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注译的《尉缭子吴子(典藏版)(精)/国学经典》收录了《尉缭子》《吴子》这2部春秋战国时代兵法经典，《尉缭子》是中国古代的一部重要兵书。《吴子》主要论述了战争观问题。该篇既反对持众好战，也反对重修德，而废弛武备。它认为只有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才能使国家强盛。

徐勇注译的《尉缭子吴子(典藏版)(精)/国学经典》是国学经典百部丛书后的又一力作，所选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体例上以原文、注释、白话解读的形式对经典著作进行明白晓畅的注解，以全本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引领读者跨越文言文的隔阂，真正亲近经典、领悟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在愉快的阅读之旅中获得通透畅达的人生智慧，对于做人做事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套书采用国际流行的16开异形本，版式疏朗大方，装帧印刷精美，便于携带和阅读。

尉缭子

 前言

卷第一

 天官第一

 兵谈第二

 制谈第三

 战威第四

卷第二

 兵权第五

 守权第六

 十二陵第七

 武议第八

 将理第九

卷第三

 原官第十

 治本第十一

 战权第十二

 重刑令第十三

 伍制令第十四

 分塞令第十五

卷第四

 束伍令第十六

 经卒令第十七

 勒卒令第十八

 将令第十九

 踵军令第二十

卷第五

 兵教上第二十一

 兵教下第二十二

 兵令上第二十三

 兵令下第二十四

 附录

 梁惠王年世考

 《尉缭子》校勘记

 吴子

 前言

卷上

 图国第一

 料敌第二

 治兵第三

卷下

 论将第四

 应变第五

 励士第六

[注释]  

①兵谈：银雀山竹简《尉缭子》本篇末有“治国”两T-，竹简整理小组认为是标题，未知确否，此仍从底本以“兵谈”为本篇标题。②蛲：又作“硗”，瘠薄的意思。③称：适合，适应。④符节：我国古代派遣使者或传递将令所使用的凭据，用金、玉、竹、木等刻字制成，分为两半，朝廷存右，使臣持左，相合才可为信。⑤邃：深远、莫测。⑥欬：音kai，憋气。⑦禁、舍、开、塞：指治理国家的各项措施。⑧任：利用，开发。此处专指开发土地。⑨轫：音ren，阻止车轮转动的木头。此处所云“发轫”已引申了原意。⑩藁：音gao，收藏盔甲、弓箭的器具。⑾丧纪：有关死人的事。此处引申为各种事情的礼节、程序。⑿土功：此处指对土地的利用和经营。⒀市井：古代习惯在井附近贸易，俗称市井。⒁垠：边界。绝险逾艰：意为克服艰难险阻。⒂摅：音she，此处为拿着、挥着的意思。⒃悖：违背常理。⒄燔：音f6n，烤烧。⒅垣：墙。⒆总木：丛木，形容兵器林立。⒇弩：用机关发射箭矢的装置。羊角：此处指势不可当。

[译文]

根据土地的肥瘠程度而设立封邑、建筑城郭。建城的规模要与辖地的广狭相适应，辖地的广狭要与人口的多少相适应，人口的多少要与粮食的供给情况相适应。这三方面都达到了平衡，那么在退却时就可以巩固防守，进攻时就可以取得胜利。在外面作战胜利，关键在于内部有良好、和谐的气氛。两者彼此适应、相互协调，就像合上符节一样，一点间隙也没有。治理军队的人，要像隐藏在地下一样深邃，要像处于高空中一样神秘，用兵没有固定的形式。一旦展开，置于大的地方不会显得过于空旷；一旦聚集，处于小的所在也不会显得过于充塞。所以善于统治的入，国民会像流水般地归附他，像盼望日月般地盼望他，像归顺父母般地归顺他。所以说：明确采取治理国家的各项措施，禁止奸邪之心，赦免小的过失，开启养生之道，杜绝奢靡的风气，这样就会使天下得到开化、进步。贫穷的国家能够富庶起来，流离失所的国民能够得到安抚，没有耕作的土地能够得到开垦，不按节气从事农业生产的也能得到纠正。土地广阔而且能得到充分利用，国家就不会不富庶，人口众多而且能得到良好的管理，国家就不会不安定。安定而且富庶的国家，不用出动军队，不必使用武器就能威震天下。所以说，军事上的胜利实际取决于朝廷的政治改革，取决于国民的安定生活，取决于土地的开发利用，取决于贸易的繁荣兴旺。不使用武力而取得的胜利，是政治上战略的胜利；动用军队在两军阵前取得的胜利，是军事上战术的胜利；通过战争而取得的胜利，则是微不足道的胜利了。打了两场胜仗，相当于吃了一次败仗。十万人的军队出征，耗费每天达千金。所以百战百胜，不能算高明中最高明的；不战而取得胜利，才能算高明中最高明的。

