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大山所著,康志刚编的《贾大山文学作品全集(上下)》分为小说、早期小说、散文随笔、报告文学、剧本五个章节,同时附录了亲朋好友写下的怀念或评论大山先生作品的文章,加入了作者的作品创作年谱,是一本较完整的展现贾大山先生文学作品的图书。
贾大山的作品多描写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的生活场景和事件,地域文化鲜明,乡土气息浓郁,塑造出了卖花姑娘蒋小玉、取经支部书记王智清、卖绿萝卜的老甘等个性鲜明、形象饱满的小说人物。作者通过诙谐幽默的语言,细腻而不失简练的文笔来刻画这些人物,常于矛盾的故事场景中推陈出新,弘扬真善美,鞭策假恶丑,启发人们对社会和人性思考。撇开时代固有的印痕,读先生的作品,有一种清凉常在,那是一种持久不变的对人性中*纯的情感的记录,是在今天的经济浪潮中,我们看惯了灯红酒绿、车水马龙后,可以使心灵休憩的地方。
著名作家贾大山生前没有出版过一本书。1998年3月。贾大山去世一周年后,为纪念和研究他的文学创作,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尧山壁、康志刚编选的《贾大山小说集》。
经贾大山的夫人张淑梅和儿子贾永辉、贾勇正式授权,花山文艺出版社委托贾大山的学生康志刚精心整理编辑了这部《贾大山文学作品全集(上下)》,收录了迄今为止能搜集到的贾大山一生创作的全部文学作品;书中还附录了诸多友人、作家、学者回忆贾大山、研究其文学创作的代表性文章,为喜爱和关注贾大山的读者,提供了一个深入地认识和了解这位作家生平和创作的最全面、权威性的读本。
“容膝”
东门里有个大觉寺,寺内有一方青石,上刻两个大字:“容膝”;又刻一行小字:“晦翁书”。原来这块石刻放在一个大殿的角落里,尘封垢染,无人问津。到了八十年代,寺内的工作人员把它拓片装裱,竞能重金出卖,以文补文。先是文人墨客喜爱,后来平常百姓也争着买。于是“容膝”拓片除了在寺内零卖,也批发到“四宝斋”。
“四宝斋”就在大觉寺的对面,卖文房四宝,名人字画,也卖泥塑陶器,玉雕古玩。“四宝斋”的主人是一对来自农村的年轻夫妇,一个叫文霄,一个叫玉素,一个能写一个爱画。改革开放后,别的买卖不做,一心开个“四宝斋”。他们说开办“四宝斋”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繁荣古城文化。其实,古城文化繁荣了,钱也赚下不少。要不一座青砖青瓦、古色古香的小楼,怎么会盖起来?
不过,他们做买卖,确有与众不同之处。譬如:明知“容膝”拓片畅销,偏不肯多进货,每次只进三五幅,一幅挂起来,其余藏在柜台下面。有人买“容膝”拓片,先把人家上下打量一遍,然后交谈几句,好像是要考查一下人家的道德学问,配不配买一幅“容膝”拓片似的。
正月里,满城观不尽的繁华热闹,“四宝斋”的顾客仍然不多。文霄站在柜台后面,应酬两个看砚台的老人,玉素在后面的小屋里作画儿。“四宝斋”不是饭馆,不是百货商店,平时生意就很“清淡”——这里卖的都是高雅贵重物品,一天卖两三件,就能获得不少利润。
卖绿萝卜的老甘却是这里的常客。老甘是个种田人,认不得几个字,但是非常喜欢“四宝斋”。他说全城里的买卖,哪一家也不如“四宝斋”的买卖做得文雅,买的文雅,卖的也文雅。每天,他把放着半笸箩绿萝卜的小车儿朝“四宝斋”门口一撂,就钻到店堂里去了,一边取暖,一边瞅摊,一边看文霄夫妇做买卖。
看砚台的走了,老甘望着装裱精致的“容膝”拓片,问了一句:
“那个黑片子,卖多少钱?”
