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月清谈》为曾胡的散文集，是作者近七八年中陆陆续续写成的一些随笔和读书笔记的结集，包括诗词翻译讨论，游历见闻，日常随感，等等。《对月清谈》内容包罗万象，文笔生动优美。《对月清谈》体现了作者丰富的经历和学识，也有对一些问题的深入讨论，引导我们探寻历史真相的同时，让人领略到一种深长的意味。

说曾胡编著的《对月清谈》是一本散文集，是就散文的一般意义而言。就所收文章的内容来看，《对月清谈》实在是比较庞杂的。其中既有对于往事的追忆，也有游历的记述；既有针对宗教文化论题的严肃评论，也有对建筑工艺的细腻描述和专业探讨。书中还有关于市井风情的观察，有关于各类有趣知识的介绍，有对求教者的点拨和辅导。有的篇什甚至具有很浓厚的学术味道，与知识资料、调研报告颇为相似。但这些庞杂的内容经由曾胡兄的文字表达出来，就有了一种独特的韵味。曾胡兄对抒情美文有着执拗的追求，对遣词造句有着自己苛刻的标准，所以即便是研究学术类的论题，他用的依然是散文的笔法。于是我们看到，在讨论“华夷译语”这样的枯燥话题时，他也能让我们感到生动有趣。而对于“八大胡同”遗存的描述和分析，则在引导我们探寻历史真相的同时，让人领略到一种深长的意味。

序

洗澡与听戏

草桥漫笔

拆

量词有感

小议崇祯

梅子叹

朱湘的余绪

伊卡洛斯猜想

话说钱

有感威尼斯

美女与战争

厚黑学主人

漫话民国名人的诗

闲话雀替

点滴裕容龄

六八年

四方

谈诗缘情

爱人、情人与恋人

感恩与忏悔

译语有感

最早的反腐败

我是一阐提

直捣黄龙

糊涂哥与糊大哥

最老的戏台

悲哀与尴尬

骆驼鹤

生存之道

招一招手

日本三则

鳝鱼包子

明朝人说的那些话儿

后土与女娲

又见京兆杜氏

有感国语

仙翁仙翁

往生

赶时髦的结局

闲话“阵毯” 

旅游

弧线的胜利

死的等级

铲除封建社会

谈“鸟” 

活受罪三种

我们今天怎样写古体诗词

说胆

此起彼伏

废言录

练兵歌

诺奖感想

以人为本

在那遥远的地方

正统与正义

土地梦

鹧鸪吟

回眸情人节

我读《华夷译语》

孔子的奴才相

逝去的画者

迷迷糊糊的成语

视察

道可道

《弹歌》 

骚气逼人

从“跳墩”谈开去

遥……

一个

选择祖国

鹦鹉的遭遇

“夫人”小议

八大胡同拾遗

后记

什么是祖国?祖宗之国也。什么是祖宗之国?motherland也，母国也，母亲之国也。人能选择祖国吗?大概是不能的，就像无法选择母亲。但也未必尽然。狭义上讲，可以从血缘角度来界定祖国，就是中国人讲的“生于斯，长于斯”，祖宗生息的地方，世代递嬗，源远流长，讲究的是血缘和主体文化。对于我们这个讲血缘的古老国家，这个解释很合胃口。广义上讲，就另有说法了。 ’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老祖宗在《共产党宣言》里赫然断言： “工人没有祖国。”曾经让很多人切齿诅咒，也让很多人欢欣鼓舞。诅咒的人且不说了，说说欢欣鼓舞的人吧。当年，在苏联的首都有个“第三国际”，聚集了许多热情的、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据许多回忆录记载，这批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当年工作得兴高采烈，因为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是为了实现一个广义的祖国，一个全人类的祖国，一个大同世界。因此，他们就觉得血缘和文化意义上的祖国一夜之间不存在了，就像席勒在《欢乐颂》里唱的： “人们团结成兄弟”，也就是《国际歌》里说的“英特耐雄纳尔”，即法文international的译音——当然，这只是多数人含混的理解，其实这个词所指甚窄，这里就不讨论了。

