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所著的《南京大屠杀》是对南京大屠杀的一次全纪实。《南京大屠杀》的作者饱蘸国人的血泪，文笔大气磅礴，以详尽的事实和一手资料以及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震撼着读者，以犀利的拷问促使今天的读者深刻反思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深入思考其历史教训现实意义。

2017年12月13日，是日本侵略军制造的人类历史上一场罕见的大悲剧——南京大屠杀80周年祭日。80年，那是一般人的整个生命周期啊！

何建明所著的《南京大屠杀》记叙了80年前的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陷落。进城的日军，以其占领者的优越感，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残暴地屠杀了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守城官兵和普通市民达30余万人，在中国人心头和中华民族史上留下了一段永远难以愈合的伤痛……

2014年春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一项决定：将每年的12月13日——日军侵略者开始在南京大屠杀之日，确立为“国家公祭日”。这是一种痛苦的选择，烙在心坎上的记忆，它让我们有了一种新的国家意识！

老实说，我并不是战争罪行的研究者，但过去的漫漫日子里，我天天沉浸在浩如烟海的日本侵略中国时所留下的种种罪行的史料和实物之中，我常常有种窒息的感觉——因为它太沉重，太悲惨，它必须让所有人铭记！

序/永不该忘却的那桩血凝历史

第一章 杀戮前的大决战

第二章 红了长江水

第三章 窒息的金陵城

第四章 莫愁湖的哀号

第五章 拉贝和他的“南京安全区”

第六章 坚守“生命孤岛”的洋小姐

第七章 审判与证词

第八章 漏网的另一种大屠杀

第九章 人鬼之间——侵华日军的赎罪自白

第十章 十问国人

参考书目

第一章 杀戮前的大决战

世界上几乎所有对人类文明有重大贡献的国家，其首都除了在政治、军事、文化和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外，还在战争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比如希腊首都雅典卫城保卫战、莫斯科保卫战等。南京大屠杀之前的首都保卫战，现在应当给予正视，因为这场近现代中国史上少有的悲壮之战，虽然最终以中国失败画上句号，并且因此有了后来日本侵略者在南京杀戮我30余万同胞的悲剧，然而毕竟我们中国人在捍卫自己首都时没有丧失尊严，故为什么不把当年真实的历史留下来呢？

南京是我国民政府的首都所在地。发生在大屠杀前夜的首都保卫战，仍是中华民族值得浓墨重彩载人史册的一部悲剧，鉴于此，我愿今天的国人摒弃成见，客观地对待当年的历史真相——

1.上海失守前后，蒋介石“比较努力”

“比较努力”这个评价是毛泽东给他的老对手的。毛泽东为什么要给蒋介石如此评价，我们先把话题转到日军侵华期间的南京大屠杀上来。

当然，言及“南京大屠杀”这一让中日两国结下“世纪之仇”的大事件，我们不能不从1937年发生在卢沟桥的“七七事变”说起。

国与国之间的战事纷争和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差不多，小人做事便有小人的伎俩：日本从1931年“九一八”占领我东北三省后，便虎视眈眈地一直在盘算着如何向中国的纵深处进犯，于是在1937年7月7日这一天夜间，驻卢沟桥的日本军队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的“军事演习”，诡称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的宛平镇搜查，当场被中国驻军严词拒绝，日军随即发动进攻，中国驻军第29军37师219团奋起还击。“七七事变”由此而来。日本借此事，立即在短时间内，制定出《在华北行使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并调动40万兵力，对华全面宣战。

“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天，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即向全国通电，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此时，正面战场的最高指挥与国防军的最高统帅是蒋介石。

蒋介石是1937年6月份到庐山的，他在那里搞“暑假训练团”，并自任团长。训练的对象为“全国各界文武同志”、“全国公务员”。按照蒋介石在6月27日对训练团大队长以上的长官发表的《建国训练的要点和实际的目标》讲话，此训练团的任务是：“在中央统一御侮、救亡图存的一向政策之下，人人奋发建国的热忱，激励其救国的责任心，向着共同的目标，能够自动努力，自动奋斗，尽忠于其本职，随时准备为复兴民族而牺牲，就是要人人尽忠于各人的职务，要人人知耻明义，牺牲奋斗，自立自强，自动地发挥其爱国的精诚，这是我们此次庐山训练的精神，也是本团教育唯一的目标。”  1931年“九一八事变”让蒋介石对日本人的侵略野心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但基本上还是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精力主要花在“剿共”上。1936年，“西安事变”后，随着日本人不停挑衅，老蒋开始对旧友日本有些心灰意冷，反共的立场有所收敛，与“小日本干一仗”的决心渐定。1937年4月，蒋介石请假两月回老家休养。5月回南京，接着便上了庐山搞训练教育干部事宜。这期间，汪精卫在南京与日本人暗暗勾结，关系打得火热。中日国家关系则面临破裂，日外务省向中方提出3点要求：（1）中国应承认“满洲国”存在之事实，并承认“满洲”为已失之领土。（2）中国应与日本签订特殊协定，保证于将来不侵犯日本在华权益。于远东发生战争时，中国应对日本保持亲善之中立态度。（3）中国应同意日本在华北享有之特权。关于内蒙问题，中国应注意日本意旨。

