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电影》为费德里科·费里尼艺术笔记的总集，也是他借助回顾电影来回顾人生的一本回忆录。全书从他在里米尼度过的童年时光开始写起，之后又讲述了他在做电影导演之前从事编辑、记者和插画师等工作的经历。随后，费里尼开始涉足电影圈，从编剧和助理导演做起，直到下定决心独立执导电影。全书中后段大篇幅地讲述了《卡比莉亚之夜》、《八部半》、《朱丽叶和魔鬼》等几部代表作的创作过程，呈现了费里尼如何将最初的灵感发展为故事，再到拍成影片的过程，特别有趣之处还在于影片与他的生活实际上是融为一体的。其间还穿插了他对自己潜意识的剖析以及他对于电影这一艺术形式的个性化论述。该书为我们了解这位伟大的天才，以及了解上世纪中期的欧洲艺术电影提供了最为直接生动的文本。透过其直率、幽默的话语和其对艺术的个性化的理解，我们也得以在字里行间重新领略到和费里尼电影相一致的“费里尼风格”。

《拍电影》是电影大师费德里科·费里尼的人生自述。

他出生在意大利的小城里米尼，与小伙伴用书本做武器排演《伊里亚特》，用黏土和纸壳做人偶，还躲在屋子里给自己化妆，钦佩世界上每一位真正的小丑。他从不觉得自己会长大，更没想过能拍电影，然而当喊出那句“预备，开机，停”，便仿佛天生就应该干这一行。

他，就是费德里科·费里尼，电影世界的魔法师。

在《拍电影》中，费里尼追忆了自己的似水年华，讲述了对电影的奇思妙想，以及电影与生活之间千丝万缕的羁绊。透过他直率幽默的话语和对艺术的个性化解读，我们将在字里行间重新领略迷人的“费里尼风格”。

我记得……

与罗西里尼相遇

开机

卡比利亚之夜

信手涂鸦

编故事

情迷朱丽叶

萨蒂里康

献给马戏团

电视

罗马

再见里米尼

电影是什么

结语

附录：费里尼电影创作表

在乡下，从吉卜赛人那儿，我常常听到关于爱情迷药和巫术的事。我想到一个女人，安吉莉娜，曾到家里来做床垫（应该要有一整章献给这些行业：磨刀工人和他的破车、全身墨黑的烟囱清扫工和最令佣人害怕的人物）。安吉莉娜要在我奶奶家住三天，还包吃。有一天，她正在把一个个棉花球缝进床垫里，我瞥见她脖子上挂了一个小匣子：一个小玻璃盒，里面装着一绺打了结的毛发。“那是什么？”我问她。“这些是我的头发，那些是我男朋友的胡子，是我趁他晚上睡觉时剪下来的。这样，去特里艾斯特工作的他就跟我紧紧绑在一起，不会分离。”

另外，马雷奇亚的小市场里，有一位老人可以使鸡和羊生病或痊愈。

俱乐部附近有一个铁路工人的老婆会“恍惚出神”。她这样治病也能赚不少钱。有一天，我也排入要去接受诊治的老先生和老太太的队伍中，最后我站到一间小客厅的门口，房间里简直是家徒四壁。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位脸上喷洒了水珠的老太太，弓着脊背，身体僵硬，跟一个我看不见的人说：“克拉一多那一累一特罗佩一特（那个女人比你强），你得让她去。”说完话后，老太太哭了起来。后来走出一个惊慌的大男人，他不愿被人看见。他站在阶梯上，头上戴着帽子，不肯离开。或许他是想找到勇气，再回去寻求不同的神谕。

大家也常谈到那些住着幽灵的鬼屋。“卡尔雷塔”是我朋友马里奥－蒙塔纳利的别墅。据说一百年前，别墅主人在灌醉表妹后把她掐死了。他们说，有些夜晚，可以听到酒窖里传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大家认为，那是被掐死的表妹戳破酒桶的橡皮盖往杀她的凶手嘴里灌酒，好让他不得安宁，永远溺毙在酒里。

罗马涅——海上冒险和天主教教堂的混合体。这儿有圣马力诺，一座阴郁而自命不凡的山丘。一种奇怪的狂妄自大和渎神心理，掺杂着对上帝的迷信与挑战。老百姓没有幽默感，也不设防，但是喜欢嘲弄和自我吹嘘。有一个人说：我可以吃下八米长的香肠、三只鸡和一根蜡烛——居然还有蜡烛，简直是马戏团表演。然后，他真这样做了。一吃完，他们马上用摩托车把他载走了。他脸色发紫，眼睛翻白，而大家面对这种残忍和死亡的威胁却放声大笑。

有一个家伙叫“由山上升起”。是升——我也不懂——而不是降：就仿佛一次假想的空中散步。还有“哦不”，四海漂泊的水手，偶尔会寄一张明信片给他在拉乌尔咖啡馆的朋友：“经过鹦鹉岛，想起你们大家。”

这一带有一种口音，极为甜美，或许来自大海。我记得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夏日午后，在一条阴影层层叠叠的小巷子里：“现在几点？”“应该恰好四点……”有人回答。而小女孩哼哼唧唧，好像是说一定比这晚：“哼，才没有恰好……”