不可因一时的愤怒出兵作战，有胜利的把握就可以行动，没有胜利的把握就停止行动。因此在百里之内出现祸患，尽量争取只出兵一天；在千里之内出现祸患，尽量争取只出兵一个月；在边远地区出现祸患，尽量争取只出兵一年。有了战胜这个国家的力量，就可以进攻它的都城；没有战胜这个国家的力量，就不要进攻它的都城。有了称雄天下的力量，就可以进攻这个国家；没有称雄天下的力量，就不要进攻这个国家。一个好的将领在指挥作战时顾不上考虑家中的事，在他率军冲锋陷阵时也顾不上考虑国君了，当他左手提着战鼓、右手挥舞着鼓槌在阵前擂鼓督战时，就顾不上考虑能否生还了。因此在战场上活着的时候顾不上想到死，面临死亡危险的时候也来不及想到能否活下去。让这样的将领统率十万名战士，一千乘兵车，这支军队就能够纵横天下。

作为大将，上不受天时的约束，下不受地理的约束，中间不受国君的约束。应当宽容，不能轻易被人激怒；应当清廉，不能过分贪图钱财。作为将领，应该谨慎从事，好自为之……

P43-44

我国是一个古代军事文化极为发达的国度。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这方古老神奇的土地上，发生的战争难以数计，涌现的军事家灿若群星，形成的兵书、战策卷帙浩繁。我国古代军事理论的基础，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奠定下来的。

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内，虽然列国纷争，战事频繁，但学术文化却十分发达，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兵家是当时各家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学术派别。当时著名的兵家人物，首推孙武，其下则有司马穰苴、吴起、孙膑、尉缭等人。而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兵书则有《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尉缭子》等。其中《尉缭子》一书价值很大，而研究却很不够。直到1972年《尉缭子》竹简的残卷出土后，对《尉缭子》的研究才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一、《尉缭子》的成书时代和作者

《尉缭子》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著名兵书，是研究先秦哲学思想、军事思想和军事制度的重要典籍之一。《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宋史·艺文志》等对该书都有著录。南朝学者，特别是唐宋时期的许多学者，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对该书有所摘引或评论。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尉缭子》和《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黄石公三略》、《李卫公问对》一起被编入了《武经七书》，作为必读的军事教材。但自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怀疑其为伪籍以后，虽也有学者仍相信《尉缭子》“多存古制”、“亡可疑者”，是“战国谈兵者”所著（参见明代宋濂的《诸子辨》和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以及近人吕思勉的《先秦学术概论》）。然而数百年来，它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却变成了一部伪书。如“郑樵讥其见名而不见书，马端临亦以为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代姚际恒说：“《尉缭子》……其首《天官篇》与梁惠王问对，全仿《孟子》‘天时不如地利’章为说，至《战威章》则直举其二语矣。岂同为一时之人，其言适相符合如是耶?其伪昭然。”（《古今伪书考》）清人姚鼐也说：“尉缭之书……盖后人杂取苟以成书而已。”（《惜抱轩全集·文集·读司马法六韬》）近人钱穆则怀疑：“其殆秦宾客之所为，而或经后人之羼乱者耶?”（《先秦诸子系年·尉缭辨》）而张心澂《伪书通考》、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证》等书，甚至直斥《尉缭子》为“伪物”。由于学术界多年来的错误认识，使《尉缭子》一书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评价。  1972年在山东省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中与其他兵书一起出土了《尉缭子》竹简的残卷，经竹简整理小组整理，残简释文刊登于《文物》1977年第二、第三期，其内容与今本及《群书治要》所节录的《尉缭子》基本相同，这就使伪书之说不攻自破了。此后，一些研究《尉缭子》的书籍和文章陆续发表，从新的角度对这部古兵书进行了评估。其中，关于《尉缭子》的成书时代和作者，是这些论著集中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总的来讲，可以概括出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该书的作者尉缭是梁惠王时代的人，《尉缭子》成书于战国中期的魏国（我们简称这种观点为“梁惠王时人说”），其根据是今本《尉缭子》首篇《天官第一》中有“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尉缭子对曰……”的记载。另一种观点认为，该书的作者尉缭是秦始皇时代的人，《尉缭子》成书于战国晚期的秦国（我们简称这种观点为“秦始皇时人说”），其根据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十年……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曰……”的记载。  除了这两种主要观点之外，学术界尚有若干其他说法，需要首先予以简要辩驳。因为出土竹简的银雀山一号墓，已被考古工作者判定为汉武帝初年的墓葬，有人即以此作为《尉缭子》作成与传世的时间下限（参见《尉缭子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等）。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第一，西汉著名的文学家贾谊在其所作的《陈政事疏》中，说过“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的话。宋人王应麟指出此句中“主上之操也”几个字“语出《尉缭子》”（《困学纪闻》），如果王应麟之说正确的话，那么贾谊此前即已读过《尉缭子》一书，而贾谊著《陈政事疏》要早于汉武帝即位三四十年。第二，从银雀山出土的《尉缭子》等兵书，都不避汉初几个皇帝的名讳（参见何法周：《〈尉缭子〉初探》，《文物》1977年第2期）。第三，从汉墓中出土的竹简未必即作成于当时或在当时才开始流传，与《尉缭子》同时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等，都不是作成于当时，而早在很久以前就广为流传了。第四，楚汉战争的四年，社会动乱；秦统一后的十五年间，大肆焚书，“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史记·秦始皇本纪》）。特别是《尉缭子》书中的论述也与这两个时期的实际情况不符。根据这些材料，我们认为判定《尉缭子》作成和流传的时间，不应受出土竹简墓葬本身时代的局限，而应提前到秦统一之前的战国时代，它是先秦古籍毋庸置疑。