但后来人们发现，血缘和文化意义上的祖国，力量很强大，老大哥苏联并不很英特耐雄纳尔，搞着搞着，俄罗斯的利益好像就占了上风。而中国的共产党人，尤其是毛泽东，也发现尽管英特耐雄纳尔很美好，但争取它还得从狭义的祖国干起。后来，他不免脑子有些热，在“文革”初期，也提出了要搞“世界革命”的号召；结果，终于明白，事情还是要在狭义祖国的范围内做。可见，广义的“祖国”是一种泛政治的、泛文化的理想。

当然，探索广义的、理想的祖国概念，并不是马克思一个人。法国的大思想家卢梭在他的《献给日内瓦共和国》中就用“假如”、“选择”和“情愿”来构想了了一个理想国：1．幅员不大，好治理；2．主权者和人民只能有唯一的共同利益；3．没有强大的力量，不会侵略别国，别国也不值当侵略它；4．立法权属于全体公民；5．人民具有广泛的政治权利。这很有些老子“小国寡民”的味道。且不讨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能不能实现，仅就卢梭构想的祖国而言，也是一种泛政治的、泛文化的祖国。

其实，敢想的也不仅仅是洋人。我们那位道貌岸然的孔夫子也不含糊。《论语·公冶长篇第五》里记载道，在他的“克己复礼”，恢复周代奴隶制秩序的政治理想到处碰壁后，不免心情焦躁，半认真地说，我这一套要是行不通的话，我就驾一条小船漂洋过海，到别的地方去。而且，他还有具体的安排，想来想去，他认为，在他的弟子中，有资格陪他“出洋”的，只有子路。(子日：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

我们且先忽略马克思、卢梭和孔子的政治主张具体是什么，也不管“工人没有祖国”即一个世界性的“大祖国”，也不管“日内瓦共和国”式的、以社会契约论为指导的“祖国”，还是跑到海外去寻找的“乐土”，至少这些先哲们敢于在不满于现实的时候，去设想一个自己认为完美的理想国度，而不拘于血统和文化所局限的那种通常意义上的祖国。这至少是表现了极大的政治、道德和文化上的勇气和睿见，博大的胸怀，令后人肃然起敬。

就以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来说吧，不管是真这么想，还是一句赌气的话，我们现在似乎连这种勇气都丧失了，失去了那种阔大的胸怀。现在有一句流行的话，说到祖国时，总爱讲“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听上去令人那么不舒服。

P312-313

认识曾胡兄有些年头了。依稀记得还是20多年前，在我的一位同窗学长，后来演变成某部首长的冷同学家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曾胡兄。那天，身高体壮、面孔黎黑的曾老师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双臂紧密有致地架在胸前，往冷同学家彼时低矮的门框上任性一靠，周身散发出英武豪迈的气息和力量，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现在想来，我的这种印象部分来自曾老师的粗犷身材和黎黑脸膛，部分则来自关于他的零星传说和合理想象。因为那之前我就大约知道曾老师是个高人，不仅是出色的翻译家，《荆棘鸟》等名著的中文译者，而且擅写古典诗词，五绝、七律什么的，提笔就有，水准一流。他还热衷于编书、出书，录音、录像，把疑似书商的文化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欣欣向荣。曾老师的这些本领和素质，让我这个打小喜欢附庸风雅，成年后又斗胆以书谋生的人暗自钦佩和羡慕。一见之下，就难免将曾老师当成前辈模范了，那心境，和现如今粉丝见到偶像明星的情形不相上下。

