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钗》是《芳华》《天浴》原作者严歌苓的代表作合集。

爱情，拼到最后都是荒凉。

她是李安、张艺谋、冯小刚、陈凯歌推崇的女作家，斩获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编剧奖、美国影评家协会奖、台湾联合文学奖短篇小说一等奖！

严歌苓的作品是近年来艺术性最讲究的作品，她叙述的魅力在于“瞬间的容量和浓度”，小说有一种扩张力，充满了嗅觉、听觉、视觉和高度的敏感。

《金陵十三钗》是严歌苓经典中短篇选集。同名小说被张艺谋改编为电影，抛开以往战争题材中凸显的对敌方的仇恨，转而写人性在战争中的成长与壮美。以玉墨为首的十三个风尘女子在空前的灾难面前，在对血腥暴虐的巨大恐惧和悲愤里，成长起来，懂得了尊严与爱。此外还收录了严歌苓多篇经典中短篇小说，如《天浴》《白蛇》《倒淌河》《无非男女》《我不是精灵》《老人鱼》《白麻雀》等。严歌苓的许多小说都具有这样一种令人唏嘘更让人心灵为之震颤的艺术力量。

金陵十三钗

天浴

白蛇

倒淌河

无非男女

我不是精灵

老人鱼

拖鞋大队

白麻雀

非洲掠影三篇

小说是作者的一个梦（编后记）

这正是我姨妈书娟的面孔。她站在窗前被一阵腹痛钳住了。没人告诉她这样可怕的疼痛会发生。假如不是因为一个妓女，她母亲不会强迫她父亲离开祖国离开南京离开她；她母亲一定会向她讲解，这腹痛是怎么回事。由此她咬牙切齿地恨那个使她家庭支离破碎的妓女。由此她更恨眼前的这一群妓女。看看她们干的好事：竟在一件斗篷后面宽衣解带，大行方便。书娟不理会她敬爱尊重的英格曼神父，是因为她实在太疼痛太仇恨了。她咬碎细牙，恨着恨着恨起了自己。书娟恨自己是因为自己居然也有楼下妓女的身子、内脏以及这滚滚而来的肮脏热血。她已经痛得自持不得，动弹不得，眼睁睁看着那个身段丰硕肤色如铜名叫红菱的窑姐把豆蔻拉出了法比·阿多那多的手。法比·阿多那多干脆上来拉红菱，擒贼先擒王。红菱麻将牌也不要了，梳妆盒也不要了，一心只和阿多那多拼搏。墙外一阵一阵的脚步过去，婴儿“哇哇”地哭喊，静了一早晨的枪声又响了。陈乔治上去帮阿多那多。

红菱的嗓音混杂在墙外的吵闹声中：“救命啊！”

她一叫混乱的场面静止了一刹那。红菱指着陈乔治：“这个骚人动手动脚！”

陈乔治才二十四岁，脸涨得紫红：“哪个动你了？”

“就你个挡炮弹的动老娘了！”红菱拍拍胸脯。

陈乔治恼怒得哑了一刻，反口道：“动了又怎的？”他把她往后门外面推：“别人动得我动不得？”

英格曼神父说：“住口。”他转向阿多那多神父：“让她们在仓库里先藏一两天，我和国际安全区交涉一下，再把她们送到那里去。”开始给英格曼神父下跪的窑姐看其他窑姐一眼说：“来生一定做牛马报答神父。”说着又跪下来。

“起来吧，神父不耕地，要牛马干什么？”阿多那多说道。

英格曼神父已经往教堂主楼走去。天亮了不少，主楼细高的窗子上，由五彩玻璃拼成的受难圣像显出模糊的轮廓。几声枪响乍起，就要走进楼门的英格曼神父脊梁伸直了一下，又回到原先的微驼姿态。枪声很近，似乎就响在教堂东侧那一小片墓园里。