 有人还曾提出过“依托说”（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群益出版社1947年版），即认为尉缭本不与梁惠王同时，只是假托与他答对而著此书。但是这种说法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如果说是秦汉以后的人假托著书，那么出土的《尉缭子》竹简和我们刚才的考辨已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如果说是秦始皇时的尉缭假托与梁惠王答对而著书，也不符合逻辑。何法周先生在《〈尉缭子〉初探》一文中对比曾作过一番有力的辩说：“古代假托的伪作确实是有，但一般假托总要假托更古的人……如果说是秦王政十年时的尉缭假托梁惠王时的尉缭而著书，他们本处于同一个时代，这瞒不住任何人的眼睛。这样的假托，还有什么意义？假托一般总要假托更有名望的人。梁惠王与梁惠王时期的尉缭，一个是连吃败仗、连国都安邑都保不住的败国之君，一个是史无记名、后人几乎怀疑其存在的无名之士，假托他们又能抬高《尉缭子》的几何声价?”这是有道理的。  还有的学者猜测历史上有两个尉缭，一个是“战国中期军事家”，另一个是“战国末期秦国大臣”（参见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辞海·历史分册·中国古代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断定“杂家尉缭，非梁惠王时之兵家尉缭”（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其实这种“两个尉缭说”同“依托说”一样也存在着明显的漏洞，因为无论持哪种观点的人，都无法否定尉缭是大梁人这一明确记载，两人同名在历史上虽不乏其例，但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出现两个都叫尉缭的大梁学者，其著作内容又相近，这种戏剧性的过分巧合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我们还是回到对前述两种主要观点的分析上来，由于持“梁惠王时人说”的学者和持“秦始皇时人说”的学者至今都不能说服对方，而他们各自所依据的那条唯一的原始材料，在现存的先秦古籍中又都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引为直接旁证的记载。因此，他们为了鉴别《尉缭子》的作者和成书时代，都试图从该书所反映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点中去寻求内证。  “梁惠王时人说”者从《尉缭子》书中找出的主要证据是：（一）“作者面对的国家，矛盾重重……民流地废，农战不修，‘人有饥色，马有瘠形’，民无定伍，军无定制，‘武士不选’，贤能不用。这样的国家，只可能是日趋衰落的梁，而不可能是生气勃勃的秦！”（二）“作者面对的国君问题严重。他不仅在思想路线上倾向于‘天官时日阴阳向背’等唯心谬论，而且在政治、经济、军事路线上，也不懂得任地、制民的富国强兵之道……这个人，只有可能是败国之君梁惠王，而不可能是‘统一中国’的秦始皇!”（三）“书中引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也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从时间顺序上看，只引证到战国前期的吴起为止……从引证的历史事件看，唯独吴起以法治军、与士卒同甘苦而‘天下莫当’的事迹最多最详，其中特别是两次提到了‘吴起与秦战’这一富有历史特征的史实。”（均见何法周：《〈尉缭子〉初探》，《文物》1977年第2期）（四）“尉缭在本书中，不断地对‘世将’提出严厉的批评，正是正确地反映士人向贵族争夺政权的战国早期时代背景。”（郑良树：《竹简帛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秦始皇时人说”者从《尉缭子》书中找出的主要证据是：（一）“战国时代战争投入的兵员和持续的时间，在早、中、晚期是有明显差别的。《尉缭子》反映了战国晚期的战争规模。”（二）“《尉缭子》体现了战国晚期独有的以仁义为本的战争观。”（三）“1974年发现的秦陵兵马俑军阵，是战国晚期战场情况的写照，它的情况往往能与《尉缭子》所述互相吻合。”（四）“《尉缭子》……记有许多军制条令，往往能与《商君书》和云梦秦简的精神相呼应，证明其作者应与秦有很密切的关系……根据文献记载，当是秦始皇任为国尉的大梁人尉缭。”（均见龚留柱：《〈尉缭子〉考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显然，争论双方所提出的这些理由，除个别问题外，都是持之有故的。但是，他们对于对方提出的理由，却都不能给予全面而有足够说服力的反驳。这个矛盾现象应该怎样解释呢?我们遍集有关史料并经过反复分析后发现：如果把现有的各种历史记载联系起来考察，上述两种观点实际并不矛盾。也就是说，与梁惠王答对的尉缭和在秦始皇十年由大梁入秦的尉缭本是同一个人。因此，我们认为，在没有发现新的可靠证据之前，对仅存的关于尉缭事迹的两条原始记载，根本不可以也不应该去执意否定其中的任何一条！  既然在今本《尉缭子》首篇中有梁惠王问尉缭子的话，那么我们首先就应对梁惠王的有关史料作一番认真的考证和探究。梁惠王名，于周烈王七年（前369年）继位，即史书中所说的魏惠王，因其在位期间将魏国的都城由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禹王村）迁到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所以又称为梁惠王。关于梁惠王的纪年即其在位的时间，史料记载有所不同，甚至司马迁《史记》本身的记述也大相径庭，现分别列举并加以考辨。  《史记·魏世家》记载：“三十六年，是岁，惠王卒，子襄王立。”《赵世家》、《六国年表》的记述与《魏世家》同，即认为梁惠王在位仅36年，卒于公元前333年。  《史记·秦本纪》则记载：“武王元年，与魏惠王会临晋。”据万国鼎《中国历史纪年表》（中华书局1978年版）换算，秦武王元年为公元前310年。《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宣王七年，与魏王会平阿南。明年，复会甄。魏惠王卒。”《史记·孟尝君列传》也记有：“宣王七年，田婴使于韩、魏，韩、魏服于齐。婴与韩昭侯、魏惠王会齐宣王东阿南，盟而去。明年，复与梁惠王会甄。是岁，梁惠王卒。”据万国鼎《中国历史纪年表》换算，齐宣王八年为公元前311年。而齐国使用的历法为“周正”，以夏历十一月为岁首，秦国使用的是“颛顼历”，以夏历十月为岁首，所以实际上《史记·秦本纪》的记载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史记·孟尝君列传》的记载并不矛盾，即认为梁惠王在位59年，卒于公元前310年。  对于以上两种不同的记述，后代的《史记》注疏者也莫衷一是，慨叹：“实所不能详考。”（司马贞：《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索隐》）既然《史记》对这个问题的记载本身有矛盾，后来的许多学者如晋代荀勖、杜预等人，就用西晋太康二年（281年）在汲郡（今河南卫辉西南）出土的《竹书纪年》来校正《史记》。遗憾的是《竹书纪年》原简和晋代学者所作的释文早已失传，现在所见到的《竹书纪年》，都是后人从不同的古籍中辑出来的。方诗铭、王修龄编著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汇集了各种版本的《竹书纪年》佚文，现摘引部分有关材料如下：  “《汲冢竹书》：魏惠王亦有后元。”（《史记·孝文本纪·索隐》）  “今案《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改元后十七年卒。”（《史记·魏世家·集解》）  “古书《纪年篇》，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春秋经传集解后序》）  《竹书纪年》的记载和其他文献提供的资料都证明了梁惠王在位仅三十六年的说法不可信，杨宽在《战国大事年表中有关年代的考订》一文中，举出两条《竹书纪年》之外的有力证据论证说：“原来魏惠王到三十六年没有死，只改元又称一年。”（详见《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85页）很明显，《史记》中所记“梁惠王在位三十六年说”是错误的，现在这一说法已被绝大多数史学家所摒弃。正是因为太史公记述的这个失误，才使得许多学者不能对尉缭其人的大致生卒年代和主要活动时间作出正确估计。如：钱穆先生就曾说过：“《史记》尉缭说秦王在始皇十年，今传尉缭书有梁惠王问，年世不相及。”（《先秦诸子系年·尉缭辨》，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由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写的《武经七书注译·尉缭子》也认为：“两个尉缭不可能是同一个人。”（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钟兆华同志虽也怀疑：“如果把《魏世家》与《秦始皇本纪》联系起来看，‘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似乎看像是一个人。”（《尉缭子校注》前言，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但因梁惠王的纪年问题没有确定，所以他又认为：“那位任秦国尉的尉缭，如果不是《史记》有误的话，该当是另一个人，并非今本《尉缭子》的作者。”（《尉缭子校注》前言，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这个问题现在既然已基本得到了解决，就应当以正确的记述为依据，在新的基点上进行研究。  我们认为，《史记》中梁惠王在位59年，卒于公元前310年的记载比较可信（梁惠王的年代问题比较复杂，不少学者以《竹书纪年》为据，认为梁惠王在位52年，卒于公元前318年。笔者对此持有异议，参见附录拙作《梁惠王年世考》）。如果这一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梁惠王在他晚年与年轻的尉缭答对（正像今本《尉缭子》首篇中所描述的那样），而在秦始皇十年（前237年），年老的尉缭由大梁来到秦国，为秦统一全国献计（正像《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描述的那样），就是完全可能的。假设在大梁与梁惠王答对时尉缭不满二十岁，那他在秦始皇十年入秦时有九十来岁。要证明以上说法能够成立，我们必须先解决几个关键环节中的问题：

