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有关中国文化问题十二次演讲之讲词！

《中华文化十二讲（大字本）》系由钱穆先生所做有关中国文化问题之讲演的讲辞汇集而成。书中分专题阐释了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性道合一”，中国文化的人和人伦，中国文化中理想之人的生活，以及中国文化中的最高信仰与终极理想等。

钱穆先生一生崇敬国家民族之传统文化，几同宗教信仰。先生以为中国文化其特殊之成就，有其特殊之意义与价值，纵使一时受人轻蔑鄙视，但就人类生命全体之前途言，中国文化宜有其再现光辉与发扬之一日。读《中华文化十二讲（大字本）》庶可见中国文化影响之悠久伟大，实有超乎一般想象之上者。

序

一　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性道合一论

二　中国文化中的人和人伦

三　中国文化中理想之人的生活

四　民族与文化

五　中国文化的进退升沉

六　中国文化与世界人类的前途

七　中国文化中的最高信仰与终极理想

八　中国文化中的中庸之道

九　反攻复国前途的展望

一〇　中国文化中的武功与武德

一一　中国历史上的军人

一二　历史上之人与事与理

四

以上是把中国的语言文字来说明中国人观念，再拿中国人观念与西方观念相比，这是同中求异。见其异，才可从此异处来批评其是非得失。但讨论文化，既要同中求异，亦要异中求同。今再论人类文化同处在哪里？人生贵能扩展，扩展便成社会；又贵能绵延，绵延便成历史。社会求其能大，历史求其可久，此乃人类文化一共同趋向。中国社会到今已拥有六七亿人口，所占土地比整个欧洲还大，而历史绵延则在四五千年以上，比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长得多。此可大可久之最后综合体，即是“天下”。即由此一观点，也可说明中国文化之合理与伟大处。

有好多人曾问我，能不能简单用几个字或一句话扼要说明中国文化之中心思想及其主要特质之所在，我想这问题不易回答，但总想要回答，我此刻要大胆地提出四个字一句话，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与其主要特质之所在。那四个字是“性道合一”，出典在《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两句。

现在先讲“道”，道就是人所行的路，那是形而下，可见的。但人为何该行这路，必有一所以然，那所以然是形而上，不可见的。我们讲话常说道理，中国人最重讲道理，便是不识字人也懂要讲道理。如说：“你这人讲不讲道理呀！”“这是什么道理呀！”“道理”这两个字，中国人最看重。但把道理二字分开说，便有不同。如说“人道”，便是人生该行的道，但不能说物道。如说“物理”，便是该物可以使之然之理，但不能说人理。可见对物只能讲理，不能讲道，和对人不同。如讲天，则有天理，有天道，兼了人、物两面。近代西方科学是研究的物理，但没有研究到人道。科学是不讲人道的。若讲人道，便不该发明核子武器。中国文化多讲了人道，但少讲了物理，所以有人说中国文化是重人文的，西方文化是重自然的，这也有道理。我们该说，中国文化看重在“人”一边，西方文化则看重在“物”一边。

中国人又常说“道术”，道、术二字同是一条路，故可合称“道术”。分开用，“术”是指的技术。讲究物理，最重要还是要讲术，讲究如何驾驭使用各种物的术。甚至可以把物由这样变成为那样。“道”是教人从这路的这一端通达到那一端，不是要把人由这样变成为那样。《中庸》说“修道之谓教”。可见中国人观念，教育是一种道非术。道和术同有一目的，术的目的比较低。如讲军事，要使这场战争得到胜利，这就有战术。至于为什么要有这场战争，这场战争目的何在，这乃是道。必先有了道，才能讲到术。道是先决的，术是次要的。科学上一切发明，一切技术，都属次要。若没有一先决的道，专来讲次要的术，则科学上一切发明，虽也都是真理，但那些真理，可以用来帮助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也可用来帮助共产主义、极权主义。只因科学本身没有道，只有理。把这些理表现出来，只是一些术。都是次要的，却不是先决的。如经商，也有种种术，推而至于广告宣传，甚至可以迹近欺骗，这都是术，却可以没有道。若说它亦有道；则只可称之为小道。资本家发展企业，主要目的只为争取利润，为私人打算。至于其供应人生需要，却变成为一手段，所以是小道，不是大道。中国人讲道，还有“正”“邪”之别。有该走的道，有不该走的道，所以说盗亦有道。那些则只是邪道，连小道也说不上。只是一些术，而且亦是邪术。中国文化重道不重术，西方文化似乎有些重术不重道，此又是一分别。