阿多那多叫阿顾和陈乔治马上把窑姐领进仓库，他自己去墓园查看一下。墓园竖着十几座十字架，下面埋着一百多年来在教堂服务过的神职人员。第一位神父费罗诺的墓被扩修过两次，现在墓室颇大，但修缮得非常简朴。墓园的柏树植得极密，在这无风的清晨，远处枪弹呼啸，高空飞机飞过，甚至车马人群狂乱地过往，都在树梢上呼啸生风。法比·阿多那多没发现任何异常，便折身走回去。教堂顶上的十字架旁边，飘着一面红蓝鲜明的星条旗，荫蔽着旗下中立的美国地界。从十月份开始，英格曼神父每天晚祈前都登上钟楼顶层，看着东边越来越近的火光，祈祷越来越长。

书娟和女孩们下楼来晨祷，正碰上从墓园回来的法比·阿多那多。女孩们也好，阿多那多也好，都绝想不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举着美国国旗的教堂此刻已失去了中立地位，因为它无意中已荫蔽了两位中国士兵。法比·阿多那多去墓园查看时心神、眼神都太慌乱，竟没有细看那个半途而废的防空工事。工事是八月底挖的，水位太高被放弃了。女孩们单调纯净的祈祷声渐渐充斥了星条旗下的空间。两位受伤的中国士兵此刻腿泡在坑道结着冰碴儿的泥水里，被女孩们的祈诵安抚了。（P6-7）

小说是作者的一个梦

钱虹

严歌苓曾在《<海那边>台湾版代后记》中说，她自己最怕给自己的小说写后记或前言，因为“好比小说是作者的一个个梦，梦结束了，就结束了。你想把一个结束了的梦讲解清楚，用醒着的人的思维逻辑，是办不到的”。

而我这个局外人不这么认为。所以在近两年中，不仅接连给严歌苓编选了她的两部不同题材的小说集；而且在每部集子的后面都写了评论或是“后记”。第一部名为《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严歌苓海外小说精选》，主要选了她以海外留学、移民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包括《少女小鱼》《女房东》《红罗裙》《海那边》等曾在海外荣获各种文学奖项的作品。这本《金陵十三钗》是我替严歌苓编选的第二部作品选集。其中，主要选人了她以历史记忆与“文革”记忆为主的中短篇小说。

我与严歌苓因文学而结缘，是在二〇〇四年九月。用哲学大师海德格尔阐释德国古典诗人荷尔德林“人，诗意地栖居”的本意作衡量，山东的威海大概是我认为的可称得上是“诗意地栖居”地之一。“第十三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依山傍海的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宾馆内举行。当时卢新华携着他在长江文艺出版社新出的长篇小说《紫禁女》到了。卢新华原是恢复高考后复旦大学一九七七级学生，我则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求学，与王小鹰、赵丽宏、孙颐、陈丹燕、周佩红等成了年龄参差不齐的同窗学友，他们先后成了上海滩知名作家；而我毕业后却留校读研，走了一条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的自甘寂寞的路。卢新华的小说《伤痕》一九七八年夏季在《文汇报》上刊登并就此引发新时期文学的“伤痕文学”思潮时，我们就在班级里和宿舍内展开过辩论，所以和他算是旧友。严歌苓、虹影等海内外知名女作家也来了，我和她俩是新识。她俩的小说风格迥异，她俩的性格也有很大差异。虹影比较热情爽朗，基本上有问必答；严歌苓则矜持而又优雅，看得出来，她不是一个饶舌多话的人，尤其当她觉得你是陌生人时，她更是吐字如金。我和她俩聊的多是小说创作方面的话题。旧雨新知齐聚山东半岛的海滨城市威海，如今回想起来都成了让人回味和怀念的美好记忆。