“娘稀匹！”这回老蒋气坏了，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倭寇向外侵略，已至满溢时期。物极必反，其败可立而待也。”

“七七事变”前一两天，正在山中的蒋介石并未知晓全部情况，倒是他的军方左右手何应钦最先获得前线情况。

何应钦这个时候正在重庆。他的任务是受蒋介石之命，与川军大员刘湘商谈给川军“消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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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永不该忘却的那桩血凝历史

2017年12月13日，是日本侵略军制造的人类历史上一场罕见的大悲剧——南京大屠杀80周年祭日。

80年，那是一般人的整个生命周期啊！然而，这桩写入世界悲惨史册的血案却仍然不时地在翻新着我们的记忆。这是为什么？因为这起血案的制造者——我们的邻国日本，从来就没有认真地正视和反省其过错与罪行，反之常变本加厉地在否定这桩血腥的史实。于是它激起了我国人民的愤怒，于是有了迟到77年的我们的首个“国家公祭日”。

毫无疑问，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14年2月27日表决宣布将每年12月13日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时，南京的赵龙先生是最激动的一位，因为他是十年前第一个正式向国家立法机构提交将南京大屠杀纪念日设为国家公祭日提案的人。赵龙先生是原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南京市著名民主人士。2005年，在第十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他首次提出此动议，并获得许多两会代表和委员的支持与赞同，由此形成了48位政协委员的联名提案。“在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遗址举行公祭活动，并以法律或制度形式固定下来，使世界永不忘记，让国人永世铭记”，提案如此明确其意义。

十年后，这一提案终被采纳并以国家法律形式确立下来。实在令人感叹！

我们怎能忘却：80年前的1937年11月12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在这之前的三个月里，日军与中国军队在黄浦江畔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战，这就是有名的“淞沪战役”。在此次战役中，中国军队阵亡25万余人，日军阵亡8万余人，此役激烈异常，最后以日本军队取胜告终。

“淞沪战役”之后的一个月，日军乘胜前进，分三路攻向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进入南京城。进城的日军，以其占领者的优越感，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残暴地屠杀了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守城官兵和普通市民达30余万人，在中国人心头和中华民族史上留下了一段永远难以愈合的伤痛……

30万人是个什么概念？

科学这样告诉我：一个正常成年人的血液大约为4800毫升。30万人的血液，应该约有1500吨！如果用10吨的车装运这些血，则需要150辆车。150辆车组成的车队，可谓浩浩荡荡，见首不见尾。如果将1500吨的血，注入一根小管子内让其自然流淌，则需要数月时间方能流尽，流经的长度可以延绵几百公里。

科学还这样告诉我：一个人在绝望的时候所发出的声音为15000赫兹。30万人若同时发出绝命的怒号，则产生的巨大震撼力超过八级地震，能将20层高的摩天大楼推倒……

啊，我苦难的30万同胞，当年你们就是这样被一群野蛮的异国侵略者断头割喉、百般蹂躏甚至身首分离而亡……这是多么悲惨而残暴的一幕！  从日军在南京实施大屠杀到今天，已经整整80年。

77年后的2014年春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做出一项决定：将每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开始在南京大屠杀之日，确立为“国家公祭日”。

这个“国家公祭日”来得好晚哪！但它毕竟来了。

也许如果不是今天的日本右翼执政者一次次挑战我中国，变本加厉地不断伤害我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可能仍然不会为被侵略者屠杀的30万同胞举行如此特殊的仪式。

我健忘的民族，我宽容的祖国，也许不会让我来写这样一部作品——事实上虽然我也早早地知道了“南京大屠杀”事件，但一直认为早已有人写过这样的作品了。

“没有，绝对没有人全面写过。我向你保证！”对我说这话的人叫朱成山，他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著名的日军侵华史研究专家。朱成山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出的几十本书中，多数是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文章和随笔散文。

为了印证朱成山的话，我认真地搜索了“南京大屠杀”的相关书籍。结果令我大吃一惊：80年来，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图书数以百计，资料性的研究成果堆积成山，但有影响的纪实文学作品只有两部：一部是28年前原南京军区的作家徐志耕写的，一部是华裔美籍女记者张纯如写的。前者的贡献是：作者亲自走访了一批战争幸存者，那些幸存者的口述十分可贵；后者则以外籍记者的身份，搜集和整理出了不少国外对当年南京大屠杀报道的资料，而张纯如的最大贡献是发现了《拉贝日记》……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这些作品或由于视角单一，或因为资料有限，尚不能全方位、大视角地深刻揭示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全景。尤其让人遗憾的是，在今天的中国年轻人心目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概念，似乎还基本停留在《南京！南京！》和《金陵十三钗》等电影故事上，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和中国作家，我决意沿着数十年来始终如一地刻苦研究日本侵华史的专家、中外作家以及日本退役老兵、民间人士所留下的足印，去重新回眸那段震惊人类史的悲惨时光，去抚摸那些早已沉默在天国的亡灵……可是，当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些落满尘埃的历史档案和苦难记忆时，却又被一个个意外的发现而深深地刺痛了心——