我们再讲“性”，中国人最看重这个“性”字。孔子讲性相近，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三字经》开始便说“人之初性本善”，中国人特别看重这“性”字，因此有许多探讨，许多争辩。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读西洋书，不见有这性字，于是便说，中国人所谓性，只是西方心理学上所谓的“本能”。其实此两者绝不同。也有人说性就是自然Nature，但其间也不同。由中国人想法，只能说性亦自自然中来。人亦是一自然，但在自然中仍有性。一切有生物、无生物都是自然，但不害于万物之各有性。性何自来，则由自然来。《中庸》说：“天命之谓性。”这一“天”字，也可说之为“自然”。依照西方人讲法，科学显与宗教不同，自然显与上帝有别。但照中国人讲法，这两者间却可以相通，并亦无大分别。“性”字的含义中，似有一个动力，一个向往，一个必然要如此的意向。一切有生物，尤其是人，显然有一个求生、好生、重生、谋生的倾向，有一种生的意志，这即是性。人性在大同中有小异。人有人性，物有物性，有生物无生物各有性，此又在性之大同之下有小异。近代西方科学，乃从“物性”来发明出“物理”；中国传统文化，则从“人性”来指示出“人道”。西方科学家只说自然；中国人则认为物有物性，才始有物理可求。西方宗教家只说上帝，中国人则说天生万物而各赋以性。性是天赋，又可说是从大自然产生，故日“天命之谓性”。

《论语》里不多讲性，但多讲到命，因“性”是“天所命”，“知命”即就“知性”了。现代西方人讲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都没有讲到性字。心理学里的本能，那绝非中国人讲的性。民国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追随西方，多知有心理学，但亦很少来探求人性。但中国传统文化则是最看重人性的。现代西方所讲的心理学，主要从物理学生理学讲起，如眼睛怎么能看，耳朵怎么能听，主要从身体的机能上来探求。中国古人讲性，超乎物理生理之上，与西方讲法不同，这也是双方观念不同而产生出文化不同之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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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年八月曾在空军松山基地作过一次讲演，题为《反攻复国前途的展望》。十月来台定居。十一月又赴空军各基地作巡回讲演凡八次，以中国文化为中心分讲八题。空军总部政治作战部整理各次录音，送我校改，集为一书。并增附我在三军联合参谋大学，海、陆、空三军官校分讲三题及陆军第二集团军官团一讲，取名《中华文化十二讲》。

讲述文化，必从两方面人手。一则文化千头万绪，必从其各方面各部门分别探究，而认识其相互汇通，以合成一大体系。二则文化非一成不变，必从其历史演进中分别探究其随时因革损益，以见其全体系之进向与其利弊得失长短轻重之所在。我在对日抗战时期曾写《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即从以上两点着眼。

避共居港，初次来台，曾在师范大学及陆总政战部作过两番连续性讲演，均记录成书，一为《文化学大义》，一为《中国历史精神》。嗣又在“国防研究院”讲“民族与文化”，亦将讲演记录成书。此次空军讲演，乃我对中国文化作有系统讲演之第四次。每次所讲内容，均从某一角度，偏重在某一方面发挥。虽可相通互足，而其着眼与侧重点则并不全同。读我此十二讲者，倘能再看我以前之各集，庶于我所阐说有一更完备之了解。

我此次遍历空军各基地，获与各地官长士兵接触，参观其各项设备与活动，深信我空军健儿精神饱满，志气壮旺，退足以保安全，进足以胜任反攻复国之大命。并使我更益深信我中华传统文化精义，实无背于时代潮流，而仍有其更高更大之启示。即以我所目睹之空军生活而言，亦可有不少之例证。