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曾胡兄应该算是文化产业的先锋人物。上世纪80年代，我们国家尚处在改革开放初期，曾胡兄就一边在学校里教书育人，一边在商海中劈波斩浪了。他最初钟情于出版，在那个出版物比较稀缺的年代，曾老师视野开阔，目光敏锐，推出了不少适销对路的产品，满足了读者的需求，赢得了市场的青睐。他出的书，既有颇为高端的学术译著，也有最不起眼的描红字帖，这样的选题定位，属于稳准狠的那种，只有真正的行家里手才能想到做到、驾轻就熟。后来纸质书市场稍有异动，曾胡兄便又独辟蹊径，适时进入音像领域，让政论片这样的高大上产品进入机构团体，落脚寻常人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双丰收。再后来，曾胡兄的事业越做越大，出版行业已经不在话下，便又转战文化咨询行业，在更大的范围内纵横捭阖，游刃有余，打出了一片崭新的天地。朋友们私下里议论，都觉得曾胡兄眼光敏锐，总能应时代潮流，得风气之先。通常的情形是，当许多人还在犹豫、彷徨的当口，曾胡兄早已经当机立断、率先垂范了；等到别人好不容易认准方向，紧急跟进，他又悄然转型，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

突然有一天，听说曾胡兄病了，做了手术。就在心里替他担忧，同时感慨人生的无常和冷酷，总是不让人在平坦的道路上一帆风顺。再见到曾胡兄时，却没有看出他的身形有太大的变化，神情也还是一如既往地豪迈英武，只是面孔清瘦了一些。看到病症和手术对他的影响不是很大，朋友们都为他高兴。不过变化也是有的。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那以后曾胡兄开始密集地离京外出了，国际国内到处跑，一年四季，无论冬夏。有时是比较单纯的休闲赏景，有时则是为了他热衷的古建研究进行考察。他从全球各地发来的丽词雅句，三天两头唤醒我沉闷的手机，引诱着我与他一起遨游世界，触景生情。想想云游天下也是我多年的理想，却总也没有机会真正成行，而曾胡兄就这样轻松自如地实现了，如春暖花开，水到渠成。于是忍不住又在心底疑惑，曾胡兄到底有什么秘诀，总能比我们先行一步，将优柔寡断变成立竿见影，将朝思暮想变成脚踏实地?

我的这个疑惑，在近几年与曾胡兄合作的过程中，慢慢地有些释然。自从曾胡兄赋闲之后，我与他的联系比先前频繁了许多。曾胡兄宅心仁厚，看我在重重困难中依然坚守着出版梦想，对我的境遇深表同情，便在选题和项目上不断给我指点和帮助。我策划了一套《美丽英文悦读书系》，在联系译者时遇到困难，曾胡兄急人所难，主动承担起难度极大的短篇小说卷和散文卷的翻译工作，以他的出色译笔，为这套丛书增光添彩，令我非常感动。我慢慢意识到，在曾胡兄让人觉得有些眼花缭乱的事业轨迹上，其实有一条主线清晰可见，那就是把事情做到极致的本能和习惯。他译书，追求文字的极致，遣词造句，不厌其精；他游历，追求与人文景致、自然风光的深刻交融，天涯海角，义无反顾；他研究古建，追求把功夫下到家、把道理讲透彻的专业水准。把事情做到极致的想法很多人都有，但很多人也只是想想而已，只有极少一部分人，或是由于先天的禀赋，或是由于后天的磨炼，把这种想法内化成了自己的行为习惯，甚至转化成为一种本能的反应。这样的人凤毛麟角，他们的事业多半会成功，他们的人生自然会精彩。曾胡兄无疑就是这样的人。