同时，女人有东方式的肉欲冲动和态度。早在我读幼儿园的时候，就有一位尚未皈依的女管家，黑色的头发和黑色的工作服，一张脸因为血脉偾张引起的疖子而红扑扑的。很难说她多大，但可以确定的是她的女性特征像俗语所说的，一触即发。总之，这女人搂着我，摩搓着我，身上散发出马铃薯皮、蛤蜊汤和修女衬裙的味道。

我读的幼儿园是圣文森修道院建的，有大帽子修女的那所。有一天，正在排队准备一场宗教仪式时，她们让我负责握一支小蜡烛。一名戴眼镜的修女——很像电影演员哈罗德·劳埃德——指着蜡烛，以不容争辩的语气说：“不要让它熄灭，因为耶稣不喜欢。”那时刮着很大的风，幼小的我被那巨大的责任湮没。有风，而蜡烛不能熄灭。否则耶稣会怎么处置我？队伍开始行进，缓缓地，沉重地，随着手风琴的乐声碎步移动。一段小快步，然后静止；又前进，再次静止。领队在干什么？行进仪式中还得唱歌：“我们要主，他是我们的父……”夹在一群长袍修士、神父、修女之间，突然，一股绝对的忧郁、死亡和严肃的气氛迎头罩下。就是这队人吓到我了。最后，我哭了起来。

一二年级我念的是特阿提尼小学。我在班上都跟那个一同在马雷奇亚看到有人上吊的卡森尼一起玩。老师是个爱打学生的人，节庆的时候才变得特别友善。家长们带来一包一包的礼物，堆叠在讲台上，像主显节前夕那样。收完礼物后，在我们放假之前，他都要我们唱：“青春啊青春，春天多美～～～丽。”他非常重视那四个“～”。

之后几年，我被送去法诺，在一所慈爱的神父们管理的寄宿学校读书，跟小金鲷的相遇就发生在那段时期，一如我在《八部半》中的描述。中学位于马拉特斯提安诺路，现在已改成市立图书馆和美术馆了。当时，我觉得这所中学是一座高耸入天的大楼，上楼和下楼都是一种探险。那些阶梯永无尽头。校长绰号“宙斯”，标准的自大狂。他有硕大无比，跟600型小汽车一样大的脚，用它残杀小孩。被他踢一脚能让你的脊椎骨断裂。他总是先假装不动，然后出其不意地用那只大脚把你像蟑螂一样踩得扃扁的。

中学那几年是属于荷马和“战斗”的时光。我们在学校读《伊利亚特》，并得牢记在心，我们每个人都以荷马书中的一个人物自居。我是尤利西斯，有点孤僻，老是望着远方；当年已经微胖的蒂达是埃阿斯；马里奥·蒙塔纳利是埃涅阿斯；路易吉诺·道奇是“驯马人赫克托尔”；斯塔克奇奥蒂是“飞毛腿阿喀琉斯”——他每一年级都要重读三遍，所以是班上年纪最大的。

下午时分，我们会找一个小广场重演特洛伊战争，特洛伊人和希腊人之间的冲突。这就是所谓“战斗”。我们带着用绳子绑好的书（那时大家习惯如此），然后挥舞着书互相攻击，展开一场书本和绳鞭的混战。  P18－21

“电影人”书系缘起

我们看过一部好电影，经常意犹未尽，还想了解电影幕后的点滴及主创的故事。优秀的电影传达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电影内容本身，还有许多含蓄深长、耐人寻味的意蕴，以及开阔、丰富、浓缩的人类经验。

为此，我们精选了一系列优秀电影人的文字作品，编成这套“电影人”书系。在这里，导演、制片人、演员、剪辑师、灯光师等，从电影人的视角，将他们为之投注毕生心血的电影的种种，拍摄期间的奇闻趣事或感动瞬间，乃至自己的人生体验或心路历程，讲给银幕前的读者。这些作者不仅是电影人，也是文学造诣很高的人。

关于人生，关于电影，关于我们这个世界，深刻之见，深厚之情，在他们笔下随处可见。阅读他们的作品，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与电影相关的知识，还会收获更广泛的人生思考与审美感受。

“电影人”书系献给每一位热爱电影，热爱文学，关注人生，关注世界的人。

除了待在一起半个小时的愉悦和开心以外，这形式化的、可信度不高的一问一答有什么意义？无人不问、无所不问、无处不问的习惯，在资讯体系里占据了惊人的比例，正成为最猖獗的模式：报纸、收音机、电视，不论白天或夜晚，任何时刻都用来自各地的各式各样的信息追捕我们，戳痛我们。我们再也无法容纳、吸收并转化这雪花般的概念和消息，使其成为“经验”或个人认知。有的只是这源源不断的神经错乱又滔滔不绝的话语、影像和声音，它们湮没了一切。巨大的偶像已经完全掩盖了应该转述的事实，剥夺我们发言介入的权利，离间我们，从一开始就否定任何修正的可能。一场没完没了拖泥带水的表演，凶残而使人麻木，一切都溺毙其中，总之是虚无空洞，完全删除。不是为了健康，而是为了拯救智力，有时候或许应该长时间地请电视保持关机，收音机默不作声，报纸不再印行，好让每个人有时间真正地关心自己和自己的定位，也许这只是为了把碎片和破布重新拼在一起。

