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洛温斯坦编著的《导演的诞生（我的第1部电影）》是一本梦幻阵容访谈录，记录当代影坛许多出色导演的人生第一课。导演们讲述的故事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把他们联系在一起。那就是我的第一部电影同样验证的——所有新手都品尝过的欣喜与恐惧。所有电影制作专业的学生和电影爱好者都应该读读这本书。

斯蒂芬·洛温斯坦编著的《导演的诞生（我的第1部电影）》是一本有趣有料、坦率至极的当代导演访谈录，集中关注仅凭第一部独立执导的长片就跻身世界影坛的十位“新人”。他们成长背景、性格志趣、际遇发展各不相同，既有非科班出身且赌上家当的林克莱特，勇闯大制片厂高层过关斩将的门德斯，抛弃会计金饭碗征战宝莱坞的卡普尔，又有两次拿下金棕榈的库斯图里卡，处女作票房在本土超越《泰坦尼克号》的莫迪松，两度在职业巅峰换跑道从此成为“电影节奖项收割机”的伊尼亚里图。

在洛温斯坦的引导下，诸位导演回溯初执导筒时遭遇的种种煎熬，从苦寻资金、演员、拍摄场地，与剧组成员并肩作战，到最终杀青、死磕电影节，向读者敞开了人生中最精疲力竭的一段浴火重生之路。路途中有滑稽，有惨烈，有热血，有锋芒，个中滋味与他们的作品一样精彩。

开场白

致谢

第一场 理查德·林克莱特《都市浪人》

第二场 理查德·凯利《死亡幻觉》

第三场 亚利杭德罗·冈萨雷斯·伊尼亚里图《爱情是狗娘》

第四场 北野武《凶暴的男人》

第五场 谢卡尔·卡普尔《纯真》

第六场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

第七场 阿涅丝·雅维《他人的品味》

第八场 卢卡斯·莫迪松《同窗之爱》

第九场 特里·吉列姆《莫名其妙》

第十场 萨姆·门德斯《美国丽人》

出版后记

洛温斯坦：能谈谈你的家庭吗？

库斯图里卡：我父亲年轻时是政府记者，后被任命为副部长。我妈妈是个普通公司职员。所以我们算是中产阶级，不是很富，也不是很穷。这样的环境对我成为艺术家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小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出艺术潜质，所以当我开始拍电影的时候，有些人很惊讶。但是想想我的父母，想想他们是什么人和他们从事的工作，我们家两代人中没有一个是农民，那么这就不足为奇了。另外，我在萨拉热窝的郊区长大，那里生活着很多穷人。尽管我比其他人生活得好一些，但我却见证了其他生活在萨拉热窝的人没见过的场景——美丽的吉卜赛女郎、小偷、英年早逝的人，还有很早就生孩子的人。这里发生的所有事都比在其他地方显得更加强烈。因为我出生在中产阶级家庭——如果共产主义社会有这样的阶层的话——我得说自己很幸运。尽管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拍电影，但这些冲突和生活中获得的强烈的感受，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影响我。

洛温斯坦：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主要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库斯图里卡：足球。我想成为足球明星，但没有实现。我踢得很好，但在任何一项体育运动中，你都必须突破瓶颈，才能做到最好。足球在我生活的社区是一种社会认同的方式。如果不会踢足球，你就会被当作白痴——也不能融入这个群体。我从小就把足球明星当作偶像，所以被这个群体接受，对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事。我觉得这和现在大家看足球比赛时表现出战斗精神具有相同的原因，就像每周六都要去打一场小仗，模拟战争。我的足球偶像对我影响深刻深，比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或约翰·福特（John Ford）重要得多。但后来我开始思考电影导演应该如何观察事物，逐渐形成自己的想法，很像是约翰·福特的作风。那时的电影和现在不同，现在的电影不再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就像马拉多纳这样的球星能感知110米外角落里的情况，但现在的电影已经没有了这种感觉，没有层次。可能已经没有人像约翰·福特的年代那样拍电影了。

洛温斯坦：你的电影中经常采用铜管乐和吉卜赛音乐。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接触过什么类型的音乐？

库斯图里卡：小的时候，我生命中的音乐主要是意大利合奏曲，《两万四千个吻》（Venti Quattro Mille Baci）之类的音乐。我和朋友们在一家小型社区俱乐部里听了所有这种类型的音乐，还试着模仿。那时我们组建了自己的乐队，滑稽、笨拙地模仿听到的乐曲。我们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向世界证明自己。音乐对我们很重要。后来，我接触了70年代伦敦的朋克音乐，像冲撞乐队（TheClash）和性手枪乐团（SexPistols）这类表达对保守党不满的音乐类型。对我来说，这是另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我们的传统音乐变成能与世界交流的语言。

