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读本》是著名作家、文化学者余秋雨的著作集，包含七卷：《山河之书》、《中国文脉》、《北大授课》、《君子之道》、《文化之贞》、《极品美学》、《写碑译典》，系统地解析了中华文化在时间、空间、人格、审美上的奥秘，开拓了“阅读中华”的高层门径。文笔优美，富含历史、文化气息和时代、民族精神，故广受好评，读者众多。今重新排版，整体推出，以飨读者，亦以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扬波。

余秋雨著《中华文化读本（共7册）》分别如下：

《山河之书》相当于中国文脉的空间版本。作者在二十余年亲自踏访文化故地的历程中所写成的几部书籍，总发行量在一千万册以上，畅销全球华文世界，并相继点燃了晋商文化热、清宫文化热、书院文化热、敦煌文化热、都江堰文化热、天一阁文化热，并创造了“文化大散文”的一代文体。本书是对那些书籍的精选、提升和增补。

《中国文脉》，一部简要、宏观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出版后应邀在联合国总部大厦开讲，并在纽约大学讲授，均获高度评价。如果说《山河之书》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空间剖面，那么《中国文脉》则呈现了中国文化的时间剖面。这是一部以文化等级为标准的中国宏观文化史，在这本书中，中华文化的主脉得以凸显，重要的人物、事件、现象，也都得到了文化的审视和考量。

《北大授课》是作者为北京大学各系科学生授课的课堂纪录，副题为“中华文化的四十八课堂”。与一般学术著作不同的是，它由师生共同完成。课堂上北大学子的活跃、机敏、博识、快乐，体现了当代年轻人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认可程度，颇具学术测试价值。作者在课堂上的作用，是以文化哲学作整体引导。此书出版至今，已几度再版，在海峡两岸受到的欢迎程度，远超预计。

《君子之道》认为，中华文化在集体人格上的理想是君子之道。本书缕析了儒、道两家在君子之道上的九项要点和四大难题，作为打开中华文化核心机密的钥匙。同时，作者又系统分析了小人现象。其中部分内容，曾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演讲。

《文化之贞》由古代延伸到现代，描述了一批在重重困厄中仍然保持文化忠贞的现代文化人，正是他们，延续了现代中国文化。例如巴金、黄佐临、谢晋、章培恒、白先勇、林怀民、余光中等。本书第二部分，则收集了作者在一些重大国际场合发表的文化演讲，还包括了对文革灾难所体现的“文化之痛”所作的系统分析。

《极品美学》选取了很难被其他民族真正掌握的三个极品美学标本——书法、昆曲、普洱茶，进行专业化解析，从内容到形式都体现了中国美学的独特魂魄。

《写碑译典》收录了作者所写的一些重大古迹的碑文和题额，以及用现代散文翻译的庄子《逍遥游》、屈原《离骚》、苏轼《赤壁赋》（前、后）和佛教《心经》，同时辅以作者的相关书法作品。

《中华文化读本第一卷山河之书》

《中华文化读本第二卷中国文脉》

《中华文化读本第三卷北大授课》

《中华文化读本第四卷君子之道》

《中华文化读本第五卷文化之贞》

《中华文化读本第六卷极品美学》

《中华文化读本第七卷写碑译典》

再往里走，看到了同样是拿不走的城门台基和柱础。昔日都城的规模，已影影绰绰地可以想见。

从遗址看，上京龙泉府由外城、内城、宫城三重环套组成，外城周长三十余里。全城由一条贯通南北的宽阔大道分成东西两区，又用十余条主要街道分隔成许多方块区域，果然是长安城的格局和气派。

京城的北半部，是统治者办公和居住的宫城，城墙周长五里。从遗址、遗物看，内城中排列过五座金碧辉煌的宫殿。东墙外则是御花园，应该有湖泊，有亭榭，有假山。

宫城中一个最完整的遗物，是文献上查得到的一口井，叫“八宝琉璃井”。井壁由玄武岩石砌成，几乎没有任何损坏。

我在井口边上盘桓良久，想象着千余年来在它身边发生的一切。我伸头一看，它波光一闪，就像是一只看得太多而终于看倦了的冷眼。

一个管理人员告诉我，从种种材料看，这座城市在公元八世纪至九世纪之间可能是亚洲最大的都市之一。当时，它不仅是渤海国的诸城之首，而且是东北亚地区的贸易枢纽，把遥远的长安和日本连成一条经济通道。

人们从一个简单的比较，就可推断出当时这座城市的繁华。在城西和城北的牡丹江上，发现了宽阔的五座跨江大桥的桥墩遗迹。而如今，数万人的现代生活，只一座桥就绰绰有余。想一想，当日该是何等景象！