我们不想否认《孙子兵法》在军事理论上的种种建树和贡献，但是应当指出由于时代的局限，它并不能代表我国先秦军事思想发展的最高水平。城市作用的提高、战争规模的扩大、战斗激烈程度的加剧、武器装备的更新、战略战术的变化以及哲学思想的飞跃发展，等等，都是在《孙子兵法》成书以后出现而又对军事理论有重大影响的因素。我们不能苛求孙武在春秋末期就对几百年后战争情况的变化作出完全正确的预言。似乎可以这样说，《孙子兵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比较完整的兵家专著，它代表了我国先秦时代军事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认为先秦军事思想同其他思想一样，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的，它绝不会停止不前。《吴起兵法》和《孙膑兵法》分别代表了战国早期和战国中期兵家思想的发展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可以被分别称为先秦军事思想发展的第二和第三个高峰。而生活在战国中晚期的尉缭，有条件认识和研究最新的战争形势。《尉缭子》中也总结和吸取了前人的思想精华，在新的理论高度的基础上进行论述。因此，我们认为，同韩非是先秦法家学派的最后一位大师一样，尉缭是先秦兵家学派的最后一位大师；同《吕氏春秋》是先秦杂家学派集大成的著作一样，《尉缭子》可以称得上是先秦兵家学派集大成的著作。