我对曾胡兄的这种认识，在读过他的散文作品集《对月清谈》之后，是更加坚定了。

说《对月清谈》是一本散文集，是就散文的一般意义而言。就所收文章的内容来看，《对月清谈》实在是比较庞杂的。其中既有对于往事的追忆，也有游历的记述；既有针对宗教文化论题的严肃评论，也有对建筑工艺的细腻描述和专业探讨。书中还有关于市井风情的观察，有关于各类有趣知识的介绍，有对求教者的点拨和辅导。有的篇什甚至具有很浓厚的学术味道，与知识资料、调研报告颇为相似。但这些庞杂的内容经由曾胡兄的文字表达出来，就有了一种独特的韵味。曾胡兄对抒情美文有着执拗的追求，对遣词造句有着自己苛刻的标准，所以即便是研究学术类的论题，他用的依然是散文的笔法。于是我们看到，在讨论“华夷译语”这样的枯燥话题时，他也能让我们感到生动有趣。而对于“八大胡同”遗存的描述和分析，则在引导我们探寻历史真相的同时，让人领略到一种深长的意味。

正因为曾胡兄有着颇为纯粹的艺术趣味，他评论作家，评价作品，只注重艺术标准，身份和地位，贫富与贵贱等因素根本不在考虑之列。《对月清谈》中的一些篇什，就直接反映了他的这种原则。《朱湘的余绪》一文，记叙了曾胡兄年轻时与朱湘藏书的一段遭遇，字里行间，表达了他对一个才华卓荦的诗人、翻译家的追思和敬仰。《漫话民国名人的诗》，以艺术的标准评价民国各色人物的诗作，令人精神一振，耳目一新。许是受了革命史教育的深刻影响，我对吴佩孚此人素无好感，但读了曾胡兄文中转引的吴佩孚的诗作，竟有些喜欢起这位旧军阀了。在这篇文章中，曾胡兄还特意引了一首无名乞丐的诗来煞尾，在让人感喟唏嘘的同时，也鲜明地传递出他自己的审美趣味。

曾胡兄对古建筑的兴趣由来已久，这些年为了研究古建，他制定了详细的考察计划。从廊桥到戏楼，细致而专业，有一网打尽的气势。他的游历行程，有许多就是为了去执行他的考察计划。《对月清谈》中的很多篇什，便是这些专业游历的直接产物，非常值得一读。比如《最老的戏台》一文，用考察所得的确凿材料，将我国现存几座古老的戏台直观呈现出来，让人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我国戏剧艺术的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我们平时参观古建，对很多细节熟视无睹，比如雀替和牛腿这两种古建上常有的装饰构件，我自己就从来没有仔细分辨过，读过曾胡兄的《闲话雀替》一文，才知道原来它们身上还有那么多的门道。

其实，不止是参观游览时容易走马观花，浮光掠影，我们平时看人观物，大抵是笼而统之、粗枝大叶的，唯有细心精心之人，才能在常人忽略的地方发现问题，看出门径，甚至发现规律，他们著书撰文，把自己的认识和发现告诉我们，往往会使我们恍然大悟，豁然开朗，这也造成学习的便利和阅读的收获。曾胡兄是细心而精心之人，他游历四方，读书万卷，处处留心，时时在意，自然便有许多发现和心得。他用自己的生花妙笔，把这些发现和心得落墨为文，记录在册，便给予我们许多惊喜和启示。比如，他对“爱人、情人、恋人”这三个词进行梳理和分辨，讲它们的语用流变，讲其中的微妙差别，条分缕析，头头是道。又比如他从地貌特点入手，解释陕北民歌中为何常见“招一招手”这个词组，对这一独特的语言现象给出合理说明，为音乐地理学这个一本正经的话题提供了鲜活生动的例证。还有那篇谈论“跳墩”的文章，从一排散落水中的石头说开去，居然也讲得文雅有序，妙趣横生。这样的文章在书中还有多篇，的确能让读者惊喜连连，在获得知识的同时，也领略到阅读的快乐。