这样一座城市，真会消失得如此彻底？

为了索解这个问题，我在古书堆里研究了不少时间，发现有关渤海国的记载不多。《旧唐书》、《新唐书》有一点儿，日本、韩国也保存了一些旁佐性资料，都比较零星。这个政权本身并没有留下片言只语，就像一个没有留下遗嘱的亡故者，只能靠着一些邻居们的传言来猜测了，而且，那些邻居也早已枯萎。

直到现在，我掌握的材料还不足以写成一篇完整的论文，只能描画一种粗疏的图像。

大体来说，从大祚荣、唐玄宗、李白那个时代的交往开始，渤海国成了充分汲取了大唐文明的自治藩国。当然，也成了东北大地上最先进的一个政权。这种地位，隐伏着巨大危险。

危险首先来自于内部。

毕竟刚刚从相当原始的游牧生态过来，任何较大的进步都会让原来一起奋斗的首领们跟不上，造成一次次冲突。不少首领反目成仇、举刀威胁，甚至重返丛林。在很长一段时间，主张接受大唐文明的先进分子必然是孤独的悲剧人物。他们很可能被看成是数典忘祖的“亲唐派”，但唐朝，又未必把他们当作自己人。

在这一点上，唐玄宗时期渤海国的大门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哥哥一度是渤海国的统治者，一直想与唐朝作对，他争执几次无效，就逃到唐朝来了。哥哥便与唐朝廷交涉，说我弟弟大门艺对抗军令躲到了你们这儿，你们应该帮我把他杀了。

唐玄宗当然不能杀大门艺，但又不能得罪实际掌权的哥哥，左思右想，便用了一个计谋。他派了几名外交官到渤海国，对那位哥哥说，大门艺走投无路来找我，我杀掉他说不过去，但你的意思我们也该尊重，因此已经把他流放到烟瘴之地岭南。

本来事情也就过去了，不想那几个外交官在渤海国住得时间长了说漏了嘴，透露出大门艺并未被流放。于是那位哥哥火了，写信给唐玄宗表示抗议。唐玄宗只能说那几个外交官胡言乱语，并把他们处分了。

历史学家司马光后来在《资治通鉴》中对此事曾做过有趣的批评，大意是说：唐朝对于自己的隶属国应该靠威信来使它们心悦诚服。渤海国那位弟弟为了阻止一场反唐战争来投靠你，你应该有胆量宣告他是对的，没有罪，而哥哥则是错的，即便不去讨伐，也要是非分明。不想唐玄宗既没有能力制服那位哥哥，又不能堂堂正正地保护那位弟弟，竟然像市井小人一样耍弄骗人伎俩，结果被人反问得抬不起头来，只好对自己的外交官不客气，实在是丢人现眼。（参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三）

司马光说得不错，但他太书生气了。历史上，除了少数伟大人物的响亮行为外，多数政治都是现实的。唐玄宗管理庞大的朝廷事务已经十分吃力，他怎么会为一种远离自己的权力之争，付出太大的代价？

于是，那位可怜的大门艺只能在长安城里躲躲藏藏。怕被渤海国的人发现，怕暴露唐玄宗为他编织的谎言。他寄情故乡，故乡容不了他；他亲近唐朝，唐朝帮不了他。

让他稍感安慰的是，由于他和别人努力，渤海国还是逐渐领受了唐文明的光照。更由于自然规律，保守势力一批批老去，连他们的子孙也被唐文明吸引。因此，终于迎来了公元九世纪的大仁秀时代（八一七一八三○）。

大仁秀时代的渤海国在各方面都达到鼎盛，被称为“海东盛国”。一度，这儿的“上京龙泉府”和中华版图西边的长安城，一东一西，并立于世，成为整个亚洲的两大文明重镇。

乍一看，渤海国内部的危险解除了。那就转过身来，看看外部的危险吧。

P14－17

中华文化为何长寿？

我以三十多年的时间，系统地探索了中华文化。

探索的方式是，遗址考察、全球比照、典籍研究、跨国演讲。

探索的课题主要分四个方面——

空间意义上的中国；

时间意义上的中国：

人格意义上的中国；

审美意义上的中国。

围绕着这四方面的内容。我从已经出版的二十余卷《秋雨合集》中选出七本，作为《中华文化读本》，供广大读者参考。

为了不使体量太大，我犹豫再三，删去了一些本来也可以收入的著作。例如，在国外的古文化遗址对中华文化进行的比照考察，以及对中华文化的一系列专项学术研究。留下来的，就是一部比较纯粹又比较好读的中华文化简明读本了。

这部读本的主要部分，我都在国内外很多大学演讲过。在国外演讲，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我原定的题目是中华文化，而听众提出的问题大多属于政治范畴，而我，则竭力把它们拉回文化。文化是一种悠久而稳定的集体人格，决定着很多复杂问题的最终选择。而且，从文化来谈，也符合我的身份。

大概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不久吧，“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论断同时在国际间风传，一波又一波。很自然，这也成了我在国外经常遇到的话题。我曾几度婉拒，但仔细一想，这是文化研究最险峻、最重大的山门，我不应该躲避。