四、有关本书注译的几点说明

历史上对《尉缭子》进行注释、汇解者不乏其人，有些版本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自1972年银雀山竹简本《尉缭子》出土以来，至今已有20余种版本在新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注释，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刘仲平：《尉缭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台湾)1975年发行]；孙一之：《尉缭子译述》(台北星光出版社1976年排印本)；华陆综：《尉缭子注译》(中华书局1979年版)；钟兆华：《尉缭子校注》(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等。另外，《武经七书注译》(《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经典兵书》(于汝波、李兴斌主编，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等书中也收入了《尉缭子》注译本。

本书以《续古逸丛书》影宋本《武经七书》本为底本，对其中缺、衍、误的字和句，根据银雀山简本《尉缭子》的释文(载《文物》1977年第二、第三期)、《群书治要》本以及其他版本进行校勘。在校勘中如遇简本出现缺文处，作者尽量依其文意，并参考竹简整理小组的注释和其他新的研究成果试作订补，无法订补的用“口”表示，这两种情况都外加[]以识别。凡因简本缺字太多而无法完整理解其原意者，原文仍从底本或其他校本，而在校勘记中加以说明。

笔者1989年曾出版过《尉缭子浅说》，后来相继做过一些整理工作。这次译注《尉缭子》，充分吸取了20年来研究的新成果，不知是否妥当，尚请读者批评指正。《尉缭子》的译注工作，得到了中州古籍出版社原副总编辑郭孟良先生和中州古籍出版社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得到了编辑卢欣欣、杨天荣的热情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徐 勇  2009年4月8日

《吴子》三卷，言兵家机权法制之说。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吴起相魏，西河称贤；惨礅事楚，死后留权。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索隐述赞

尸佼尉缭，术通而文纯。

——刘勰《文心雕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