，还是从政治到人文，无不着意维系着屏障……《鼠疫》，并不是表现这个或那个，既不是帕斯卡尔式的人的悲剧，也不是卢梭式的对腐朽社会的激烈抗议，同时却是这一切：既是不可战胜的劫数、单单成为人的劫数，又是这两种轮番创建社会并毁掉社会的有机劫数。

——引自罗杰·吉约《阿尔贝·加缪的四周》

我重又慢慢地读《鼠疫》，这是第三遍了。这是一部伟大的书，而且伟大还会与日俱增。我非常欣喜它获得的成功——不过，真正的成功在于流传，以教益和美流传久远。我完全清楚，讲这种大话，总难免有点傻气，管他呢！这部书，我确信，会作为这个时代的伟大作品之一流传下去。重读的过程，我越来越被一样东西所打动：廉耻。我相信这是伟大艺术的一种根本品质。

——引自路易·纪尤1947年7月写给阿尔贝·加缪的信

《鼠疫》获得巨大成功。几个人物：清醒的，继而反抗的知识分子塔鲁，宗教人士帕纳卢神甫，“微不足道，不显山露水，只有那么一点善良之心的英雄”格朗，尤其是鼠疫的对头、作者的代言人里厄大夫，他们很快都深入人心。然而，唯道德论、高尚的思想、要维护一种论题的意愿，以及表达对生命、死亡、人的生活状况的思考的意愿，总有点奋勉和滞重的意味。有点什么引起特别刻毒而又睿智的萨特的嘲讽，他断言加缪像观察细菌那样论述善与恶。有人就带着恶意讲，加缪是一个为取得学业证书的作家，他的书充满文笔华美的段落，是为听写而准备的，注定了悲惨的命运……他留下的形象是个正直的、给人以好感的悲剧性的人。他的命运似乎印证了他成为先驱的荒诞论。

——引自让·道迈松《另类法国文学史》

加缪既是一个通今博古的现代文化人，又绝非一个只在书本中讨生活的书斋学者，绝非一个靠逻辑与推理建立起自己体系的理论家。他的理论形态充盈着生活的汁液，如果他不是从实际生活和书本知识两方面汲取了营养，他怎么能写出既有深远高阔的精神境界、又充满了对人类命运与现实生活的苍凉感的著作？

对于《鼠疫》来说，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题材与如此重要的现实指定，就足以在20世纪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但也许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它所具有的哲理深度。清晰明确的历史意识，固然有其社会进步的借鉴价值，而在一部文学作品中，隽永的哲理更有其持久的人文启迪意义。《鼠疫》就具有这种双重的力量。而以《鼠疫》的哲理价值而言，它显然来自对加缪荒诞哲理的发展与突破，特别是关于人类该如何对待荒诞世界的哲理的发展与突破。  ——引自柳鸣九《加缪文集总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