洛温斯坦：你对西方很感兴趣，并从中获得过灵感。那么，你对电影的兴趣和对音乐是一样的吗？

库斯图里卡：一直都一样，可谓齐头并进。我第一次挣钱，是通过在（萨拉热窝的）实验电影院地下室里铲煤，报酬就是可以看到好莱坞电影，看弗兰克·卡普拉（FrankCapra）的片子，还有其他类似导演的影片。这基本上是我接触电影的开始。

洛温斯坦：你看过弗兰克·卡普拉的哪部电影？

库斯图里卡：《生活多美好》（It’s A Wonderful Life，1946）。

洛温斯坦：你喜欢那一时期的影片吗？

库斯图里卡：我很喜欢，因为它不像今天的电影，那时好莱坞很擅长传道。好莱坞一直都是理想世界的中心——把理想的生活艺术化。而且从某个角度来看，它做得非常美好。我觉得弗兰克·卡普拉是能将它呈现得最好的人之一，恩斯特·刘别谦（ErnstLubitsch）也可以，还有许多导演也不错。从我的家庭进入音乐、电影和足球世界的第一步是在公共场所——社会俱乐部，这是共产主义优越的地方。由于铁托（JosipBrozTito）不是个纯正的共产主义者，我才有机会去学习音乐、踢足球并走近电影。

洛温斯坦：你成长的过程中，哪个最重要？电影、足球还是音乐？

库斯图里卡：最终还是电影。因为当我有机会到布拉格学习电影时，我意识到，电影不像其他的活动，它有能力统和一切。

洛温斯坦：在我们谈论你在电影学院的学习之前，能告诉我们一些那时你看过的电影吗？你看西方引进电影，还是南斯拉夫本土电影？

库斯图里卡：我没看过南斯拉夫的电影。我一直都在看塞尔吉奥·莱昂内拍的通心粉西部片。你会在我所喜欢的费里尼电影中发现某种不一样的气质。那时我还年轻，我妈妈让我和亲戚或是社区里稍微大些的孩子一起去看电影。去萨拉热窝的电影院就像过节：那里更像是搞庆典而不是看电影。放映时，你能听到说笑，会发生许多好玩的事。有些人违反电影院规定，会在看希区柯克的电影时带着鸟来，在最紧张的时候把鸟放飞。很有趣。当然，没人指望我能成为艺术家。因为我的电影生涯和足球一样，都局限在郊区那一亩三分地，那里到处都是匪徒。我和那些年龄大的男孩们在一起，总是和罪犯、扒手之类的人扯上关系。所以，我所接近的生活本身就十分电影化。正如我所说，没有人指望我能成为艺术家，这在我从电影学院毕业后，给自己定位时，帮了不少忙。如果你想成为导演，就得有料。从初恋到抢劫报摊，我的经历相当丰富。这是一种低调的实践。我并不是亲身经历，但我观察得非常细致。这或许是我能成为电影导演的原因。  洛温斯坦：你是否记得有那么一刻，你认为：“这就是我想做的？”我得知你去过你父亲的朋友哈伊鲁丁·克尔瓦瓦茨（Hajrudin Krvavac）导演的电影拍摄现场，影片叫作《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Walter Defends Sarajevo，1972）。

库斯图里卡：是的，哈伊鲁丁曾帮助过我。我不是个坏学生，但我总是在危险地带的边缘。我父亲说：“你为什么不去帮他？为什么不去演点什么？”这就好像参加马戏团表演，对我来说是非常棒的经历。最后，这场“马戏”融入了我的血液。

洛温斯坦：这次经历是否激励了你拍摄自己的电影？

库斯图里卡：是的。它是允许你犯错误并为以后能拍出好电影打下基础的电影。小制作的业余电影毫无意义，除非这是你第一次接触摄影机，第一次能集中精力实现你在其他电影中学到的东西。只有那样，你才能接近电影最大的奥秘：“你与其他人的差距有多近，有多远，相差了多少时日。”关于我的这部电影最棒的事情就是放映曾被中断过两次，因为灯泡烧断了胶片。这一意外所产生的兴奋是非常电影化的。我不是在谈论胶片的质量，而是它被烧断的事实。这是件好事，因为电影真的很差。