“七十。”文霄告诉他。
“呀,好贵也!”老甘吐吐舌头,悄悄说。——老甘嗓子野,站在城门洞里吆喝一声“绿萝卜”,十字街里都能听见;但是到了“四宝斋”,说话总是悄悄的,好像是怕嗓门大了,破坏了这里的文雅似的,并且时常动用“之乎者也”一类的字眼。
“写字的人贵。”文霄也很喜欢老甘,生意不忙了,爱和老甘聊天。他说“晦翁”不是别人,就是朱熹,南宋的大哲学家。宋宁宗庆元年间,朱熹因为得罪了一个姓韩的大官,遭到排斥,被贬官了。一天他到大觉寺拜佛,要求借宿一夜。大觉寺东侧有个专供香客借宿的院子,名叫雨花堂,大小十间房屋,大的两方丈有余,小的只能容纳一人,香客所住房屋大小,以向寺内施舍财物多少而定。住持僧看他青衣小帽,穷困潦倒,便把他安排到一间最小的屋子里去了。晚上,他躺在草苫上,思前想后,心里很不是滋味,长叹一声,便在石砌墙壁上挥笔写下“容膝”二字。他去世后,皇上因念他的功德,追封他为信国公,并诏令天下搜集他的墨迹。“容膝”二字成了国宝,住持僧便请匠人刻下来了……
“老朱有两下子!”老甘说,“这两个字,写得是不赖!”
“其实,‘容膝’是陶渊明的话。”老甘正赞叹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走进来,谈吐也很文雅。玉素在后面的小屋里说:
“对,是陶渊明的话。”
“是《桃花源记》里的话吧?”文霄向屋里问。
“不,是《归去来兮辞》里的话。”眼镜背诵,“‘倚南窗以寄傲……’”
“‘审容膝之易安。’”玉素在屋里接了下句。文霄一拍手说:
“对,是有这么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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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大山
习近平
贾大山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他去世以后,在他的家乡正定,在他曾默默耕耘了二十多个春秋的当代文坛,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昔日的同事、朋友和所有认识他、了解他的善良的人们,无不在深切地怀念他,许多文学界的老朋友和他家乡的至交,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了一篇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纪念文章。一个虽然著名但并不算高产的作家,在身后能引起不同阶层人士如此强烈的反响,在文坛、在社会上能够得到如此丰厚的纪念文字,可见贾大山的人格和小说艺术是具有何等的魅力。
1982年早春,我要求离开中直机关到基层锻炼,被组织分配到正定任县委副书记。那时,贾大山还在县文化馆工作,虽然只是一个业余作者,但其《取经》已摘取了新时期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桂冠,正是一颗在中国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原来我曾读过几篇大山的小说,常常被他那诙谐幽默的语言、富有哲理的辨析、真实优美的描述和精巧独特的构思所折服。到正定工作后,更是经常听到人们关于贾大山的脾气、性格、学识、为人的议论,不由地让人生发出一种钦敬之情。特别是我们由初次相识到相熟相知以后,他那超常的记忆、广博的知识、幽默的谈吐、机敏的反应,还有那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真挚热情、善良正直的品格,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到正定后,第一个登门拜访的对象就是贾大山。一个春寒料峭的傍晚,我在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大山居住的小屋,相互问候之后,便开始了漫无边际的闲聊,文学艺术、戏曲电影、古今中外、社会人生,无所不及,无话不谈。虽然第一次见面,但我们却像多年不见的朋友,有说不完的话题,表不尽的情谊。临别时,他还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放开:“近平,虽说我们是初次见面,但神交已久啊!以后有工夫,多来我这儿坐坐。”他边说边往外送,我劝他留步,他像没听见似的。就这样边走边说,竟一直把我送到机关门口。
此后的几年里,我们的交往更加频繁了,有时他邀我到家里,有时我邀他到机关,促膝交谈,常常到午夜时分。记得有好几次,我们收住话锋时,已经是次日凌晨两三点钟了。每遇这种情况,不是他送我,就是我送他。为了不影响机关门卫的休息,我们常常叠罗汉似的,一人先蹲下,另一人站上肩头,悄悄地从大铁门上翻过。