我发现：在80年前，日本侵略军在刚刚屠杀完我数十万同胞、将我美丽古都变成废墟之后，厚颜无耻地做了一件事——为他们在攻打南京时阵亡的千余名官兵举行了一个声势颇为浩大的“公祭”！

这一天是1937年12月18日，也就是日军进入南京城的第6天。

日军的“公祭”是在南京机场举行的，有一万多名日军将士参加。关于这一“公祭”活动，在侵华日军的将士日记和回忆录中还能找到相关记载。如刽子手佐佐木到一在这一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今天寒风凌厉，似乎要下雪。全场精锐的陆海军官兵肃立无言。面对着如今阵亡的战友之灵献上虔诚的祈祷。陆海两军最高指挥官悲怆的祭文，震撼着官兵的肺腑，满场静寂无声。

我等全体军人随着军司令官的参拜而敬礼。

奏起了《国魂曲》。

……

国家公祭，对中国人来说是第一次，许多人其实还不是特别清楚它的实质意义。有些敏感而异常重要的问题是在笔者开始创作这部作品时所遇到的——

比如，我们讲“二战”，中国伤亡3500万人，没有人怀疑。然而，一说起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残暴地杀害了我30多万同胞时，却出现了咄咄怪论：首先是顽固的日本右翼势力的代表们一次次公开否认，甚至说是我们中国人在“造谣”、“说瞎话”；其次是日本政府尤其是像小泉和安倍这样的日本领导人赖账式的否定；再者是一些所谓的日本“名人”不断地粉墨登场，借助他们的名气刻意歪曲历史真相，甚至在教科书中篡改历史，轻描淡写地把南京大屠杀说成了“日本军造成中国军民伤亡是合理的战争行为”等。今日日本社会，像安倍这样对自己民族曾经有过的反人类的罪行置若罔闻的执政者在其国内民意支持率很高，可怕的原因便是当代日本国民中部分人宁可相信一些右翼分子说的谎言，也不愿正视自己民族曾经犯下滔天罪行的历史真相。

这并非根本。国家公祭的产生，令我强烈感受到的是：我们的国家需要这种国家公祭，因为今天许多人不读历史，过于相信“国外学界”的观点，甚至在我创作这部作品时，就有人对我说：“小心，南京大屠杀到底死了多少人，国内外学界还有不少争论，尤其在日本，他们的说法与我们很不一样。”言下之意，是提醒我不要去啃“这块历史的硬骨头”，甚至劝告我“当心有人来暗算你”。真的吗？一些日本人出于自身民族利益的“说法”难道能掩盖得了历史的真相吗？他们在几十年前用屠刀活活砍死了我们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同胞，难道我以一个作家的名义把过去的一段真实历史写出来就会遭其暗算吗？

我已别无选择——只要接触“南京大屠杀”五个字，所有善良人的心灵都不可能平静了。

30万人呵130万人的伤逝，难道还不值得让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清醒，让一个曾经侵略过别国的民族赎罪，让充满阳光的整个世界认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吗？

老实说，我不是战争罪行的研究者，但过去的漫漫日子里，我天天沉浸在浩如烟海的日本侵略中国时所留下的种种罪行的史料和实物之中，那些幸存者血与泪的控诉和战争留下的现场照片……闻之、听之，我常常有种窒息的感觉——并且一下明白了为什么13年前风华正茂的张纯如在写完自己的作品后患了严重的抑郁症而开枪自杀……

呵，想想这样的罪孽，日本人真的绝不可以对自己的罪行漠视与抵赖，更不可以在中国人面前对“南京大屠杀”的所有事实说半句“怀疑”之类的话，因为这早已被历史定论，且有无数战时参与大屠杀的日本官兵自己也承认的铁证。

1937年——“11月、12月，我们向南京进军，12月底进入南京，迎来昭和十三年的元旦……我产生了这样一种心境，因为不知自己什么时候就会在战斗中死去，如果不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的话会是一种损失，所以在进军途中哪怕遇到平民百姓也会殴打他们、抢他们的东西，渐渐地这种行为变得越来越野蛮起来。因为战争是带来让人感觉不到自己在杀人那样的异常心理状态的罪魁祸首，所以即使不是军人，哪怕是对敌方的平民也要打和抢，变得完全没有罪恶感……只要是中国人，无论是谁，都是敌人，都该杀。这样的心情变得越来越理所当然……于是我们渐渐都变成了一个个杀人不眨眼的人。”

类似这些由当年参加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所写的自省话语，我看了许多许多，而更多的则是那些赤裸裸叙述自己参与大屠杀的“阵中日记”，它们实在是无法想象的血腥与丑恶。当全世界（包括日本人在内）的读者读完我这部作品的时候，大家也许才会真正明白为什么善良、宽容、豁达的中国人会在80年后的今天，要为在南京大屠杀中死去的30余万罹难者举行公祭——因为这是一段不可更改的血凝的历史。

因为——

它太沉重，太悲惨。它必须让所有的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