不过，相比于这些令人轻松愉悦的知识小景，曾胡兄有些述人论世的文章，虽也只是罗列一些事实，追忆几件掌故，但带给我们的感受却常常并不轻松，反倒有些者，一个无神论者，他对宗教的批判态度鲜明，不留情面。《我是一阐提》这篇文章，就是他的无神论信仰宣言。近些年，宗教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一个时尚话题，许多人以谈佛论道为身份标志，以博爱救赎为价值标签，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曾胡兄能够从单纯理性主义的角度直抒胸臆，从自然常识的角度评议宗教，既体现了他一贯的直率性格，也反映了他心无旁骛、直抵本质的认识习惯，而这，恰恰是抵达科学和文明殿堂的真正路径。说起来，我们人类的知识体系和信仰体系，原本基于简单的架构，但在发展演进的过程中，逐步衍生出很多歧异而复杂的环节，造成枝繁叶茂的规模，形成强悍凶猛的态势，顺便也就产生了一种炫目耀眼的效果，这时候，体系的力量便取决于体量和光环，而不再附丽于本质和基础。这是一种颇为吊诡的现象，但却也是一种真实的存在。积极应对这种状况，努力破解认识迷局，应该是理论界、知识界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不过，这已经是另外的话题了，容当别论。

关于曾胡，关于《对月清谈》这本书，还可以说很多很多。由此引发的一些思考，也还会困扰我很长时间。但这篇序文是只能写到这里了，因为本书付梓在即，时不我待。曾胡兄将他的书稿交给我，并嘱我写篇短序安排出版，还是在前年的夏天。没想到我一拖就是两年，实在有负曾胡兄的信托。这期间，我自己倒是陆续把书稿认真地读完了，并受到很多启发和教益，但读者分享本书的时机却以为我一再被延迟，作为一个声称以传布文化精品为己任的出版人，对此我内心一直不安。以我对曾胡兄的了解，假如我要把这篇序文接着往下写，曾胡兄仍有等待的耐心，他做事追求极致的风格在信托友人时也会贯彻到底。但我是实在不忍心再让有缘的读者虚度光阴了。所以现在我想做也应该做的，就是让这本书尽快出版面世，其余一切从简。

散文是对韵文而言的，凡不是韵文而又不太长的文字，都可以说是散文，倘说思想汇报是散文，也未尝不可，所以散文最容易写。但是，将散文的范围缩一缩，缩到文学的范围以内，除要求在不大的篇幅内，文字要洗练精确，或优美隽永，或淡雅蕴藉，或神完理壮，还要求有主旨和感喟，寥寥千百字，其间绝无偷手，凡有松懈之处，一望即知，这样对作者的文字功底、学识见解和个人阅历，要求都是很高的：若作者还要进一步追求自己的风格，以有别于前人或别人的文字，则对作者诸般功底的要求就更高了，所以散文最难写。

以上不是我的独到见解，而是弄文字者的共识。写出好的散文，是我多年的梦想。熟识我的人都知道，几十年来，我一直是做文学翻译，所谓耕耘译田，在数量和质量上，勉强对得起世人。但是译来译去，都是说别人的话，没自己的话。很久以前，一位极熟的朋友开我的玩笑，说“狗嘴里应该吐狗牙，你吐的是象牙”，即是此意。当时大家只是一哄而笑。不过，我是听其词若喜焉，心实憾之，很不爽的，就算用文学翻译是再创造来安慰自己，仍是不爽。

在翻译完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后，便痛下决心，放下译笔，说自己的话，尽管这个决心后来被王平兄打破，重做了冯妇，但那是后话了。说自己话的决心是下定了，可是说什么好呢?最初，曾尝试过写小说，看见别人妙笔生花，情节曲折，让人看得如醉如痴，心中好生羡慕，但我的小说生涯的结果是惨败。我终于发现自己完全没有编故事的本事，终于服输，放弃了。后来，我觉得自己搞那些就虚不就实的文字，写得云笼雾罩、迷迷糊糊的，倒是有几分顺手，乃决定弃明投暗，搞起了没什么人看的、虚头巴脑的东西来。于是，从我自小就喜欢的古体诗词入手，没多久便有了我的《咏归楼主诗词集》。这是我说的第一句自己的话。

