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和平崛起，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
2017年10月15日，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夕，法国报业巨头《世界报》头版出现了六个醒目的中文大字：中国，强国崛起(Chine：le retour de la grande puissance)。这份著名的报纸用了八个版面专门讲述中国故事，虽然不乏常有的偏见，但如此规模，在西方媒体中实属罕见。
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和平崛起被称为当代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时至今日，中国的崛起态势仍处于不可遏制之蓬勃状态，其巅峰时刻仍然难以估量。
改革开放39年来，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出口国、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衡量一个国家实力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制造业增加值已经超过美国和日本的总和。不仅如此，这30多年间，4亿中国人摆脱绝对贫困，被称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先例。
2017年1月份，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6．7％，全年GDP首次突破70万亿元，达到74．4万亿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16年印度经济增速为6．6％，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重回全球第一，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3．2％，仍居首位，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奇迹根本上是中国政治体制在符合国情基础之上进行的不断改革和调整，是中国传统文化理性实用主义的再现。
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传统与市场经济、城市化、全球化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的传统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百姓的勤劳、节俭，二是政府的主导性作用。特别是第二点，国际时事观察者逐渐达成共识。法国时事周刊《视点》曾以80页的规模推出中国特刊，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没有西方价值观的说教，完全是从客观的角度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
所以，笔者一向认为，中国模式虽然很成功，却很难被他国复制。原因在于在其他国家很难找到一个如此勤奋节俭的民族和强势的政府。
中国模式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但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如腐败、贫富差距、环境污染、层出不穷的矿难、食品安全问题等，但这些都不能成为否定中国模式的理由。
首先，从人类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都出现过相同的现象。无论是美国、英国、法国这些传统发达国家，还是后起的日本都是如此。一个世纪之前，美国的矿难、腐败、食品卫生安全问题同样是此起彼伏、触目惊心。当时竞选连任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被媒体揭发受贿，他立即承认，但表示这不是勒索和敲诈，于是便得到谅解并获得连任，足见当时腐败之泛滥。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一是通过发展经济，一是通过健全法制。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000美元是一个国家环境从恶化到好转的转折点。
其次，有些问题目前发达国家也解决不了。比如贫富差距。国际上公认基尼系数超过O．4就超过警戒线，容易引发社会动乱。中国固然超过，发达的美国也同样超过。就连中国香港这种单一的城市经济区，基尼系数也超过0．5，这意味着其社会不公平程度已接近拉美各国。
再次，与同为转轨国家的印度、俄罗斯等相比，中国的表现无疑要优秀得多。当然，印度和中国差距最大的是民生：尽管印度拥有全球最大的耕地面积，但根据总部设于华盛顿的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发布的饥荒指数，印度排在88个国家中的第66位(中国排第15位)，而凡是倒数30位的国家，都是饥饿严重存在而且迫切需要解决的国家。与此相印证，在联合国公布的全球贫困人口中，印度又以4．5亿高居榜首。印度是一个实行免费医疗的国家，但是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体现儿童生活状况最重要的指标“5岁以下儿童夭折率”，印度为76‰，高居全球第49位(死亡人数越少，排名越靠后)，究其原因，就在于饥饿造成的营养不良。
