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纸币产生的背景
关于纸币的产生，学术界还多有分歧。日本学者加藤繁认为，纸币最初是由唐代寄附铺所开具的票据发展而来。日野开三郎则进一步将纸币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标志是唐代柜坊发行的票据，因在市面上可以流通，商人为了方便将现钱存入柜坊，换领票据；第二阶段的标志是宋代的交子铺，这是由柜坊演变来的，组织成同业公会发行票据；第三阶段的标志是发行权由政府接收。彭信威先生在《中国货币史》中认为：“这完全是假设，并没有举出例证来，所以不足为凭。”但是，因为缺少例证，对于纸币的起源，彭信威先生也“尚无法考察出来”。
我们认为彭信威先生关于纸币起源研究的学术态度，固然非常严谨，但稍显武断。加藤繁和日野开三郎有关纸币起源的假设，虽然尚无例证作为依据，但是他们参照英国金店券的故事，将唐代的飞钱柜坊、宋代的交子铺联系起来考察，并从起于民间、富商联办、政府接管等三个阶段描述了纸币产生的大致脉络，这对我们正确认识纸币的产生还是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寄附铺一般认为至迟在唐代开元（713～741）、天宝（742～755）年问既已存在。寄附铺在寄存客户财物时收取手续费，同时开具寄存凭据。这实质上是寄附铺的支付承诺凭据，是以寄附铺为发行及付款人的同地支付期票。除寄附铺外，政府机构也发行类似票据，主要由从事长途交易的客商使用（以上论述参考了加藤繁先生的观点）。
宋代还流行一些政府发行的茶盐证券，如商人以银钱入纳于京师，或运粮于边郡，可领取官府印发的茶盐交引券，然后持券赴茶盐场领取茶盐。这些茶盐证券被时人称为“交引”“钞”等。这里运用的也是飞钱（便换）的原则，在市面上（交引铺）可以换售现钱。后来票据、证券持有人在大额交易中也时常将其作为支付手段，可以流通转让。至此，它们在流通界的作用实际上与纸币已经很相近了。北宋时，随着商业的发达以及赋税体系、边防政策的调整，票据、证券作为纸币使用日益频繁。实际上，茶盐证券的名称交引、钞，与最初纸币的名称交子、会子等完全是类同的，都是民间对于票券的习惯称谓。因此，“交子”一词作为最早的纸币名称，很可能就是当时人们对茶盐证券名称的沿用与转化。由此可以证明宋代纸币的产生与当时茶盐钞引的流行有必然的联系，并说明当时在商业、货币流通以及信用关系发展已达到的水平下，作为纸币形态之一的信用兑换券产生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以上论述参考了萧清先生的观点）。因此，北宋时期在深感铁钱流通不便的四川，首先就产生了我国最早的纸币。纸币作为一种新的货币形态，一经产生便在货币经济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P6－8
对钱币（货币）的研究，一般有两个视角：一个是对钱币实物本身的研究，即所谓的“钱币学”，这在我国有古老的传统，最迟在南北朝的萧梁时期就已产生，称“古钱学”；另一个则是从历史的角度，主要是借助文献资料来研究货币发展演变的历史，即所谓的“货币史”，这是近代以来受西方的影响而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
钱币学与货币史因研究的侧重点各有不同，而具有互补性。因此，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对钱币（货币）有一个全面、完整的认识。老一代的货币史学家，如彭信威先生等，在这方面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但是，不可否认，当前很多钱币工作者仍然是仅偏重一面，而没有将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如文博系统的钱币工作者以及社会上的钱币收藏家，普遍注重辨别钱币实物的真伪，区分版别的变化以及相互间的承继关系。但是，他们多数缺少货币理论知识，虽然关注具体的钱币实物，却是孤立的，不能从宏观、整体的视角来分析货币演变的规律及其影响，多是就钱论钱，而不了解钱币背后的历史。研究机构以及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大多比较关注历史文献，而忽视钱币实物。他们虽然有系统的货币理论知识，熟悉有关的文献资料，并善于从宏观、整体的视角来分析货币的演变。但遗憾的是他们很少接触钱币实物，且多不辨真伪，忽视钱币版别的区分及其演变，研究论述中只有抽象的货币，而无具体的钱币。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于2011年底在论文集《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继《新疆历史货币》也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之后，将研究的重点由边疆地区的货币转向了中国古代货币，开始酝酿构思撰写一部以钱币学为基础，能够反映中国古代货币演变情况的货币史。我首先从“二十四史”中的《食货志》人手，不但通读了全部原文，还将其中与货币有关的部分都录入了电脑。这项基础工作虽然耗时费力，但是对于我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古代货币发展演变的脉络非常有帮助，特别是出差在外时，带上电脑就可以随时利用早晚的时间，通读、查阅有关史料，在书稿的撰写过程中，更是事半功倍，提高了效率。