到了这个地步，为了一致起见，我们应该不要再理会什么访问了，可是您这么美丽，我不忍令您失望。

好吧，您问我对影评人的意见，或我认为电影工作者与影评人是什么关系。这是一个有陷阱的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我对影评的态度好像始终会引起争论，它自相矛盾，既排斥又投入，若即若离。不过所谓投入，指的并不是这项工作的执行有什么问题，而是我对它可能有些过度个人化的敏感态度。我喜欢把我的电影看作我自己的见证，对于自己叙述的每一个故事，我都觉得它属于我生命中的一个时节，或者至少这些故事试着要去表达它。因此，影评人的评论及分析不管是好是坏，我老觉得不太恰当、不要脸，就好像有人胆敢批评我这个人，就好像有人想把我的经验分类并估价，给它一个分数，之后要么把它当掉，要么放它一马。我和我的工作全面彻底地融合在一起，不论是什么评论，只要涉及了我的电影，总让我觉得是多管闲事，是令人手足无措心里厌恶的冒失举动。通常我对针对我电影的那些评论的第一反应，是虚荣的高兴和不安。为什么他们要管我和我做的那些事？难道这回就不能不去谈它吗？然后我带着像被冒犯了的女士那种悻悻然的伪善神情跟自己说，我绝不会去论断或批评一个人，相反我会先试着了解他。不过，这些当然属于绝对私人的范畴。

如果我一定得比较客观地去看这件事的话，可以说大体上我对于那些方式不夸张，谈电影好像谈一种生物、一个人，不带自以为是的诊断式冷漠，不带工程师式的冰冷疏离，或者更糟的警察式的讹诈威胁的影评人还挺有好感的。面对一本书、一幅画、一部电影和所有值得讨论的事物，我比较信任那些使用专业术语时流露个人感情和有节制的人。要不然，还有——莫拉维亚就正好和我比较欣赏的评论态度相反，对莫拉维亚来说，电影变成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学分析的材料，有点武断，有点急躁，而且往往有些简化，不过作家的省思常常由他得自经验的真实情感而生，是撇开一切肺腑之言不谈的沉着理性的感情。我们则自始至终受迷信、温情主义、激动和无能的个人主义制约，不断为不明所以的幼稚的兴奋所苦，尽己所能地崇尚形式主义。同时还喜欢歪曲，处心积虑地要把真实事件简化为数据，这已经变成我们意大利典型的特色了……是的，没错，这差不多是我们乐于悉心培植的心理才能，有时甚至以此自傲，好像不精确是一种独家遗传的机智，是令他人钦羡的皇家戳印，而别人可怜又顺从地苟且偷生（就连这也只是差不多而已）……我之前说到哪里了？啊，对，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试着保持头脑清醒和有组织，企图赋予事物意义或提出观点，自觉指出更成熟自主的假设，我认为是必要的，也是能鼓舞士气的。

……

你听听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在乡下一间露天小吃店的斜草坡上，我身边是一群拍警匪片和色情小电影的没半点正经的导演、制片人和其他同行。我其实坐得有些远，避开了他们横七竖八热闹沸腾的桌子，不过我照样加入了他们酒醉的欢乐、闲聊、搬弄是非和捧腹大笑。他们用贬斥、咒骂及侮辱的口吻，在哄笑和挤眉弄眼中描述他们的工作，玩世不恭地大谈小道消息和阴谋诡计。而我不知道为什么和他们立场一致，也厚颜无耻地窃笑着。

突然，有三个小孩走过来向我要签名照片，我正四处找纸和笔以满足他们的要求时，有人拉了拉我的袖子，是个扎着两根小金辫的粉扑扑的小女孩，她以小孩常有的那点残忍直截了当地跟我说：“费里尼，你就不能改一下吗？”那双美丽的蓝眼睛望着天空，仿佛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毫不在乎。我一点儿也不诧异，相反我觉得这个问题很中肯也很理所应当，我很乐意尽我所能回答她，所以想找一张纸写上我的答案。我想回答她“我会试试看”，可小纸条上已经满是签名、字句、污秽和涂鸦，连一小片空白也没有。我徒劳地翻来翻去，想找出一个干净的小角落。最后，有点气馁的我决定写在狭小的纸边上。真是绝望的艰难之举，我费了很大力气才把答案写上去，但不得不接受结果那成了一团看不懂的墨水渍的事实。没人能看得懂“我会试试看”，连我也没办法。所以，我有心改变的这个书面证据，缩减成了难以辨认的一个小黑点、一小片尘渍，根本不存在。

我得补充说明，这个梦并没有像我预期的那样让我怏怏不乐，相反，醒来以后，等短暂的呆想一过，我松了一口气，然后听到自己几近快乐地说：“好啦。我对那个小女孩实在很抱歉，但我知道这是没办法的事。”又过了一会儿，我哼起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