1982年冬,在众人举荐和县领导反复动员劝说下,大山不太愿意地挑起了文化局长的重担。虽说他的淡泊名利是出了名的,可当起领导来却不含糊。上任伊始,他就下基层、访群众、查问题、定制度,几个月下来,便把原来比较混乱的文化系统整治得井井有条。在任期间,大山为正定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古文物的研究、保护、维修、发掘、抢救,竭尽了自己的全力。常山影剧院、新华书店、电影院等文化设施的兴建和修复,隆兴寺大悲阁、天宁寺凌霄塔、开元寺钟楼、临济寺澄灵塔、广惠寺华塔、县文庙大成殿的修复,无不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汗水。
作为一名作家,大山有着洞察社会人生的深邃目光和独特视角。他率真善良、恩怨分明、才华横溢、析理透澈。对人们反映强烈的一些社会问题,他往往有自己精辟独到、合情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在与大山作为知己相处的同时,我还更多地把他这里作为及时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把他作为我行政与为人的参谋和榜样。
大山是一位非党民主人士,但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命运与党和国家、人民的命运割裂开。在我们党的政策出现某些失误和偏差,国家和人民遇到困难和灾害的时候;在党内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发生局部动乱的时候,他的忧国忧民情绪就表现的更为强烈和独特。他利用与基层民众水乳交融的关系,充分调动各种历史和文化知识,以诙谐幽默的语调,合情入理的分析,乐观豁达的情绪,去劝说人们、影响人们,主动地做一些疏导和化解矛盾的工作。同时,他更没忘记一名作家的良知和责任,用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尽情地歌颂真、善、美,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假、恶、丑,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去感悟人生,增强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更让人们看到光明和希望,对生活充满信心,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
我在正定期间,不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得到大山很多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记得1985年5月我即将调离正定去南方工作的那个晚上,我们相约相聚,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临分手时,俩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依依别情,难以言状。
我到南方以后,曾经给大山去过几封信,只是大山甘于恬淡寂寞,不喜热闹,未有及时回应。以后我也因工作较忙,很少给他写信了,只是偶尔通个电话,送上衷心的问候和祝愿。我还曾多次让人捎信儿,希望他在方便的时候,到我工作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可他总是说我担子重、工作忙,不愿给我添麻烦。虽然接触联系少了,但我们之间的友情并未随日月流逝而淡漠,他常向与我联系较多的同志探询,密切关注着我的工作情况和动向,我也经常向到南方出差的正定的同志询问他的身体、工作和创作状况。每次见到正定的同志,我都请他们给他带去一些薄礼。每年春节前夕,我总要给他寄上一张贺卡,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和美好的祝愿。
1991年春节,在离开正定6年之后,我受正定县委之邀,又一次回到了我曾经工作和生活了三年多的第二故乡──正定。我抽时间专程到家里看望大山。那时他已主动辞去了文化局长职务,到县政协任专职副主席了。他依然那样豁达乐观、诙谐幽默,依然那样身板硬朗、精神矍铄,并依然在担任领导职务的同时坚持着他的小说创作。那年,他还不到50岁,正当精力充沛、创作欲望非常强烈的黄金时期。他告诉我,什么小说在哪个杂志发表了,什么小说被哪几家刊物转载了,正在构思或写着什么,显得非常兴奋。那次相见,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能长谈,便依依惜别了。