我常爱读唐以下各派禅宗祖师与宋明理学诸儒之《语录》，尤其关于心性修养方面，认为此乃我中华文化传统精要所在。此次历经空军各地，虽属匆促，却觉空军生活实有堪与禅宗理学之所揭示相证发者。从前禅宗及理学家修心养性，有一共通主要之点，厥为“空诸所有，系心一处”。理学家说“敬”说“静”，敬即教人随时随地心主一处。静则教人心主于一，更不为其他外物所动。理学家所反对于禅宗者，禅宗祖师只求系心一处，而不复求此心之“用”。故理学家谓之“有体而无用”。心系一处是为体，此心落于空虚则无用。故又谓其“弥近理而大乱真”。今我所睹空军生活，其实亦是要系心一处，然而却是系在一真实有大用处。试问驾驶飞机，升空临敌，在个人则是一死生关头，在国家民族文化传统则是一存亡绝续关头，岂止军事上之或胜或败而已。若非心在一处，焉能胜任而愉快。

我观空军各休憩室，均称待命室。一当命下，即有紧急之动作随之，其间不容以瞬。孔子日：“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人生实各有一大责任、大使命。若我们知得有此大命在身，自然会无朝无夕、无作无息，而此心常主在此。常动即是常静，常静即是常动。动静一致，使此生命永恒圆满，无亏欠，无间断，此乃人生最高境界，亦即人生最高理想。

空军某一军官告我说：“每一基地，地勤空勤，各有分职，而莫不紧密相关，联成一体。若一人一职疏失，即可影响到全体之各部。”我又参观某一基地，其士兵终日夜坐暗室中监视雷达，稍有踪影，即遍告各地。其所任职务，极单纯，又极严肃。若论其部队之本身生活，则可谓干枯之至。然其在全军中之任务，则实是机动之至。空军后方如前线，平时如战时，故能使其全部队，人人具有紧密联成一体之警觉。使人人各自系心一处，而其各别系心之处则相互会合，融成一体而后可以完成全体空军之一大使命。

我又参观空军驾机升空之种种衣装设备。在其一身，自顶至踵，几成一机器人。其机上座位四周，则完全是一机器世界。人则在此机器世界中全仗一心指挥运使。科学愈进步，机械愈发展，在此愈益唯物之环境中，乃愈见心灵活动之重要。物则依心为主，心则与物为体。宋儒“万物一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之格言，在空军生活中，岂不更易具体指陈其内涵意义之真实性。

我因此次到空军各基地，遂更亲切悟到中国禅宗与宋明理学家所发挥之“心性修养”，实非仅在深山寺庙与私人书斋中一番闲谈论、闲工夫。即使现代最机械、最紧张的斗争场合中，依然同样需此训练，合此教义。空军如此，海军、陆军事可例推。军队如此，工商实业界亦可例推。军事与经济如此，政治、教育乃及其他一切文化要项，同样亦可例推。要言之，中国历史上唐、宋、元、明四代禅宗理学家所言心性修养工夫，既可通之现代最机械最紧张之空军生活，岂有不能通之其他职务乃及一应日常人生之理。我中华文化传统中所言之心性修养，更当上溯之于先秦儒、道两家，而更主要者则为孔孟教义，此诚我中华文化主要精义所在。只要我们每一人从其各自岗位上，能善加体会，善加推扩，上达至于全民族、全人类之文化大体系上，而心知其意，则凡我中华先民先哲之所启示，其在人类心性精微处，在人类生活广大处，早已提纲挈领，抉发出其大义，揭露出其要旨，为我们奠下了一基础，指示了一大道。

莫要说我们今天该是一民主社会了，其实民主社会仍需要此一套人生之大理论与大方向。莫要说我们今天该是一科学时代了，其实科学时代亦仍需要此一套人生之大理论与大方向。而要走上此大方向，实现此大理论，则有待于我国人各自有其一番心性修养。惟此最为我中华文化传统对全世界全人类文化前途有其大贡献之处。我此十二番讲演所特别着眼注重之点，亦正在此一角度上。因此在本书出版之前，即本我此次演讲时亲所悟得，略加阐说。以备关心文化复兴一大任务者，继此作为共同进一步之研究。

我此讲演集之得以问世，首当对空总政战部之邀约，及其录音整理成为初稿，以及其代为出版诸事，敬致我衷诚之谢意。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四日钱穆识于台北金山街寓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