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
我永远忘不了这样一件事：某年冬天，市里要来一个卫生检查团到我们学校检查卫生，班主任老师吩咐两名同学把守在教室门外，个人卫生不合格的学生不准进入教室。我是不许进入教室的几个学生之一。我和两名把守在教室门外的学生吵了起来，结果他们从教员室请来了班主任老师。
班主任老师上下打量着我，冷起脸问：“你为什么今天还要穿这么脏的衣服来上学？”
我说：“我的衣服昨天刚刚洗过。”
“洗过了还这么脏？”老师指点着我衣襟上的污迹。
我说：“那是油点子，洗不掉的。”
老师生气了，“回家去换一件衣服。”
我说：“我就这一件上学的衣服。”
我说的是实话。
老师认为我顶撞了她，更加生气了，又看我的双手，说：“回家叫你妈把你两手的皴用砖头蹭干净了再来上学！”接着像扒乱草堆一样乱扒我的头发，“瞧你这满头虮子，像撒了一脑袋大米，叫人恶心！回家去吧！这几天别来上学了，检查过后再来上学！”
我的双手，上学前用肥皂反复洗过，用砖头蹭也未必能蹭干净。而手的生皴，不是我所愿意的。我每天要洗菜，淘米，刷锅，刷碗。家里的破屋子四处透风，连水缸在屋内都结冰，我的手上怎么不生皴？不卫生是很羞耻的，这我也懂，但卫生需要起码的“为了活着”的条件，这一点我的班主任老师便不懂了。阴暗的，夏天潮湿冬天寒冷的，像地窖一样的一间小屋，破炕上每晚拥挤着大小五口人，四壁和天棚每天起码要掉下三斤土，炉子每天起码要向狭窄的空间飞扬四两灰尘……母亲每天早起晚归去干临时工，根本没有精力照料我们几个孩子，如果我的衣服居然还干干净净，手上没皴头上没有虮子，那倒真是咄咄怪事了！我当时没看过《西行漫记》，否则一定会顶撞一句：“毛主席当年在延安住窑洞时还当着斯诺的面捉虱子呢！”
我认为，身为教师者，最不应该以贫富来区别对待学生。我的班主任老师嫌贫爱富。我的同学中的区长、公社书记、工厂厂长、医院院长们的儿女，他们都并非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有的甚至经常上课吃零食、打架，班主任老师却从未严肃地批评过他们一次。
对班主任老师尖酸刻薄的训斥，我只有含侮忍辱而已。
我两眼涌出泪水，转身就走。
这一幕却被语文老师看到了。
她说：“梁绍生，你别走，跟我来。”扯住我的一只手，将我带到教员室。她让我放下书包，坐在一把椅子上，又说：“你的头发也够长了，该理一理了，我给你理吧！”说着就离开了办公室。学校后勤科有一套理发工具，是专为男教师们互相理发用的，我知道她准是取那套理发工具去了。
可我心里却不想再继续上学了。因为穷，太穷，我在学校里感到一点尊严也没有，而一个孩子需要尊严正像需要母爱一样。我是全班唯一的免费生，免费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是精神上的压力和心理上的负担。“你是免费生，你对得起党吗？”哪怕无意识地犯了算不得什么错误的错误，我也会遭到班主任老师这一类冷言冷语的训斥。我早听够了！
语文老师走出教员室，我便拿起书包逃离了学校。我一直跑出校园，跑着回家。
“梁绍生，你别跑，别跑呀！小心被汽车撞了呀！”
我听到了语文老师的呼喊。她追出了校园，在人行道上跑着追我。
我还是跑，她紧追。
“梁绍生，你别跑了，你要把老师累坏呀！”
我终于不忍心地站住了。
她跑到我跟前，已气喘吁吁。
她说：“你不想上学啦？”
我说：“是的。”
她说：“你才小学四年级，学这点文化将来够干什么用？”
我说：“我宁肯和我爸爸一样将来靠力气吃饭，也不在学校里忍受委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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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少年时代
怎么的，自己就成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了呢？
仿佛站在人生的山头上，五十岁的年龄已在向我招手，如俗话常说的——“转眼间的事儿”。我还看见六十岁的年龄拉着五十岁的手，我知道再接着我该从人生的山头上往下走了。如太阳已经过了中午，不管我情愿不情愿，我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现实……