在笔者看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些挑战与问题都会得到妥善解决。众所周知，亚洲最廉洁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它们的共同点是：富裕、法制完善、华人社会。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能够做到的，中国大陆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做到。
对于中国崛起之意义的解读，评论可谓不计其数。笔者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过程堪称奇迹，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
第一，中国和平崛起堪称中国奇迹，在于完全和平崛起。与历史上其他国家的崛起过程相比，中国没有对外掠夺、殖民，没有战争。中国和他国不是零和，而是多赢。P3-6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西方民主体制的弊端频频暴露，低效率、犹豫不决；与此同时，中国民主体制的优势却在逐步彰显，快速、高效率。
——约翰·奈斯比特
对于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能摆脱西方模式的说法，令我们难以认清当前世界重组的局势。当中国逐渐强大，她会愈加肯定其古代文明延续下来的价值观。她会在历史中寻觅智慧，以创造出一种现代化的新模式。
——约翰·格雷
今日美国经济危机根植于道德危机，也就是美国的政治与经济精英公民道德的沦丧。如果一个社会拥有财富和权力者，不尊重社会其他的人和这个世界，不能诚实相待，也无同情之心，这样的社会即使有市场、法律和选举制度，还是不够的。
——杰弗里·萨克斯
21世纪以来，全球政治格局跌宕起伏，“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其中，既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破立，也不乏世界各国政权组织的嬗变与更替。如今，一向波澜不惊的西方世界与战火不断的中东再度成为世界焦点。随之而来的，反全球化、民粹主义浪潮给传统的全球政治格局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冲击。全球政治往何处去，已为世人所瞩目。
从大历史的高度，从纵向、横向两个维度，引领读者明晰全球政治制度，是时政类出版物的首要责任。宋鲁郑先生，曾在中国政府部门任职多年，对中国政治生态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自2000年起，宋先生旅居巴黎。17年间，他走遍世界各地，对世界各国政治制度、全球政治形势有着更为直接的考察和切身的体会。这种基于国内和国际的真实体验，使其政治文章的写作、时政观察的分析，有别于象牙塔中学院派所崇尚的理论描述、逻辑论证，而是以接地气、富有说服力的精品力作，掷地有声，赢得了海内外读者的热爱。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唯有从这相似的历史中挖掘真相，从乌云密布的政治现实中拨云见日，才能祛除罩在世人头上的制度之魅，才能打破世人对于制度判断的迷思。29年前，美籍政治学者福山宣称历史终结：历史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此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仿佛每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是在印证福山的判断。二十多年来，美国支持的西式民主像幽灵一般游荡在全球每一个角落，或开花结果，或枯萎凋谢，然大部分结局堪忧。“历史终结论”声势显赫，不断吞噬着政治领域的一切制度创新，更是左右着中国人的政治判断。幸哉，历经近40年改革开放，中国以文明型大国的姿态昂然屹立于世，和平崛起。中国政治制度模式与西式民主制度模式之间的挑战，随之而来。
好制度，坏制度？问题看似有答案，实际上，却没有终极答案。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事物是永恒发展的。政治制度同样如此，理应永远处于进化之中。一切存在过的制度都有其合理性，然时过境迁，制度又须与时俱进，又有改革或者创新的必要性。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有如此论断：“就汉代察举制度之原始用意言，实在不好算是一种坏制度。但日子久了，那制度就变坏了。这不止是汉代选举制度如是，我们可以说，古今中外一切制度，都必如是。否则一项好制度，若能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后代人来努力政治了。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永久好下去，才使我们在政治上要继续努力，永久改进。制度也只是历史事项中之一目。人类整部历史便没有百年不变的，哪能有一项制度经过一两百年还算得是好制度呢？”钱穆先生的真知灼见，犹如暗夜明灯，指引着一切务实的执政者勇于改革、敢于创新，尤其是敢于进行制度探索与制度创新。这也诚如严复在《宪法大义》中所言：“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社交方式的巨变，意见领袖与乌合之众以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左右着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世界政治格局中的“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2016年，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英国脱欧、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与此同时，“灰犀牛”在社会各个领域出现的可能性也在日益增大，逆全球化危机和民粹主义危机已经初见端倪。