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家子陈友谅
明朝的史学家高岱拿陈友谅与楚霸王项羽比，称赞说：“友谅之勇略，虽或未及项羽，而剽性狡悍，出没飘忽，大困而不馁，屡踬而复振，……败衄之后，旬日之间，而能陷城摧敌，其能开拓封疆，奄有荆楚，亦一时之雄也。”高岱惊叹陈氏为什么常在失败之后，马上又能攒积实力，“陷城摧敌”。其实这正是此人的特点：坚毅果敢，不为一时胜负而夺气，也许你正在为刚刚挫其凶锋而沾沾自喜的时候，这家伙又卷土重来了，而且愈挫愈勇，有些像清末的曾国藩，善于“扎硬寨，打死仗”，而豪气一来，自以为看准了，敢把所有的赌注都押上。
单纯从军事的角度，陈友谅完全可以称得上一个出色的战术家。这样的人，当一个方面军的统帅，冲锋陷阵，斩将夺旗，是绰绰有余的。然而现实的问题是，他要的不仅仅是一场两场的战役胜利，而是要削平群雄一统天下。这不仅需要打仗，更需要综合的较量。而在战略和决策上，与朱元璋相较，陈友谅差之甚远。
陈友谅的一大失策是弑旧主徐寿辉而自立。前面说过，徐寿辉名为陈的主人，实则徒拥虚声，陈友谅在以徐寿辉为号召的这一系部队中，实力又最为强大，更重要的是，徐寿辉还在他严密掌控之中，他完全可以学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借助徐寿辉的名义号令其他各将，去经营自己的事业。可是，我们看到，陈友谅太不懂韬晦的妙用，太注重一个虚名，仿佛是急不可耐般，匆匆杀死徐寿辉，又匆匆登位。我们看他杀徐之轻而易举手到擒来，就可以知道，徐寿辉实在只是他手中的一具傀儡，有这样一个傀儡，在其削平群雄前，对他来说，不会有任何威胁，只会有说不尽的好处。陈友谅的匆匆弑主，带来了很多恶果。第一，各路群雄崛起于乱世，虽意在逐鹿，但都还要打一些除暴安民的旗号，现在以下犯上，在儒家伦理根深蒂固的社会，明显陷自己于道义有亏的窘境；第二，原为徐寿辉系统的几支部队，现在因缺乏一个“共主”，转而分崩离析。有一定实力、原本对陈友谅又未必买账的将领，都借这个机会，名正言顺地把自己的杆子拉了出去。陈友谅的匆匆弑主，可谓图虚名而招实祸，与朱元璋的长期隐忍相比，失策多矣。
陈友谅打仗是一把好手，却几乎没有什么驭将之术，其手下没有涌现出多少能够独当一面、有勇有谋的大将。加之他自己曾杀旧主而代，骨子里可能害怕手下效仿，对部将往往疑而不能用，双刀赵普胜凶悍善战，是他帐下难得的猛将，却经不住朱元璋一个小小的离间计，就被陈友谅诱杀了。
军事上的一些局部成功，又滋长了陈友谅骄傲轻敌的情绪。当朱元璋离开自己的大本营金陵（今南京），亲率主力大军去安丰（今安徽寿县）征战的时候，陈友谅认定这是他夺回主动权的良机，空国而来扑向朱元璋的防区。这本来是正确的，可他却策略失误，不顺流直捣空虚的金陵，却屯大兵于南昌城下，拼命攻坚。后来打了胜仗的朱元璋也不无困惑地说：“使陈友谅乘我之出，直捣金陵，我进无所成，退无所归。友谅不攻建康而围南昌，此计之下者也。”金陵空虚，便于夺取，又是朱元璋的老巢，一旦攻占意义非凡，窃以为陈友谅绝不会连这一点都看不到，根源实在于轻敌。南昌城在其数倍优势的重兵围困之下，居然能够硬扛长达两个多月之久，直到朱元璋的援兵赶来，这是陈友谅完全没有想到的。我们看陈友谅的战前部署，他意在先取南昌再顺流直下金陵的战略是很清楚的，他只是没有料到南昌一战会使他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直至最后败灭。孙子兵法上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既是打仗，就不能全图侥幸，而必须考虑自己的预定计划一旦不能成功如何善后的问题，而陈友谅的这次出兵却犯了大忌，他率领的是自己几乎全部的家当，而且把百官家属也带上了，甚至也没有准备阻援和打援，完全是孤注一掷，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的豪赌式的战法。
陈友谅在鄱阳湖上与朱元璋相持，胜负还未明的时候，即有不少部下叛逃，传令属下救援也毫无反应，这就是他不善于驭将的恶果。不亡何待？《明史》说陈友谅落到这一困境的原因是“好以权术驭下”，实为奇怪可笑之论。真正能以权术驭下的是朱元璋，他不是胜利者吗？
P13-15
本书2009年曾以《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为书名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具体过程是由一位书商朋友操作的，不久就售罄了。
这么多年，我从读者那边接到的最大意见主要有两点：一是书名太俗滥，看上去像一本“成功学”著作；二是纸张和设计过于粗糙，拿到手里感觉像一本盗版书。