1995年深秋,我从一个朋友口中得知大山患病并已做了手术,尽管说手术相当成功,还是给关心他的人们心头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我不时打听着他是否康复的消息,但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他的病情不见好转,却一天比一天更瘦了。后来,听说他到省四院做了食道扩张治疗,能吃进一些流食了。再后来,听说又不行了,正在北京协和医院做诊断检查。刚好,我那几天正在北京开会,便抽空到医院去看望他。见到他时,眼中的大山早已不是昔日大山的模样,只见他面色憔悴,形体枯槁,蜷缩在病床上不停地咳嗽,只有那两只深深凹陷进去的眼球,还依然闪耀着流动的亮光。他看到我进来,立即挣扎着从床上坐起,紧紧握住我的双手,激动的泪水早已夺眶而出。稍微平静些后,他就给我述说病情的经过。我坐在他的床头,不时说上几句安慰的话,尽管这种语言已显得是那样的苍白和无力。那次见面,我们两人都显得非常激动,因为我知道,恶魔般的细胞,此时已在大山的肝脏、胰脏和腹腔大面积扩散。我不忍心让他在病疼之中再过于激动,为了他能得以适度的平静和休息,我只好起身与他挥泪告别。临走,我告诉他,抽时间我一定再到正定去看他。
1997年2月9日,是农历的正月初三,我又一次回到正定,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看望大山。这时的大山,身体的能量几近耗尽,他的面色更加憔悴,形体愈显瘦小,声音嘶哑,眼光浑浊,话语已经不很连贯,说几句就要歇一歇。此时我心中已有一种预感──恐怕大山的驾鹤西去为期不远了。至此,一股悲怆的情绪油然而生,我不由自主地紧紧握住大山的手,泪水溢满了眼眶。这时的大山,却显得非常平静,倒是先安慰起我来。我提出再和他照张合影,他笑着说:“我已瘦成这样,不像个人样儿了,叫人看见怪吓人的呀!”他虽是这样说,可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这张照片,成了我和大山,也是大山和别人最后的一张合影。
2月21日,在我刚刚离开正定才十来天,突然接到电话告知——著名作家贾大山于1997年2月20日晚因病去世,享年54岁。
噩耗传来,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大山的逝世,使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好兄长。我多么想亲自去为他送行,再看他最后一眼哪!无奈远隔千里,不能前往,也只能托人代送花圈,以示沉痛悼念了。
大山走了,他走得是那样匆忙,走得是那样悄无声息,但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愫,清正廉洁、勤政敬业的作风,襟怀坦荡、真挚善良的品格,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精神,都将与他不朽的作品一样,长留人间。
(此文发表于《当代人》杂志1998年第7期,《光明日报》2014年1月13日转载)
编后记
编完这部厚厚的书稿,我终于可以长长地舒出一口气了。贾大山先生总算有了自己的文学作品全集,这对于众多喜爱他小说的朋友们,的确是一件大喜事!
1978年,贾大山先生以《取经》获得全国首届短篇小说奖,一举成名,他也是新时期河北省首次获得全国奖的作家。然而,遗憾的是,在他生前,竟然没有出版过一部自己的作品集,这也是全国著名作家之中绝无仅有的吧。直到他去世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98年3月,他的第一本小说集《贾大山小说集》,才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从此,贾大山先生和“花山社”结缘;也因为编辑这部书,我结识了责任编辑梁东方先生。
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蓦然间,贾大山先生已经离世十七周年了。十七年,中国文坛风云际会,各种思潮和写法,你方唱罢他登场,各路英豪亦各领风骚三五年,而那繁荣喧闹的背后,也不免透出作家们的某些浮躁心态,以及充斥其间的文学泡沫与垃圾。然而,时间是无情的,当年一些轰动一时的作品,如今,让时间的河流冲濯得早已了无踪影。幸哉?哀哉?时间又最有情,它不会埋没好作品的,吹尽狂沙始得金,那些能经得起它淘洗的作品,才是真正的经典之作!
