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抄家
对不满四十岁的中国人来说，“抄家”一词一定相当陌生，甚至不知抄家为何物。因为在今天中国的法律中，已经没有抄家这一项，公民住宅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搜查或没收都需要经公安部门批准，或经法院判决。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抄家是很普通的一种“革命行动”。特别是在1966年“文革”初期，一度抄家成风，在任何城镇中随时发生，随处可见。当时的《人民日报》曾发表社论，赞扬“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好得很！”的确，抄家是从北京“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开始的，但这股风刮到各地后，情况有所不同，我的经历就可证明。
当时我是上海市闸北区古田中学的英语教师。这是一所只有两个初中年级、几十名教师的新学校，只有三名党员，勉强够成立党支部。我是教工团支部副书记，积极要求入党。“文革”开始时，党支部组织“左派队伍”，成立“核心组”，我是成员之一，负责整理材料，实际成了支部书记的助手。
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上街“破四旧”经广泛报道和充分肯定后，上海当天就爆发“破四旧”热潮，随之传来“红卫兵”上门抄家的消息。中旬某日下午，支部书记去闸北公安分局开会，原来是布置抄家。回校后，他立即向其他两位党员和我传达：市委得到消息，北京的“红卫兵”将来上海抄家。为了争取主动，避免混淆敌我界线，执行政策，市委决定发动“红卫兵”小将统一采取“革命行动”，由公安部门、里弄干部予以配合。接着宣布注意事项，抄家的对象由公安局提供名单，里弄干部引路确认，不能搞错，不能随意扩大。查抄的范围是金银财物、现金、反动罪证、变天账、枪支、电台等。要造清单，查抄物资要集中保管，防止遗失和破坏。要宣传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文斗，不要武斗，但要打击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日常生活用品和粮票、油票、少量现金等不要抄走，让他们能维持生活。对抄家对象要严格保密，不能走漏风声。
他带回来的名单有5家，西宝兴路的周某以前是米店老板，青云路一家是地主，济阳桥附近一家当过伪保长，另有两家已记不得了。接着马上开“革命教师”（已被“揪出”的“牛鬼蛇神”或被贴大字报多的对象自然没有资格参加）和“红卫兵”会议，由支部书记布置动员。当时学校党支部还牢牢地控制着局面，“红卫兵”基本都是原来的少先队干部和出身好的学生。接着分工，周某家估计缴获最多，由大队辅导员T带头；抄伪保长这一队特意指派复员军人Y参加，以便万一发现枪支时能现场处理。每队指定一位教师负责登记查抄物资，回校后由老党员W集中保管。我负责各队及支部书记间的联络。那时还没有手机，公用电话也不多，骑自行车来往是最快捷的联络方式。
天黑后，各路整队出发。我随同其中一队，将到目的地时，果然见民警在等候，然后由里弄干部领至被抄对象。大概事先已被看管，主人在家恭候。“红卫兵”一拥而人。可是那家地主只有一间棚户房，家徒四壁。“红卫兵”宣布采取革命行动，经过政策宣传，那地主交出一只戒指。在一片“打倒”的口号声中，“红卫兵”很快将屋子翻了个遍，实在找不到什么值钱的东西，见有不少各色纽扣，就当作战利品交给负责登记保管的教师。“红卫兵”向地主追查“变天账”，地主不知所云，立即挨了一巴掌，被斥为不老实。我悄悄叮嘱“红卫兵”干部“不要武斗”，已有人在砸墙角，往地下挖，看能不能找到反动罪证。我知道不会有什么收获，但又不便多说，只是让负责登记战利品的女教师务必管好财物，就离开了这一家。
接着我到西宝兴路周家。周某原来是开米店的，靠马路是店堂，里面是他的住宅，有几间平房，还有一个小院，在这一带算相当阔气的，去抄家的“红卫兵”和教师大概从未见过。等我到达时，屋内已经翻了个遍，橱柜箱子都已打开，但除了衣服、几件小首饰和少量现金、粮票外，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有的学生找到一个番茄酱罐头，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一定要砸开看，还说要看看里面会不会藏着什么。“红卫兵”正在院里批斗周某，他赤膊穿一条短裤，低头举着双手，衣服被汗水湿透。“红卫兵”高呼口号后，要他老实交代，将金银财宝和反动罪证藏到哪里去了，他虽然不断求饶，却一直说实在没有。
有的“红卫兵”急不可待，已经在房内撬地板，砸门框。我让“红卫兵”暂停一下，到院内休息，将周某带到屋内，让他坐下喝点水。我对周某说：“这次抄家是‘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要抗拒绝没有好下场。如果能自己交代，老实配合，‘红卫兵’一定会根据党的政策，只查抄金银财物和反动罪证，生活用品会留下，不会影响你家的正常生活。查抄的物品都会登记，留下清单，以后会根据党的政策处理。你要不交出来，‘红卫兵’挖地三尺也会找，到时候房子也毁了，你还得从严处理。”我还说：“我们是正规的‘红卫兵’，是通过派出所、里弄来的，还有党支部派来的老师，严格执行政策。要是碰到自己来的‘红卫兵’，东西抄走了连收条都拿不到。”看到他欲言又止，还在犹豫，我又劝他：“你这么大年纪了，命要紧还是钱要紧？你听我的话，我保证你的安全。只要把东西都交出来，‘红卫兵’不会砸房子，也不会再斗你，办完手续就离开。”这时他说：“老师，我听你的，你说话要算数。”我说：“你放心，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现在交出来还是算坦白的，一定会宽大。”
他带我走到一个房间的门口，告诉我可以将门上的司必灵锁取下，原来在锁下面有一个洞，里面藏着两根小金条。又在一堆衣物中找到一个枕头，拆开边线，里面藏着一叠人民币。我肯定他的态度有转变，又说：“如果你真的愿意彻底交代，争取宽大，就应该先将最大的东西交出来。我们知道你不止这些。”他迟疑了一下，带我走到院子里，指着矮篱旁一根竹子，说在这里面。这根竹子顶上糊着石灰，敲掉石灰，下面露出油纸包着的一段硬物，原来是一根十两的金条。他说：“是老早就放在里面的，不是因为知道你们来抄家才转移的。”的确，竹子已很旧，石灰也是干的。我说：“你有实际行动，我们相信你，你可以慢慢想，不要漏了。”就这样他一件件交出来，老实说，要是他不交，就是挖地三尺，一时也未必找得到。最终获得的战利品是三十多两黄金、几件首饰、一千多元现金、一批毛料衣服、皮箱、电风扇等。
此时已过午夜，学校食堂用黄鱼车（三轮运货车）送来肉包子、稀饭。因为战利品多，得等天亮后找一辆卡车运回学校，“红卫兵”留在周家，或席地而卧，或坐着打盹。我让周某与家人睡觉，他说哪里睡得着，开始整理扔在地上的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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