P192-195

本书是万神出版社（Pantheon）2001年出版的采访合集My Frist Movie（我的第一部电影）的续篇。在前书中我采访了20位优秀的导演，讨论了他们的第一部电影。鉴于读者和评论家对于第一本书的正面评价，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第二部采访合集的邀约，并着手拟定采访清单。由于万神出版社在纽约，他们自然希望我采访美国观众熟悉的导演。除此之外，我有完全的自主权。回顾第一本书，我采访的大多数导演都来自美国和西欧。因此，我决定在第二本合集中，探寻不同的电影世界——比如亚洲、拉美和东欧的导演——远离洛杉矶这个全球电影工业的中心。

同时，我意识到第二本采访集恰好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去追寻那些引领第一本书中的受访者们走上导演之路的导演和作品。比如，有几位导演曾提到，美国独立电影《都市浪人》是他们早期奋斗的精神动力。我联系了这部电影的编剧兼导演——理查德·林克莱特，探讨他为一代人留下的流行语。同样，尽管我采访过印度电影人米拉·奈尔及其拍摄《你好，孟买！》的历程，但她所接受的电影训练是来自美国（她曾经在美国学习纪录片导演课程）。所以我想，如果能采访到一些早期在宝莱坞工作过的导演——比如谢卡尔·卡普尔——这不是很有趣吗？

当然，我希望采访某些导演，仅仅因为我是他们的影迷。比如，我一直都震惊于巴尔干半岛电影人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作品，他拍摄的无政府主义影片十分特别，散发着活力和激情。所以我想知道他在共产主义体制下是如何拍电影的。还有些导演不仅有着不同的创作背景，我认为本书的读者也会对他们的个人经历感兴趣。比如，日本导演北野武在成为国际知名导演以前，最开始是东京某喜剧俱乐部的电梯操作员。《爱情是狗娘》的导演亚历杭德罗·冈萨雷斯·伊尼亚里图二十多岁时曾是个成功的电台DJ，后来还拍过广告，然后才走上电影之路。在英国，萨姆·门德斯走的路是所有第一次当导演的人做梦都不敢想的——第一部电影就能与好莱坞制片厂合作，而且还获得了至少五项奥斯卡奖。

采访清单拟定后，我便开始发邀请函。我的助理信心满满地告诉我，她觉得这次将比编写第一本书时更容易说服导演接受采访。他们可以看看第一本书，以便了解情况。但现实并非如此。虽然有几位我心仪的导演很快就积极地回复了我，但我也收到一些答复，说某某导演很腼腆、很忙。这还算含蓄，有的直接说没有时间接受一本书的采访。大部分这样的回复都来自公关人员，这些人现在在独立电影圈内越来越多。尽管我很失望，但至少这些回复都还算礼貌。但这并不是全部。有一次，我打电话给好莱坞的某经纪人，希望采访他代理的导演。我还没说完第一句话，电话就挂了，只听到听筒里发出的忙音。我知道这并不是针对我个人，我只是还没重要到能占用他13秒以上的时间。幸运的是，我找到另一种与该导演取得联系的方法。当他得知我的采访邀请后，他让他的助理打电话给我，说很高兴与我见面。这次采访给了我很多关于电影制作的启示，从这个角度上看，这是我做过的最有趣的采访之一，他也是我采访过程中遇到的最有魅力的人之一。和第一本采访集一样，我选择了不同的采访场合：酒吧、小酒馆、餐厅、配音间还有导演的家——身边围绕着跑来跑去的孩子。印象最深刻的是采访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我们坐在从他位于贝尔格莱德的办公室回塞导尔维亚郊区村子的车里，车开得飞快。埃米尔的司机不断地超车，在撞到对面来的车之前，又迅速地并回原来的车道，他以此为傲。埃米尔谈论各种重大问题，比如约翰·福特和迭戈·马拉多纳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有超乎寻常的空间意识——我则发现自己不停地幻想第二天报纸的头条，也许会出现我们在采访中发生交通事故而丧命的新闻。几次十分惊险的状况后，我表示了自己的担心，埃米尔却打消了我的焦虑，他手一挥说：“别担心。”然后指着司机说：“他可能开得很快，但很安全。”

当然，恐惧是每个拍摄自己第一部电影的人所具有的普遍情绪。卢卡斯·莫迪松说过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形容了他第一次做导演的感觉——“不捆绳子蹦极”。但这也不能和无法完成自己的处女作，或没有拍成自己想要的作品的恐惧相比。就这点而言，拒绝理解导演想法的影片项目开发人员都应受到批判。尽管他的第一部电影《同窗之爱》大获成功，但最初他还是被瑞典电影学会拒绝。他说电影学院的老师告诉他，不要相信那些没有拍过电影的人。也正是因为如此，当学会的某位成员要求他修改剧本的时候，他只是微笑点头，完全忽略她的评价。但项目开发人员不是电影业中唯一的反面人物，有时整个工业都应受到批判。亚历杭德罗·冈萨雷斯·伊尼亚里图指责没有支持他拍摄《爱情是狗娘》的人，痛斥墨西哥电影工业中唯利是图的行为。他曾拜访过一位墨西哥城的知名制片人，并向他询问如何能在国内电影产业中谋得一席之地。该制片人问亚历杭德罗在业内是否有背景。当他表明自己没有背景时，那个制片人的回答非常冷淡：“如果你在电影圈里没有靠山，那就应该找一个。”