读者的意见和我个人的感受可以说不谋而合。近年来图书界做书有明显的精致化趋向，小精装之类的形式设计广受欢迎就是一个证明。而在这样一种趋势之下，这本装帧粗糙的小书居然还能被一些读者所接受，一方面，我对读者心怀感激；另一方面，我也期待此书能够“脱胎换骨”，以一种更好的面目呈现在读者面前。
现在终于有了这个机会。换上了我最初写作时拟定的书名，对正文作了文字修饰，另外还补入了一些新的史料，可以说它已是一本全新的著作了。
陈寅恪诗曰：读史早知今日事。历史和今天的确需要打通，否则读史和研史就失去了意义。自2009年我专注于朱元璋至今，中国大地上的人事变化可谓纷纭，在心智容易动摇的时刻，我保持了向历史去寻找答案的习惯，而朱元璋恰是鉴往知今的一面宝镜。
关于朱元璋的是非争议从来就没有平息，试图“止争”的做法往往只会增加新的争议。
犹记当年写作之初，《历史学家茶座》一位编辑想刊发本书中的一篇文章，给我打电话说为慎重起见，稿子要给他们刊物的学术顾问、某位明史专家审阅，过了一段时间，编辑转达了专家的意见，说是“野狐禅”，据说专家还愤愤然地表示，当下戏说历史的风气太坏了。其实当编辑提起这位专家姓名的时候，我就预料到了结果，因为在这位专家关于朱元璋的大著里，完全沿袭着“农民起义、蜕化变质、地主阶级总代表”的类似老调，而且他以所谓“辩证”的方法看待和评价朱元璋，结果是功远大于过、推动了历史前进……
在这位专家批评我为“戏说”之后不久，中央党校所办的《学习时报》对我那篇文章进行了转载，视为新的“理论动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仍然是这位专家，近年又出了一本关于朱元璋的新著，还获了大奖，但我翻阅了一下发现，主要内容和作者的观点基本一仍其旧。如果说当年我还想就到底谁在戏说历史的问题略作申诉，现在可以说对这种层次的争论已经毫无兴趣，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争论都富有价值。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不去争论朱元璋了，且看如画江山如何？“最可惜一片江山！”
2017年4月记于广州
穿越历史的迷雾
这不是一本朱元璋的传记
本书以“朱元璋”为题，但读者将要看到的，并不是一本朱元璋传。
关于朱元璋的传记，前人早就有了，而且不止一部两部。为一般读者熟知，又得到专业人士认可的，则有吴晗先生多次改写、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定稿的《朱元璋传》，和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陈梧桐先生撰写、初版于1993年的《洪武皇帝大传》。就我个人而言，虽然对这两本再版多次、印量极大的书都保留有自己的看法，但还是认为，经过像吴晗、陈梧桐先生等前辈学者的努力，关于朱元璋的基本史实，是早已考证清楚了，再写朱元璋的传记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写朱元璋传已无新意，而我对朱元璋又实在有着莫大的兴趣。怎么办？幸好，前人留下了一个空档，这就是从传统政治文化的角度审视朱元璋，到目前为止，似乎尚无人去做。
什么是政治文化？套用一些概念，它指的是一种观念形态，是人们参与现实政治生活过程的经验积累，包括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普遍奉行的一整套政治态度、信仰、情感、价值等基本取向。抛开缠夹的术语，通俗地说，从传统政治文化的角度审视朱元璋，就是看朱元璋身上有多少历史因袭的影子，他又改造了哪些传统；在现实政治生活里他采取的种种举措，放到传统政治文化背景中，能否有一个合情或合理的解释，而这些措施又结出了什么果实……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初衷，我在写作本书时，并没有平铺直叙朱元璋的一生，仅在最前面一章中撮其大概，而最用力处，则是把朱元璋作为传统政治文化“孕育”“浸泡”下的一只“麻雀”，结合其一生中最重要、最耐今人思索的事件，综合运用一些初级的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方法，剖析这位独特帝王的性格、心理，和这些事件对后来中国历史进程、社会变迁的影响。
“中间代史学”：游走于专家和草根之间
历史正成为一种时尚。
首先，是因为历史本身是有趣的；其次，不同的个体和人群，都可以从历史中各取所需，做皇帝的说“可知兴替”；大臣们说“可明得失”：知识分子说“鉴古知今”：普罗大众则说“让人聪明”……