因秘书处事务性工作繁杂，撰写工作只能利用节假日等空暇来完成。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夫人和儿子对我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以及远在家乡的老母亲的鼓励。部分章节分别征求了许树信、戴建兵、高聪明、王纪洁、杨君、崔淳等专家的意见，周祥先生通读了除“人民币国际化”之外的全部稿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副主编涂永红教授，宋科博士审阅了有关“人民币国际化”部分的书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崔淳、宋捷、崔劲波先生提供了主要的拓片，彩图主要由“泉志货币基础数据库”提供，另有一部分图片选自《华夏古钱图录》《中国钱币博物馆藏品选》《中国历代金银币通览》，全部插图由同事孙雅崾、赵志鹏扫描制成。王雪阳、李立、王科宇、秦慧颖、黄维等同事也提供了很多帮助。中国钱币博物馆党委书记李明先生及首任馆长戴志强先生、副馆长姚朔民先生在书稿撰写过程中给予了大力支持。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旅居加拿大的著名钱币学家杜维善，新加坡的黄汉森、林文虎、刘嘉斌、邬显康，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彼利耶夫，日本的菅谷信夫妇、吉田昭二，法国的蒂埃利，中国香港的马德和、冯乃川、周迈可、王吉，中国澳门的李洪、陈耀光，中国台北市集币协会的简任贤、王皇文，“中华集币协会”的陈文涛、张明泉、黄亨俊，以及石肖岩、林梅村、张铁山、刘森、王雪农、李铁生、李志东、董青、王俪阎、陈林林、陆昕、潘建军、刘春声、贾晖、刘飞燕、曹光胜、佟昱、王樾、李晓萍、贺传芬、戴仕平、张卫星、邵广华、于廷明、李文娟、李凤翔、黄志刚、何启龙、梁洁、伍汉林、陈旭、师小群、赵晓明、戎畋松、袁林、张振龙、林文君、吴树实、巴家云、储建国、于颖辉、赵梓凯、唐武云、范泽宇、艾亮、顾明、孟翔、姜力华、张培林、金万寿、江凡、吴涛、石刚、何俊峰、阿里木、王卫东诸先生，正是他们多年来无私的帮助给我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中国史话》丛书编委会副秘书长袁清湘、谢安，本书策划编辑王建军、责任编辑连凌云，在审稿、编辑以及出版过程中，都付出了很多辛劳，对提高书稿质量大有裨益，在此一并致谢！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范一飞先生，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中国钱币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李学勤教授在百忙之中审阅了书稿，并惠赐了序言，为拙作增色不少，深表感谢！
中国货币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研究涉及众多领域、多门学科。作者自知学识浅陋，书中多有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王永生
2016年5月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2l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
《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lO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
2011年4月
王永生著的《纸币史话》是货币史专家王永生副研究员撰写的“中国货币史话”四部系列著作之一，本书从汉武帝时发行的“白鹿皮币”和唐宪宗时期的“飞钱”谈起，梳理了中国古代纸币历经宋、金、元、明、清各朝的演变情况。全书以中国传统钱币学实证研究为基础，贯之以西方货币学理论，是一部颇具创新思想的货币史著作。而史话体的结构体例和行文风格，100多幅首次发表的珍贵图片，又使这部中国“纸币史”极具可读性，适合大众读者阅读。
王永生著的《纸币史话》介绍：对钱币（货币）的研究，一般有两个视角：一个是对钱币实物本身的研究，即所谓的“钱币学”，这在我国有古老的传统，最迟在南北朝的萧梁时期就已产生，称“古钱学”；另一个则是从历史的角度，主要是借助文献资料来研究货币发展演变的历史，即所谓的“货币史”，这是近代以来受西方的影响而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