回到上海不久，就收到了严歌苓自北京邮寄至我家的一包印刷品。打开一看是她在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的七卷本《严歌苓文集》，这使我喜出望外。正好当时我在母校华东师范大学指导的几位研究生要进行毕业论文“开题”，研究生之一张洁选择了严歌苓及其小说作为毕业论文选题。我对研究生做学问的要求一直不敢放松，所以每位研究生在写作论文之前，我都会要求他们提供尽可能完整的研究对象的资料目录，才能同意其论文的“开题报告”。张洁就作了一份比较详尽的严歌苓研究资料目录附在“开题报告”后面。而我本人此后就在一边指导研究生撰写和修改论文《严歌苓小说论》的同时，也就在文本细读和掩卷思考中越来越清晰地认识了严歌苓。

如果只允许用一个最简单的汉字来概括严歌苓及其小说创作的话，那这个字就是：“变”。严歌苓的“变”常常出乎一般人习以为常的料想和思维定势，就像她所跨越的令人难以捉摸的几个人生阶段那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几乎无人知晓的部队文艺兵；八十年代小有名气的军营作家；九十年代以后声名鹊起的旅美华人作家兼美国外交官夫人。——这就是严歌苓。

早在没出国前她就成了已有知名度的“军营作家”，出版过《绿血》（一九八六）、《一个女兵的悄悄话》（一九八七）、《雌性的草地》（一九八九）三部长篇小说等作品。尤其是《雌性的草地》。这是在作者创作生涯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一部小说。她写了“文革”期间一群生活在几乎与世隔绝的草原军马场的“女子牧马班”知青姑娘们充满宗教般虔诚而又浸透苦难的人生与心灵历程。这是个庄严感与荒诞感相互交织与缠绕的女性（雌性）的故事。书中人物所处的生活环境之恶劣，已到了人类，尤其是女人的生存极限：草原上的烈日、狂风、骤雨、冰雹、沼泽、野兽、土著游牧男人……，随便遇到哪一样，都得拼了性命也未必能保全自己。她们的光荣与梦想听着像是黑色幽默的传奇，看着却动人心魄，叫人潸然泪下。至今想起来仍然充满着一种欲罢不能的阅读的诱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跟着钱谷融教授攻读研究生时，他常说起文学的“品第”与“品位”问题。这位重申“文学是人学”的著名文艺理论家一再对我强调：好的文艺作品都会有一种打动人心的艺术力量；读一流的文艺作品，你会情不自禁地被它所感动，甚至被震撼。所以，不能令人动情的作品，哪怕作家名气再响，哪怕写作技巧再高，都算不上是文学的“上品”。我想，前人钟嵘写《诗品》，后来司空图又进一步细化为《廿四诗品》，无非也就是给诗（文学作品）分等级和归其类。所以，《雌性的草地》当时就写作技巧而言，虽然还称不上是文学的上乘之作，但它无论是在“文革”后新时期“知青文学”中，还是在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女性文学形象的画廊中，无疑都已经确立了严歌苓小说的独特风格与审美取向。

之后，严歌苓却来了个“华丽的转身”。三十岁的女作家，选择了赴美留学。从背诵英语的一个个单词，到学习用刀叉吃西餐的生活方式；一面打工刷盘子赚取学费，一面利用“边角料”的点滴时间写作谋生。于是，短篇小说就成了她暂时抛却长篇小说写作奢望的唯一选择。《少女小渔》《学校中的故事》《女房东》《红罗裙》《海那边》……这些小说不仅为严歌苓挣到了得以安身立命的稿酬，更使她在台港地区屡屡斩获文学奖项。但这些短篇小说也正如陈思和教授在《严歌苓从精致走向大气》一文中所指出的“虽然很精致，但总是太技巧化，读起来不够大气”。其实严歌苓本人也很明白：“短篇小说则不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时不等你发挥到淋漓尽致，已经该收场了。也是煞费心机构思一回，挖出一个主题，也是要人物情节地编排一番。尤其语言，那么短小个东西，藏拙的地方都没有。”（《少女小渔》台湾版后记）