过去我们说到历史的时候，大都意味着庄重和肃穆，那是因为历史曾是专家的专利；时移世变，到了网络时代，历史更多地成为一种供人娱乐和调侃的东西。于是，理论告诉我们，在以往单一的“专家史学”之外，诞生了“平民史学”，或日“草根史学”。现实告诉我们，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因为坊间打着历史的旗号，卖得最好的书，往往就是“草根史学”。
我敬重“专家史学”，专家意味着对研究理论的熟练掌握，专业知识的丰富储备以及对史料的充分研读，比如你想得到关于朱元璋比较准确、翔实的知识，还得到专家著作里去找；我也欣赏“草根史学”，“草根”们以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历史推到受众面前，他们仿佛具有四两拨千斤的功力，总能把沉重化为一笑。
对历史感兴趣者中，不是任何人都能当好“专家”或“草根”的角色。因为我的天资和客观条件，我注定成不了专家，同时由于我个人的趣味，我也当不好能够将历史之千斤当四两拨弄的“草根”。那么在专家和草根以外，难道就没有别的空间了吗？
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不禁造生了一个“中间代史学”的概念。熟悉当代新诗的人一看即知，这是从“中间代诗人”这个概念中偷来的。不过，我并未像诗歌理论家那样，准备借此表达一种多么深刻的主张，只是勾画出一种游走于专家和草根之间的姿态罢了。
我之所以标举“中间代史学”，既是缘于自己既做不了专家也不是“草根”，也是因为对这二者都有自己的理解。在我看来，专家在专门之学上当然都下过很深的功夫，但也许正因为无暇或不屑旁顾，往往难免会就专业谈专业，缺乏开阔的视野，而出现观念束缚过重的问题。我为了写这本书，读了不下60种（注意，不是60册）关于明史的史料和著作，还有相当数量的论文，意外发现，并非专业研究明史的陈建华的《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对我的启发还在很多专业明史学者的论著之上。有些明史专家的著作，看得出下过很大的功夫，但我们现在读起来，却总觉得差了点什么。舒芜先生评陈迩冬关于三国历史的著作《闲话三分》时，曾经说过：“说历史要能撄现代人心”。窃以为，不少专家之书都有一个很大的缺憾，就是无法“撄现代人心”。你通过披阅史料，把一个帝王的生活描述得非常精细，供给了读者知识，当然不错，但如果无法激发当代读者丰富的联想和思考，还怎么“撄人心”？而草根史学，则越来越沉迷于用网络时代的语言复述历史故事，它给了人们最初的新奇，却因为缺乏对历史的“穿透力”，很难让受众再进一步，至于其因准备不足而产生的知识硬伤，更常常贻笑大方。
理想的“中间代史学”就是要填补专家和“草根”之间的这个缝隙。它以专家史学辛勤建立的大厦为基础，力戒硬伤，而又能够跳出专业圈，轻松解除既有观念的束缚，以一种冷静的心态平视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当然，它也愿意尽可能地借鉴草根史学容易让受众接近的一些长处。
我这本书就是游走于专家和“草根”之间的一个尝试。我希望它所反映出来的，是一个用大历史的眼光、以当代人的视角观察得来的崭新的朱元璋的形象。这样一个标准，对我这个天分和努力都不够的人来说真是太高了一点，只能说“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可能的一点新意 由于我的写作旨趣，本书或许会在以下几方面呈现出一定的新意：
放弃贴标签的做法。所谓贴标签，就是先根据某种先验正确的理论，给历史人物贴上程式化的标签，然后无论这个人物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这个标签都会如影随形，万变不离其宗，而不管在具体的场景中，这个标签离基本史实和情理有多远。比如朱元璋当上皇帝后，是不是就成了某些史学家所指称的“明朝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朱元璋的人生是不是真的有一个所谓的“蜕变”，即前期造反代表农民利益，后来削平群雄则站在了农民的对立面；又比如朱元璋打击富人的政策，是不是对农民利好等等，我都立足于史料提出了个人的私见。私见未必对，但都是独立思考的产物，而不是根据某种理论推演、套来的。
对历史中的每个个体平等看待，尊重个体的感受和权利。由于重集体轻个体的传统，以及历史决定论的影响，我们向来习惯于把历史人物放到一个宏大的背景中去评判，然后得出貌似客观实为冷漠的结论，却常常忽略历史曾经是由无数个活生生的人上演的，这些个体的感受和权利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他们的血泪不能轻易被一些宏大的符号所遮蔽。比如朱元璋所实施的军屯和逼迫富户移民，历史著作中都是予以盛赞的，认为“有益于战后生产力的恢复”，“推动了历史前进”，但我们不应忘记，军屯的成效是以对军屯中低级士兵权利的极大剥夺为代价的，那些被迫背井离乡的富户的呻吟虽然微弱，但一个二十一世纪的论史者也不应充耳不闻。