在更为广泛的层面上，许多导演指责全球化电影工业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公司化和商业化。“当我看到每年这些大公司生产了多少垃圾时，我就为身处这个行业而感到绝望和惭愧。” 亚历杭德罗·冈萨雷斯·伊尼亚里图这样说。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出现也似乎意味着拍电影更容易了。正如理查德·林克莱特所说，电影制作的技术不是复杂的科学。他说斯坦利·库布里克直到拍摄他第一部电影的第一天，才学会如何操控摄影机，他还说：“我是斯坦利·库布里克电影学校毕业的。”另一个经常在采访中出现的主题是“疯狂”。宝莱坞是最鲜活的证据，那里的制片人为了筹集资金，把自己的房子和值钱的东西都拿去抵押。谢卡尔·卡普尔记得有个制片人，刚拍完一部电影后拜访他叔叔——德夫·阿南德，他叔叔问：“你卖了什么吗？”那个制片人自豪地回答说：“噢，卖了，卖了我的房子，还有我老婆的首饰。”就算是制作低成本的电影，有时也还是会让身边的人冒险，但他们仍然毫不犹豫。就像理查德·林克莱特，他在《都市浪人》中投入了2.3万美元，“听起来没什么，是吧？但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这就太多了！”为了这么一部几乎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电影，他刷爆了信用卡，甚至还向家里人借钱。这绝不是一般的风险回报模式，而林克莱特得到了回报。他说他现在拥有的自由，直接受益于他在第一部电影中所冒的风险。

林克莱特引用维尔纳·赫尔佐格的名言：做任何你必须做的事，包括偷电影胶片、从事非法工作。但这并不是建议所有的电影人都要为此走极端。高蒙公司曾联系法国导演阿涅丝·雅维，将其热门戏剧《厨房浮世绘》改编成电影。鉴于作者导演在法国电影圈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认为阿涅丝·雅维会亲自执导这部电影。当她和她的编剧搭档，让-皮埃尔·巴克里都拒绝执导时，他们才雇用另一位导演来完成这部电影。有时，当导演在另一领域大获成功时，电影投资方不论是否看到他的天赋，都会义无反顾地支持他们。根据北野武长期合作的制片人森昌行回忆，《凶暴的男人》的投资方对北野武电视喜剧明星的声誉很有信心，也因此确信电影会在票房上取得不错的成绩。他说：“他们对北野武导演的诞生并没有什么期待。”

不论投资人的期望是什么，《凶暴的男人》获得了巨大成功。在北野武的案例中，成功建立在他已经取得的职业基础之上。但对于我采访的许多导演来说，成功则是一种全新的经历，也是一把双刃剑。卢卡斯·莫迪松的第一部电影《同窗之爱》，不仅在瑞典获得了比《泰坦尼克号》更高的票房收入，还被盛赞为不逊于英格玛·伯格曼的杰作。据他回忆，电影上映3个月之后，世界上所有的人好像都在对他微笑。但他又无不伤感地说，这并没有持续多久。萨姆·门德斯也有相似的经历。《美国丽人》获得奥斯卡奖之后，他经历了18个月的妄想期，怀疑别人想要认识他的动机。他说：“现在都过去了。我的小金人在保险柜里，已经四年了。”

第一部电影的成功，也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压力和负担，尤其是如何将处女作的成功延续到第二部作品中。这本书中，我们探讨了成功的特殊性。每年都有许多电影从未上映或发行，更不用说得到评论家和观众的称赞，甚至获奖。即使如此，还是有许多人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拍摄自己的第一部电影。根据世界各地电影节参展影片增多的趋势来判断，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拍电影。铭记一点，尽管我在这本书中仅选取了少数首次拍片便大获成功的影人，但我仍希望他们的故事，能够成为所有现在正在或将要拍摄自己第一部电影的人的精神源泉。