因《文明冲突论》而声名远播的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曾基于美国国家利益之考量，面对衰落的美国，忧心忡忡地发出世纪天问——“我们是谁”，迄今为止，这一回答仍然没有答案。与此同时，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民众对于“中国向何处去”也有不断的追问。毋庸讳言，当下的中国社会仍然需要思想的启蒙与解放。走出愚昧，认知常识，洞悉趋势，预见未来，不仅需要思想大师与意见领袖的推动，也需要文化出版者的不懈努力。作为时政编辑，为读者认知制度提供明辨的思路，是责任所在，也是荣耀所在。读者读罢，若是对制度分析多一些理性、少一些人云亦云，那便是我们的欣慰！
本书付梓之际，适逢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后，北京又在举办“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这是一场规模空前、在世界政党史上罕见的全球政党大会，主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政党的责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来自120多个国家、200多个政党和政党组织的领导人齐聚北京、共商大计。
我们有理由相信，世界各国政党若能根植于本国国情，以本国发展改革为国家大计，务实革新，治国理政，则全球政治格局必将有质的改观，全球治理也必将有卓然提升，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也必将因此而多些坦途、少些曲折。
谨以此为记！
时政编辑部
2017年12月1日
什么是好制度，坏制度？这是人类一直在探讨的问题，至今仍未达成共识。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各种文明之间的竞争对比、借鉴融合也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进行着。这些都给制度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旅法学者宋鲁郑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研究员，长期致力于东西方制度的比较研究，新著《好制度，坏制度：2l世纪全球政治进化论》凝聚着他的最新研究成果。
我很赞同宋鲁郑从文明的角度看制度的形成、演变和发展。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具有“四超”的特点，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这“四超”的共通之处是它们都融“传统”与“现代”为一体。这样一个国家的崛起必然震撼世界。但今天中国和平崛起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和当年西方崛起有着天壤之别。
首先，当时西方列强带给中国人民的是血与火，是大量痛苦悲惨的记忆，而今天中国给世界带去的是合作共赢，是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许多实质性的创举。如果说从“地理大发现”开始的海上文明影响了世界四五百年，带来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崛起，那么中国今天倡议的“一带一路”开启了一个海陆文明再平衡的进程，它可能为很多国家和地区带来史无前例的发展机遇和长期的经济增长。在一个更广的意义上，中国可能推动建构一种新的地缘文明，即超越传统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逻辑，不是以邻为壑，而是合作共赢。
其次，中国为世界提供更中性的公共产品。与西方历史中上千年的宗教战争和冲突不同，中国历史上鲜有宗教战争，儒释道形成了兼容并蓄的关系。中国宗教有非政治化的伟大传承，这些都为今天的全球治理、处理不同文明关系、处理宗教极端主义提供了宝贵的传统资源。
从制度优势的角度来看，这一切意味着中国制度可以为世界提供更为中性的公共产品，在国际事务中也更能主持公道。中国提倡文明对话和民心相通，提倡不同发展规划的沟通和对接，而不是互相替代，代表了未来国际合作的方向。
中国的一系列创举不仅正在改变这个世界，正在开创和引领一种新型的全球化，正在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这也标志着中国正走在人类制度创新的前列。在这个意义上，什么是好制度的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了。无疑，崛起中的中国正在为人类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这种贡献包括中国的制度创新和新型的政治文明。
与中国的制度贡献相反，由于种种原因，西方制度正走向失灵，甚至衰败。如果以一年以来西方最具代表性的英美法三国的选举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似乎再也无法阻止极端政治势力或者边缘政治势力的崛起。英国脱欧，美国选出特朗普，法国选举中极右政党获得前所未有的选票支持，这意味着极端政治势力或者边缘政治势力最终执政恐怕只是时间问题。
我们也看到，西方制度运作的一些基本的规则意识正被打破。英国公投结果出来后，大规模抗议的人士立即走向街头，甚至超过410万人上书政府要求重新投票，远远超过只要10万人签名，议会就可以进行辩论的门槛。这种不接受投票结果、无视多数民意、打破游戏规则的行为，过去在西方是极为罕见的。