我以为，严歌苓的“变”中又有着“不变”。那就是对于个体的生命、信仰、理想、自由以及人的天性（包括情欲）受压抑、遭阉割甚至被扼杀的种种现实存在或明显或潜藏的文字揭露与超越故事层面的哲学批判。正如导演陈凯歌在看了她的作品之后所说：“她的小说中潜在的，或是隐形的一个关于自由的概念，特别引人注目，我觉得，那就是个人自由。”（转引自《视野》二〇〇九年第十一期）这样的文字揭露与超越故事层面的哲学批判集中体现在严歌苓自“荒诞的庄严”《雌性的草地》以来的“文革”记忆进而引申至民族的历史记忆的诸多作品中。选人本集的多是这一类作品。

《金陵十三钗》以一位南京沦陷期间的女性亲历者的回忆叙述，揭开了抗战期间“国都”南京沦陷惨痛而又悲愤的民族记忆。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视角，并非如影片《南京！南京！》那样正面全景式地反映侵华日军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南京大屠杀场景，而是通过一个在美国教堂内读书、生活的豆蔻少女书娟的视角，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历史作为背景，着重展现了在日军淫威之下，一群被人称作“婊子”“窑姐”的妓女们，逃入教堂避难最后却慷慨赴死，以牺牲自我的女性之躯为代价，向无耻的侵略者复仇的同时也拯救了比她们更为柔弱、纯洁的“天使”——教堂的女学生。正是这样一种表面上自我（女性）肉体的主动献祭，而实际上却是义无反顾地为所有被强奸、被凌辱的中国女性报一箭之仇的义举，使人不得不对这群曾操贱业、遭人诟病的妓女们，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将生死置之度外（她们每人身上都藏着利刃）进发出来的雌性的更是人性的光芒而肃然起敬。赵玉墨、红菱……“金陵十三钗”的悲剧命运与整个中华民族的惨痛悲壮的历史记忆纠结缠绕在一起，令人唏嘘更让人心灵为之震颤。

严歌苓的许多小说都具有这样一种令人唏嘘更让人心灵为之震颤的艺术力量。比如《天浴》，比如《白蛇》。这两篇小说都属于严歌苓小说重要题材的“文革记忆”之作。“文革”是一场突如其来而又无法抗拒的人类文明的浩劫，也是人权、人性、人情、人伦、道德、伦理的史无前例的一种颠覆，一次清算。《白蛇》写的是著名舞蹈家孙丽坤在“文革”中的落难遭遇，作者用虚虚实实的笔触将此演绎成了一部充满了暗示与象征意蕴的关于女性之间的情感支撑与纠葛的心理小说。《天浴》也是这样。这部可归为“知青小说”的作品结局，让人心痛与顿足并重，泪水与愤怒进溅，如今以取悦读者、娱乐大众为上的时代，能有几部能让人怒形于色、让人痛心疾首的作品？！

于是，读严歌苓的小说，会让你不再心心念念只想着一己的不幸与个人的悲欢。所以，编选她的作品，无论如何都是在做一个个“梦”的解析，一次次情感的探险。只是作为读者，我不知道多产（这主要来自于她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奋与执著）的严歌苓，她的下一部作品会“变”怎样的戏法出来。

二〇一〇年三月写于上海

她的小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让我们这些同学一来感到荣幸，二来也自愧不如。

——莫言

与一些作家经验式的写作不同，严歌苓的语言里有一种“脱口秀”，是对语言的天生的灵气。

——作家 梁晓声

严歌苓的写作，是汉语写作难得的精彩。她的小说艺术实在炉火纯青，那种内在节奏感控制得如此精湛。生命经历的磨砺被她写得如此深切而又纯净。

——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陈晓明

严歌苓的作品是近年来艺术性最讲究的作品，她叙述的魅力在于“瞬间的容量和浓度”，小说有一种扩张力，充满了嗅觉、听觉、视觉和高度的敏感。

——评论家 雷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