“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并重。“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的区分是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提出来的。所谓“历史意见”，就是指当初在具体的历史时期，有关各方对某一人或某一制度意见之反映；所谓“时代意见”，就是指时过境迁，后代人单凭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评论过去时代中的人物和制度。我所理解的钱穆先生的“历史意见”，就是要求论史者尽可能回到历史现场，不超越历史人物所置身的时代，不以今人事后之高明来嘲弄古人。虽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就是说“时代意见”是无论如何都避免不了的，但我们读钱穆先生的书，就知道，他是偏重于“历史意见”的。而本书写作，则以“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并重，这不仅仅因为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更重要的是，对朱元璋这个曾经对中国历史上有过巨大影响的人物，以大历史的眼光和当代人的视角观照，说出我们的“时代意见”，其中全无讥诮和炫耀高明之意，而是着眼于现在和将来。试举一例，关于海禁，我们讨论这一历史事实，固然应该分析当时客观情势和海禁所发挥的一些现实作用，但它给后来中国长期闭关锁国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果不结合今入对当时全球局势的了解，予以重新认识。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努力避免情感的渗入。在中国历史上，在帝王行列中，朱元璋是一个毁誉不一的人物，几乎到了褒者扬之升天，贬者抑之入地的程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天差地别？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论史者不同的境遇、立场和诉求，对这个历史人物寄托了迥异的情感，或者引发了一些不同的联想。而我则努力避免这一点，只是把朱元璋当作一个冷静观察的客体，史料是怎样记载的，我自己想到了什么，无论好坏都心平气和地摆出来。自然，人的眼力有优有劣，看走眼的地方是难免的，欢迎读者批评。
朱元璋是“明朝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吗？朱元璋打击富人的政策真的对农民有利吗？朱元璋推行的“逼迫富户移民”和“军屯”政策值得盛赞吗？朱元璋的人生真的有一个所谓的“蜕变”吗？对于朱元璋，为何褒者扬之升天，贬者抑之入地？……
本书试图从传统政治文化的角度审视朱元璋：看朱元璋身上有多少历史因袭的影子，他又改造了哪些传统；在现实政治生活里他采取的种种举措，放到传统政治文化背景中，能否有一个合情或合理的解释，而这些措施又结出了什么果实。
正是出于这样的初衷，黄波著的《最可惜一片江山：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朱元璋》并没有平铺直叙朱元璋的一生，仅在最前面一章中撮其大概，而最用力处，是把朱元璋作为在传统政治文化“孕育”“浸泡”下的一只“麻雀”，并结合其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方法，剖析这位独特帝王的性格、心理，以及这些事件对后来中国历史进程、社会变迁的影响。
一本将朱元璋“个人业绩”和“历史功罪”清晰区分的书！
一本将“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并重亘新意迭出的书！
一本从政治文化角度切入，以现代公民理念评判帝王的书！
大历史的眼光，现代人的视角，游走在“专家史学”与“草根史学”之间的一次大胆尝试！
一个意想不到的明太祖呼之欲出！
黄波著的《最可惜一片江山：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朱元璋》深刻剖析了朱元璋成功的机缘，客观公正且不乏人文色彩，文字亲切而不媚俗，史料详实。本书是近年来国学热潮之中的冷静思考，堪为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