这些年,时常有人向我,也向东方索要那本《贾大山小说集》。其结果往往令他们失望,因为,这本十多年前出版的书,市面上已很难觅到了。流传于社会上的,早已成为“贾迷”们珍贵的藏品了。同时,贾大山先生的名字和他的小说,时常被人提起,为人称道,从不曾被人忘记。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愿望,也是为了让更多的读者欣赏到大山先生作品的魅力,去年,我和东方商量,欲再版《贾大山小说集》。这一想法,得到了花山文艺出版社领导的赞同和支持。
正当我们开始着手这项工作时,2014年1月12日,我应邀赴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文联主办的“2014年百花迎春大联欢”。那天,新老艺术家欢聚一堂,演出的节目异彩纷呈,我百感交集,不禁想到了扶持我走上文坛的贾大山先生。如果他还健在,看到当今社会的风清气正,以及文艺界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他一定会颔首微笑,一定会感到无比欣慰的。触景生情,我写了《怀念恩师贾大山先生》,连同习近平总书记十七年前撰写的那篇《忆大山》,以及大山先生的早期小说《花市》,贴发在了我的新浪博客上。出乎意料,这三篇文章,很快被《光明日报》加编者按一并转载,成为那几天全国主流媒体和各大网站争相谈论的话题,引起巨大轰动,大山先生也因此走进公众的视野,其影响,远远超越了文学的范畴。同时,人们也被习总书记重情重义、尊重人才、布衣之交岁久弥珍的真挚情怀、高尚品格和人格魅力深深感动了。当年,习总书记在正定工作时,非常敬重贾大山先生的人品与文品,与其结下深厚而真挚的情谊。大山先生去世后,远在福建工作的习总书记发来唁电,还托人送了花圈。一年后,又写下了那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忆大山》,发表于我当时供职的河北省文联《当代人》杂志上;刊物面世后,我给习总书记寄去了两本样刊。
贾大山先生生前以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著称,但其他体裁的作品,也写得非常精彩。为了让广大读者朋友们能欣赏到先生的所有作品,花山文艺出版社领导调整了出版计划,改为出版贾大山先生的文学作品全集。为出好这本书,总编辑张采鑫先生多次和我协商书稿的编辑体例,东方也多次去正定,就图书的再版征求大山先生家属的意见,并得到他们的大力协助;春节期间,我们紧锣密鼓地开始了书稿的编辑工作,把能搜集到的先生的全部文学作品皆收录书中,对于遗漏之作,待将来发现后于修订再版时进行增补。如果从大山先生1973年在《河北文艺》发表的短篇小说《窑场上》算起,至1997年辞世,二十四年时间里,他总共创作出了80余篇小说。那篇《钟》,是他唯一的中篇小说,创作于20世纪的80年代初。我记得,好像是在1984年吧,有一期的《长城》杂志,刊发了下期的小说要目,先生的这部中篇列于篇首。我看到后非常兴奋,期待着能早日一睹为快。等见到那期杂志,我迫不及待地打开,却不见了其踪影。后来,听说是他对这篇小说不甚满意,给编辑打电话,让人家从印刷厂把稿子撤了下来。他去世后,家人整理他的遗物时,才发现了这部小说的原稿,可惜,最后一页散佚了。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这部没有结尾的中篇小说,在今天看来,依然不失为一篇优秀之作。他这种对待创作几近苛刻的严谨态度,非常值得我们今天的写作者们学习。书中还辑录了他为数不多的几篇散文、随笔和创作谈,以及唯一一篇工业题材的报告文学,两部戏曲剧本,以飨读者。当年,他创作的戏曲《向阳花开》、《半篮苹果》以及根据自己的小说《年头岁尾》改编的同名戏曲,均产生过极大的反响。此外,还收录了几篇关于他作品的评论,以及亲友的怀念文章。前者,可以帮助我们解读他的小说;而后者,则可使我们了解先生的为人与为文之道。
文学之外,贾大山先生还做得一手好菜,不但色香味俱佳,且营养丰富。其文学作品亦然,不仅好看耐读,还对人的身心健康大有裨益,因为,他所传达的,是至真,至善,至美!美味佳肴能营养人的躯体,而优秀的文学作品,却可以陶冶和滋养人的心灵。一个人,心灵的丰腴,远比肉体的丰满更为重要!
斯人已逝,风范永存!让我们走进这座文学的大山,去静静地欣赏,慢慢地品味吧。
大山深处,风景怡人!
康志刚
写于甲午年元宵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