导演，尤其是著名的导演，几乎是智性和感性完美调和的化身，受人敬畏和崇拜似乎也理所当然。因此大众往往会有一种错觉：导演似乎天生就能自由游走于盛名与压力之间，轻而易举化解困境。他们第一次拍片，是不是比别人更从容不迫？他们是不是早已精通摄影、配乐技术？他们不需费力气，就能让摄制团队心悦诚服？在很多人的想象中，导演们走过一条异常艰辛但前途注定光明的路：备受冷落、穷困潦倒，但当他们拍完电影处女作时，立刻吸引到有眼光的发行商，于是突然间，泰来否往，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变成了炙手可热的导演。

导演真的是这样诞生的吗？

斯蒂芬·洛温斯坦用这本访谈集给出了答案。

理查德·林克莱特、北野武、萨姆·门德斯、亚历杭德罗·冈萨雷斯·伊尼亚里图、特里·吉列姆等十位导演回忆了拍摄第一部电影时的完整经历和感受。他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家庭环境、不同的职业背景、不同的个性、不同的导演方法、不同的美学追求……唯一的共同点是这些东西被他们加工成一部受业界认可的电影处女作，让他们顺利步人电影界。书中的十篇访谈为我们认识导演如何诞生，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

不少书中受访的导演开机第一天时，堪称技术小白。漫才明星出身的北野武，没有受过系统的电影教育，于是他计划拍摄的方法是：“向工作人员简单地说明脑中的画面和他想要的场景……如果一个旁观者看到北野和他的团队的工作方式，会觉得有点机械和笨拙，但他们的工作方式很有效。”《凶暴的男人》中主角不断走动的镜头，是北野武被场记提醒“如果拍摄继续按照现在的方式进行，电影时常只有1小时”而特意加进去扩充片长用的。不同于边拍边学边调整的北野武，法国导演阿涅斯·雅维甚至没有在拍片过程中努力学习任何摄影技术知识：“在那些方面我是个笨蛋……我唯一做的事，就是看着画面说行还是不行。”

就算是十项全能的导演，也会因为年龄而遭受重重刁难。在好莱坞，年轻人几乎得不到拍电影的机会。理查德·凯利说：“剧本几乎送到好莱坞每个人手上，立即得到了巨大的反响。人们急切地想见到我，而当我走进房间，他们却说‘算了’。因为我那时只有24岁。”

独立制片领域，钱是最大的难题。理查德·林克莱特“刷爆了所有的信用卡，卖掉所有能卖的东西，做了各种违法的事……我在可能没有任何经济回报的事情上赌上了一切。”亚历杭德罗·冈萨雷斯·伊尼亚里图不仅受到资金困扰“没钱的时候情况更糟，你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他和他的拍摄团队还要被墨西哥黑帮骚扰：“当我回过头，看到布里吉特的头被枪指着。拿枪的是个14岁的孩子，另外两个拿着枪的家伙正在大声嚷嚷。”  就算电影顺利拍完，也不一定会得到制片人、投资商的青睐。《凶暴的男人》不仅让北野武与摄影师、剪辑师矛盾重重，也激怒了制片人奥山先生。理查德·林克莱特的《都市浪人》曾一度找不到发行商，发行商的草率操作浪费了该片的巨大声望，让林克莱特和他的创作团队没有赚到什么钱。

可以说，几乎没有人的“第一部影片”能够一帆风顺。高风险、高压力的拍摄环境，和第一次施展拳脚的兴奋，让他们在地狱和天堂之间反复煎熬。本书的作者洛温斯坦强调，无论拍完电影后是否获得成功，每个人拍摄第一部电影时的感受总是最强烈、最复杂。本书的十位导演们对这种感受表现出惊人的坦诚，他们畅谈自己的古怪、迷茫或自负，甚至睡不好觉，也无意识地向读者展现了他们的坚韧、勇气和艺术个性，也许正是这些优点让他们第一部电影充满原创精神和新奇魅力，帮助他们获得奥斯卡、BAFTA、戛纳、圣丹斯、独立精神等主流电影节、艺术电影节或独立电影节的褒奖。

在本书编校过程中，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我们将书末的导演信息表分别整理到每篇访谈的开头，让读者在进入访谈前对该导演的经历和作品有所了解。除此之外，我们统一了人名。即便如此，我们仍担心或有遗漏或有谬误，所以欢迎细心读者补充指正。

本书是斯蒂芬·洛温斯坦两本导演访谈集中的一本，另一本也即将由后浪推出，收录了科恩兄弟、肯·洛奇、李安、奥利弗·斯通、安东尼·明格拉、米拉。奈尔、佩德罗·阿尔莫多瓦、史蒂夫·布斯塞米、詹姆斯·曼戈尔德等二十位导演的访谈。合计三十位导演的真心话，或许能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导演生涯是如何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