抒情散文是诗歌的近亲，写了诗词，便不由自主地也写些抒情散文，就算是写罢高度凝练的古体诗词后的另一种感情释放吧。不过，我特别爱好抒情散文，而且其根源我也能说清。其远因是我上中学时，我的语文老师是一位抒情散文的爱好者，她的爱好深深地影响了我，如果说是影响了我的一生，也不为过，是她奠定了我一生对抒情文字特有领悟力；缺憾是，也决定了我写不了需要细节的小说。后来，在“文革”中自学古文的时候，头一次接触到唐宋八大家的文字，其中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美得让我震惊(请恕我用了这个词)，以至于我后来形成了一个明确的认识：纯粹抒情的美文，不但是散文中一个独特的门类，而且，也许是最顶级的一个门类。 “美文”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周作人一九二一年在《美文》一文中率先提出的，是从英国引进的、介于诗和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此说一出，马上就得到了王统照、傅斯年、胡适等人的呼应，冰心、朱自清、郁达夫、俞平伯、徐志摩，也包括周作人自己在内的一大批作家，就成了美文富有成效的拓荒者。惜乎近几十年，美文已不大见有人写了，这其中原因很多，但我想，恐怕一则是柄政者多愿强调文学的功利性，美文被视为无用的小资情调，二则也是这类文字比较难写。近七八年来，我勉力写了一些这种介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文字，即使是写游记，也是按美文的路子去写，而绝不写成旅游指南类的散文，因此渐渐积攒了一批文稿。这些“美文”到底写得怎样，我心里其实也没底，只是自己还算喜欢，也有一些朋友喜欢，故而将它们撮堆儿，结成一集，名日《行吟的诗篇》。这是我说的第二旬自己的话。

有人说，美文重感性，长于抒情；杂文重知性，长于达意，我极为赞同。但“杂文”一词，似乎自鲁迅后有了特定的含义，用鲁迅自己的话说，他的杂文是“投枪”，是“匕首”；如此一来，后人倒不便称自己的文字是杂文了，除非你真的如鲁迅那样，笔笔见血地针砭时政。有一位南方的老先生，姑隐其名，喜欢写十分尖锐的批评时政的文章，他口口声声地自称自己写的是“杂文”，他倒是在鲁迅的意义上使用了杂文这个词。若摆脱鲁迅的框框，我以为杂文还应该有其他许多别名，如随感录、随想录、小品文、笔记、漫录、评论、手记、读后感、随笔、丛谈、散记等等，不一而足；尽管它们在含义上各自略有不同，但其实质区别并不大。而有趣的是，诸般名称在英文中通常只用一个词：essay。

本书是我说的第三旬自己的话。它们都是近七八年中，陆陆续续写成的一些随感和读书笔记，名之日《对月清谈》。 “对月”也许会让人产生什么“男不拜月，女不祭灶”之类的联想，其实没那么神秘，不过是指这些文章都是在晚上写的。“清谈”是个专用名词，指的是魏晋那些搞玄学的人反复辩论状，我没那么玄；“清谈”又不免使人想到“清谈误国”这个成语，但我也没那么糟；我的“清谈”其实就是essay，若是改成《月下随感》，也是一样的，只是清谈这个词散文家们很少用，我便顺手拈来用了。但说旬实在话，我还是真想不揣冒昧地称我的这个集子是“杂文”。这倒不是说我突然之间胆子大了起来，敢用“投枪”和“匕首”乱戳一通，老实讲，我还真没那个胆子，怕“投枪”抡起来，枪法不精，抡到了自己的头上。我之所谓杂，指的是本书内容的芜杂：有谈文论字的，有说中外风俗的，有论宗教的，有侃建筑的，有月旦古人的，有回忆今人的，甚至有游记、抒情散文、我的其他作品的后记和纯粹的杂感。或日：怎么这么散，这么乱，没个主题?斯即所谓“杂”，杂就是本书的主题。