这一幕随后也在美国上演。民众高举“他不是我们的总统”标语走上街头。选举结果不但没有令这个国家平静下来，反而如同火上浇油。不尊重按照法定程序产生的选举结果，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这是不可思议的。
同样，法国大选结果出来之后，多个大城市同时爆发示威游行活动，并与警察发生冲突。其中包括巴黎、南特、格勒诺布尔、斯特拉斯堡、里昂、图尔。
我们还看到，西式民主制度的品质在明显地下降。2016年美国大选格调之低令整个世界大跌眼镜。一场本应是展现美国制度软实力的选举几乎变成了美国的闹剧和丑剧。特别是十几年前特朗普的不雅聊天录像竞在选举最后一刻被抛出。这不仅重挫了特朗普的选情，实质上也重挫了美式民主。法国也随后步美国的后尘，开启这一模式的是传统政党法国共和党候选人菲永的“空饷门”事件。
正是因为西式民主制度的失灵与衰败，民众对这个体制的信任度迅速下降。早在2007年时，英国由《读者文摘》举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7%，的民众信任政治人物，比在西方一向信誉不好的汽车推销员(8％)还低。在法国，高达83％的民众认为政治人物不关心民间疾苦。2016年法国民调机构哈里斯互动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6％的民众认为法国权力阶层是廉洁的。美国也是一样，据2013年普洛普的民意调查，信任国会议员的比例只有10％，和汽车推销员并列。
今天的西方政治制度，用号称法国第一时政杂志的《观察家》的评论就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式民主从未如此脆弱，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在各个大陆都呈现出深深的疲惫。过去人们是为了支持谁而投票，现在则是为了反对谁而投票。与此同时，四分之一的人宁愿选择威权体制。
西方世界今天之所以出现民主失灵、民主品质下降、规则意识被打破、民粹崛起的上述乱象，既有时代背景，也有体制自身的弊端。
首先，近代西式民主演变成了一人一票。这直接导致了领导人物平庸化，也导致了资本力量通过献金和游说对政治力量的控制，西式民主已不能代表和反映民意。
其次，在体制弊端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西方的民主制度又面临着诸多新挑战。科技进步(机器大量取代人工)、全球化、经济金融化等，导致了西方社会的贫富差距扩大，以及中产阶级数量日益萎缩，甚至开始成为少数。“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这个西式民主理论的经典命题似乎反证了西方体制直接受到威胁的原因，而贫富差距的扩大又直接打击了西式民主体制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最后，伴随着西方的现代化出现了家庭解体(高离婚率、低结婚率)、少子化现象。与此同时，由于历史原因在西方境内生活的少数族裔人口数量却依然保持着高速增长。不少西方学者甚至预测西方的传统白人将由多数族裔逐渐成为少数族裔，他们因此而担忧西方文明的延续性问题。
然而，在诸多严峻的挑战面前，西方的民主制度几乎束手无策。制度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演变而产生，其目的是为了解决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当它无法应对时代挑战和满足时代需要时，一个制度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虽然现在还不到对西式民主制度模式盖棺定论的时刻，但它正日益滑向坏制度的趋势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至于西方国家能否扭转其制度的总体颓势，还有待观察，但从目前全球政治时局来看，前景不容乐观。
此为序。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张维为
2017年10月1日
中国崛起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中国提倡文明对话和民心相通，提倡不同发展规划的沟通和对接，代表了未来国际合作的方向。
西式民主从未如此之脆弱，西式制度在各个大陆都呈现出深深的疲惫。过去人们是为了支持谁而投票，现在则是为了反对谁而投票。在严峻的挑战面前，西方的民主制度几乎束手无策。
制度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演变而产生，其目的是为了解决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当它无法应对时代挑战和满足时代需要时，一个制度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虽然现在还不到对西式民主制度模式盖棺定论的时刻，但它正日益滑向坏制度的趋势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至于西方国家能否扭转其制度的总体颓势，还有待观察，但从目前全球政治时局来看，恐怕不容乐观。
《好制度坏制度(21世纪全球政治进化论)》收录了旅法作家宋鲁郑的多篇评论文章。
《好制度坏制度(21世纪全球政治进化论)》收录了旅法作家宋鲁郑的多篇评论文章，内容紧跟热点，通俗易懂。作者对西式民主与中国模式进行分析，带读者了解如今西方政治模式遭遇的多重困境，面对国家有机体政治、经济、社会三种力量动态角逐，深入解析中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具体差异，从而在制度比较层面评判何谓“好制度”、“坏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