于是茫然地，不免频频回首追寻消失在岁月里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我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父亲是建筑工人，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工人。我六岁的时候他到大西北去了，以后我每隔几年才能见到他一面。在十年“文革”中我只见过他三次。我三十三岁那一年他退休了，在我三十三岁至四十岁的七年中，父亲到北京来，和我住过一年多。一九八八年五月他再次来北京，已是七十七岁的老人了。这一年的十月，父亲病逝在北京。
父亲靠体力劳动者的低微工资养活我和弟弟妹妹们长大，我常觉得我欠父亲很多很多。我总想回报，其实没能回报。如今，这一愿望再也不可能实现。
母亲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在我的印象中，母亲就没穿过新衣服，我是扯着母亲的破衣襟长大的。如今母亲是很有几件新衣服了，但她不穿。她说，都老太婆了，还分什么新的旧的，年轻时没穿过体面的，老了更没那种要好的情绪了……
小胡同，大杂院，破住房，整日被穷困鞭笞得愁眉不展的母亲；窝窝头，野菜粥，补丁连补丁的衣服，露脚趾的鞋子……这一切构成了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物质的内容。
那么精神的呢？想不起有什么精神的，却有过一些渴望：渴望有一个像样的铅笔盒，里面有几支新买的铅笔和一支书写流利的钢笔；渴望有一个像样的书包；渴望在过队日时穿一身像样的队服；渴望某一天一觉醒来睁开眼睛，惊喜地发现家住的破败的小泥土房变成了起码像种样子的房子——起码门是门，窗是窗，棚顶是棚顶，四壁是四壁；在某一隅，摆着一张小小的旧桌子，并且它是属于我的，我可以完全占据它写作业、学习……如果这些渴望都可以算是属于精神的，那么就是了。
小学三年级起我是“特困生”、“免费生”，初中一年级起享受助学金，每学期三元五角，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每学期三元五角，每个月七角钱。为了这每个月七角钱的助学金，常使我不知如何自我表现，才能觉得自己是个够资格享受助学金的学生。那是一种很大的精神负担和心理负担，用今天时髦的说法——“活得累”。对于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我，由于穷困所逼，学校和家都是缺少亮色和欢乐的地方……
回忆不过就是回忆而已，写出来则似乎便有“忆苦”的意味，我更想说的其实是这样的思想——我们的共和国毕竟在发展和发达着。咄咄逼人的穷困虽然仍在某些地方和地区存在，但就大多数人而言，尤其在城市里，当年那种穷困已经不普遍了。如果恰恰读我这一篇短文的同学，亦是今天的一个贫家子弟，我希望他或她能产生这样的想法——梁晓声能从贫困的童年和少年度过到人生的中年，我何不能？我的中年比他的中年，将是更不负年龄的中年呐！
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十分幸福，无忧无虑，被富裕的生活所宠爱着，是令人羡慕的，是一件幸事。我祝愿一切下一代人，都有这样的童年和少年。
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不是这样，也不必看成是很不幸的事，不必以为自己便是天下最不幸的人了，更不必耽于自哀自怜。我的童年和少年，教我较早地懂了许多别的孩子尚不太懂的东西——对父母的体恤，对兄弟姐妹的爱心，对一切被穷困所纠缠的人的同情，对生活负面施加给人磨难的承受力，自己要求自己的种种责任，以及对生活里一切美好事物的本能向往，对人世间一切美好情感的珍重……
这些，对于一个人的一生，都是有益处的。也可以认为，是生活将穷困施加在某人身上，同时赏赐于他的补偿吧。倘人不用心灵去吸取这些，那么穷困除了是丑恶，便对人生多少有点促进的作用都没有了……
愿人人都有幸福的童年和少年……
《花儿与少年》围绕梁晓声的童年、少年时代往事展开，以故事为主，辅以少量对当今教育问题的思索杂文，包括“长相忆”、“课桌课椅”、“红腰带”、“老水车旁的风景”、“有什么孩子就有什么未来”等五部分。既有对生命历程中遇到的师长、同学、陌生人的温情回忆，又有对卑微者逆境中展现人性之光的细腻描摹。这类充满人性美的故事，不仅能够打动青少年，更能滋养他们的心灵。
《花儿与少年》收录了作家梁晓声回忆少年时代学习生活的经典散文三十余篇，包括《花儿与少年》《我的小学》《我的中学》《我的少年时代》《我与文学》《我和橘皮的往事》等。全书描写了艰苦环境下同学们纯真美好的友谊、坚忍刚强的品格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展现个人在世间受到的全部教育，来自学校、家庭或社会，传递知识、品格或人生真谛。通过感人肺腑的故事，娓娓道来的感悟，彰显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