然而，在两个方面本书是有点儿“投枪”和“匕首”的味道，也就是说。略带了些火药味：一是对宗教，一是对孔孟之道。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信奉理性主义，对于宗教，可以欣赏，但决不信奉，因此对宗教时常有些不恭，那也是没法子的事。至于孔孟之道、封建礼教和封建文化，近年来打着“传统文化”的旗子，有甚嚣尘上之势，用鲁迅的话，它们是“种子绵绵”的；既然它们仍然在绵绵，那么，我们为五四精神续一些香火，也就是没法子的事了。此外，本书也重复选用了几篇已经发表过的抒情散文，之所以这么做，我想出了三个理由：1．这是前人常用的通例；2．表明这些作品不但是我自己喜欢的美文，而且也借此强调我对美文的旨趣，让读者加深印象；3．凑数儿，使本书显得厚点儿。

也许有的读者会发现，本书的不少篇什，用了一些比较古旧的词汇和成语，文风也显得有些传统。我要说的是，那些所谓比较旧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其实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时，也还是常用的，比如“国事蜩螗(音tiao tang)”这个成语，在民国时期，几乎充斥着大报小报，而现在几乎已经绝迹，没什么人懂了，更遑论使用。不客气地讲，这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风有关；领导用什么词，我用什么词，到了“文革”时达于顶峰，凡一开篇，就是“东风浩荡红旗舞，全国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词汇逐渐贫瘠，好像全国人民来来回回就会那么几个词似的，语言枯竭，于斯为盛，忘记了我们是一个有着丰富语言文化遗产的古国，以至于有些字，我还得特地标上拼音，以免读的人读不出音来。所以，我的使用旧词和传统文风，多少有些坚守的意思，尽管我知道现代的年轻人更喜欢浅显易解的、多少有些浮嚣的文风。我这样做，是由衷希望比我年轻的，甚至与我同龄的人，能够有机会回忆起我们是有着多么丰富和优美的语言。有些自吹了，打住。

也有一些朋友，在读过拙文后，发现我时常或穿插使用，或并列使用文言词和俗言俗语。有人觉得这样有些生硬，应该纯用现代白话，如张中行先生说的，要“像话”，即像口语，甚至主张在行文中连四字句都要排除，因为有文言的嫌疑。但也有的朋友颇为欣赏这种文风，觉得饶有风趣。我个人认为，为了追求纯粹的白话，连四字句都可以扔掉，是否太过极端?若如此，传承久远的许多文言的名篇名什就都可以作废了。

我要感谢我在自己的文学翻译生涯的初期所做的专业训练，即为了适应不同原作的不同风格，和不同作者语言的雅俚差异，必须培训自己去掌握不同文体的写法，和同一词义的雅语和俚语的使用，以求更贴近原作的写作风格和语言风格。比如英国古典作家哈代的文风和词汇，与美国现代作家海明威的，就相去甚远。因此，作家追求的是专属于自己的风格和语言，越个性化越好，而翻译家则反其道而行之，能够掌握的风格和语言，越多越好，越泛越好。有幸的是，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我觉得自己基本上能够用不同的文体和语言，去翻译不同作家的作品了，久而久之，便起了坏心眼儿：是否可以搞一种混搭(眼下这是个很时髦的词)的写法，亦即时旧时新，时古时今，时雅时俗，出入自由，起伏不定，流便无碍。当然，这个写法并非我的创造，以前也有些人有过类似的写法，只是我的文学翻译经历，使我对这种写法的认识和坚持更为明确，更为自觉罢了。文无定法，是写家共同的认识；这个“文”，既应该包括文风、文法，也应该包括文字。那么，我这个法子是不是也算是诸法中之一法呢?不过，这种混搭的写法，也只是拙文中的一部分，有些文字还是“纯”白话的，甚至连四字句都没有。

好像又有些得意了，彻底打住。

最后，感谢我的朋友中国书籍出版社社长王平为本书写了一篇可读性甚强，见解卓越的序言，仅此表示万分感谢。

曾 胡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凌晨于咏归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