要质疑这两论，既易又难。说易，是因为中国在历史上虽然经济总量长期领先世界却从来没有成为跨地域的威胁力量；同时，虽然屡陷分裂、屡遭侵略却未曾整体崩溃。这两个历史事实，可以启发听众从过去推知未来。说难，是因为历史并不是未来，所以必须挖出不威胁又不崩溃的文化根源。

从文化根源上质疑“中华威胁论”，这件事，我在二○○五年七月二十日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的主旨演讲中已经作了尝试。这个演讲的纪录很快就发表了，后来还收入多本书籍，社会反响不错，其中的论点和论据常常被各国要人引用。

但是，我对“中国崩溃论”的质疑却一直没有正式发表。

没有正式发表的原因是我自己，因为我觉得这中间包含着一个重大学术课题，匆忙发表可惜了。

什么重大学术课题？那就是：“中华文化为何长寿”。

二○一三年十月十八日下午，我应邀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演讲“中国文化的特殊生命力”，正是要回答“为何长寿”的课题。虽然我自己没有正式发表，但是，演讲的记录稿还是通过网络和其他途径频频流传。奇怪的是，有两次是以其他教授的署名发表的。一开始我还以为好心的传播者为我起了笔名，但一查，那些署名都牵连着一个个真人，而且既是名校，又有职务，像模像样。我很感谢这些教授奉献出自己的署名来表达对我的赞同，但是，纪录稿毕竟过于粗糙，过于片段化，还是由老夫我来亲自打理一遍为好。如有不妥，也由我自己来承担学术责任。于是就产生了这个稿子，且作《中华文化读本》的引论吧。

……

五

由于近两百年的世界局势，中华文化的生命优势几乎全部被掩盖了，甚至被曲解成了劣势。为此，我不能不一次次地呼唤国际间的学术良知，请他们重新读一读世界史，尤其是世界史中的中华文化史。

我这么说，并不是出于民族主义的诉求。几年前我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的时候，曾经严肃质疑目前有些人在“国学”名义下操弄“以国家主义实行排他主义”的图谋。这种质疑，大家可以从我的《北大授课》一书中读到。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却是问题的另一方面，那就是当代世界对于中华文化的无视和无知。

稍稍值得高兴的是，完全熟视无睹的时代好像已经过去。即便在遥远的地方，兴趣的目光也开始向中华文化移动。

就以二。一三年十月十八日下午我应邀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演讲“中国文化的特殊生命力”来说吧，我还没有开口，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像往常一样，这天联合国大厦在召开很多会议；也像往常一样，很多会议大厅里听得人很少，即使来了几个国家元首也依然冷冷清清。但是，在我的演讲厅里，却人头济济，人满为患，晚来的听众只能站在过道上听。我当然知道，这不是因为我的名字，而是因为我的讲题。

更有趣的是，那天的联合国总部网站，把我的演讲列为第一新闻。世界上正发生着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事情，各国政要正飞来飞去忙着处理，怎么会被一场文化演讲压住了？

原因只在于，讲的是中华文化，是大家都不太知道却又很想知道的中华文化。

那么多人，听得那么专注，那么安静，那么迫切。他们带有很多疑问，等待着解答。

时至今日，中华文化已经逃不过关注、跟踪、等待、追问了。

逃不过就不逃。我，守在这里。

我相信会有更好的解答，很多超越我的解答。

那就不要着急。

一代代解答，一代代倾听。过后，又要有新的解答，新的倾听。

不管到哪一代，中华文化，总在。

余秋雨先生把唐宋八大家所建立的散文尊严又一次唤醒了。或者说，他重铸了唐宋八大家诗化地思索天下的灵魂。

——白先勇

这个时代，是大争议出大成就，我们有幸就遇到了一批大人物。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得风气，开生面。他有关文化的研究，蹈大方，出新裁。他无疑拓展了当今文学的天空，贡献巨大。这样的人才百年难得，历史将会敬重。

——贾平凹

北京有年轻人为了调侃我，说浙江人不会写文章。就算我不会，但浙江人里还有鲁迅和余秋雨。

——金庸

中国散文，在朱自清和钱锺书之后，出了余秋雨。

——余光中

余秋雨先生每次到台湾演讲，都在社会上激发起新一波的人文省思。海内外的中国人，都变成了余先生诠释中华文化的读者与听众。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荣誉教授高希均

余秋雨先生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功不可没。他三次来美国演讲，无论是在联合国的国际舞台，还是在华美人文学会、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纽约大学或国会图书馆的学术舞台，都为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搭建了新的桥梁。他当之无愧是引领读者泛舟世界文明长河的引路人。

——联合国中文组组长何勇

秋雨先生的作品，优美、典雅、确切，兼具哲思和文献价值。他对于我这样的读者，正用得上李义山的诗：“高松出众木，伴我向天涯。”

——纽约人文学会共同主席汪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