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纳·米特著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在内容方面，最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以一个局外人的立场，不偏不倚地将抗战过程中国的艰难情况一一呈现。没有刻意回避某些问题，因而使得这段历史显得特别真实。本书以三个人物的命运为线索，将众多事件、大小人物的命运变迁、国际PK、以及中国人民的英勇抗争全景式地展现，可谓深刻、全面、客观。

数十年来，西方人眼中的“二战”始终是一场美英苏领衔抗击法西斯的血腥战争，亚洲战场上英勇抗击日本的中国却因种种原因被遗忘。

基于最新解禁档案，西方著名历史学家拉纳·米特披露了1937～1945年发生在中国战场上的一连串入侵、屠杀与抗争的史实：从日寇悍然发动的七七事变，到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从忍痛炸毁黄河堤坝以水代兵，到派遣军队远征他国；从与罗斯福、丘吉尔、史迪威的国际大斗法，到聚焦中国三大战时人物－－自战火中诞生的划时代巨人毛泽东，扛起千斤重担的战时领袖蒋介石，从革命志士堕落为汉奸的汪精卫……八年艰苦抗战，无数悲天恸地的事件，万千大小人物的命运变迁，共同构成了这部扣人心弦的战争史诗。

在拉纳·米特著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中，作者严肃地指出：自“二战”时起，中国就已经是“负责任的大国”。忍辱百年的中国如何从战火中淬炼重生？今天的中日关系动辄紧张，背后有何历史根源？翻开本书，你将找到真实的答案。

推荐序Ⅰ 中国本为世界而战，世界须还中国公道！

推荐序Ⅱ “二战”回眸：西方遗忘了浴血的中国

前言重庆重生：现代中国的缩影

第一部分 大战在即

 第1章逆转的实力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小兄弟”崛起|年轻的革命者们

 第2章未能统一的中国

统一中国之战|清党大屠杀|从“泛亚主义”到“大东亚共荣圈”

 第3章多维度冲突

暗中备战|凶险的长征撤离|迷雾中的西安事变|从东北斩向华北的武士刀

第二部分 兵灾连绵

 第4章七七事变

1937——狰狞之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国共再携手

 第5章淞沪会战

浴血淞沪|衣冠西渡

 第6章恐慌西逃

四海西奔|一寸山河一寸血|家园何处

 第7章南京大屠杀

固守，唯一的选择|南京，南京！|难以安息的亡魂

 第8章血战台儿庄

“抗战以来首次大捷”|一战雪耻

 第9章致命黄河

逼面而来的日军|千年一叹花园口|烧在历史上的火

第三部分 孤军奋战

 第10章重庆大轰炸

陪都的艰辛|惨无人道的大轰炸|战时当国何其难

 第11章汪伪叛国

“曲线救国”|蒋介石的决心|汪精卫、周佛海与“低调俱乐部”|惊险出逃

 第12章珍珠港，中国的曙光

持久战|汪伪政府的成立|不得不说的摩擦|攻击目标：珍珠港

第四部分 饮鸩为盟

 第13章目标，缅甸！

中美蜜月|“醋乔”史迪威|远征缅甸

 第14章河南大饥荒

前所未有的困境|恐怖的大饥荒|蒋介石的应对之策|国共殊途

 第15章门户清理

“军统”与戴笠|“魔窟”76号

 第16章开罗会议

美英两国间的抉择|东亚大棋局|开罗会议|“一号作战”大幕拉开

 第17章反攻缅甸和豫湘桂会战

生命线——滇缅公路|不堪回首豫湘桂|“迪克西使团”延安行|胜利在望

 第18章蒋史交火

冲突爆发|蒋介石摊牌

 第19章百年国耻今日雪

绝处逢生|雅尔塔协议|抗日战争胜利

后记 不能被遗忘的盟友

注释

第1章

逆转的实力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中日冲突并非始于1937年，而是从几十年前起就开始酝酿。20世纪上半叶，对这个一水之隔的蕞尔岛国，中国的感情可谓爱恨交织。随着时间不断推移，这种情感冲突也变得愈加强烈。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军队的一系列暴行让中国饱受蹂躏，同时也使这种仇恨达到了顶峰，但在此之前，对中国而言，日本的形象十分复杂，既是恶魔，亦是良师。它就像一所学校，曾有成千上万中国学生赴日留学；它也像一座避难所，当中国异端人士遭到当局威胁时纷纷逃往日本，这其中甚至包括著名的革命家孙中山；日本还像一位楷模，中国改良运动的精英皆以日本为典范，研究这个东亚岛国如何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完成军事化、工业化并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论是福是祸，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中“日本”这个名字必定会反复出现。因此，两国人民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日本与中国“唇齿相依”。

既然关系如此密切，中日两国间何以爆发了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之一？要想理解这场冲突的根源，必须追溯到19世纪末。彼时的中国人面临着一系列令人沮丧的社会问题：洪水泛滥、饥荒蔓延，外国侵略不断。除此以外，一场有史以来最严峻的生存危机正日益逼近。中国的统治阶层逐渐意识到，他们已无法掌握这个庞大国家及其众多子民的命运。这个昔日充满自信的文明古国如今已沦为新兴国际体系的受害者，在这个体系中，工业化和帝国主义的扩张重塑了整个世界；一切似乎突如其来，大多数中国人都难以理解这种历史性的衰落。仅在一个世纪以前，西方的许多政治观察家还认为，中华帝国无疑是全球最伟大的国家。譬如，伏尔泰就曾将法国与中国放在一起品评优劣，并对中国心向往之。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专制王朝统治着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体制最为复杂的泱泱大国，他们早在1000多年前就通过科举考试来招贤纳士，而西方直到很久以后才开始实行这种制度。

这也是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最为鼎盛的时期。作为中国历代经纶之术的基础，儒家尊卑有序的保守思想越过中国边境，辐射到整个东南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诸国的历史发展；中国的书法、绘画和金属工艺亦在上述地区闻名遐迩；此时的商品经济也十分活跃，南方的热带水果等商品成了华中与华北各大城市富商巨贾们的盘中珍馐。与此相对应，日本的统治者却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由于担心竞相到来的西班牙与葡萄牙传教士让日本人皈依天主教，从1633年起，“挟天皇以令诸侯”的德川幕府实施了“海禁”或日“锁国”的政策：任何日本人不得离开日本，违者以死刑论处；外贸也受到了严格限制，只允许在长崎港的“出岛”这个人工岛屿和其他一些偏远岛屿上与荷兰、中国和朝鲜的商人开展贸易活动。较之于日本的如临大敌，中国宫廷显然从容得多。1793年，英国大使马戛尔尼勋爵试图促使中英通商，最终却无功而返。乾隆皇帝傲慢地宣布：“天朝从不贵奇巧，并无需尔国制办物件。”尽管皇帝对此漫不经心，但中国经济仍然与世界经济高度融合，远未走向孤立或闭关锁国。清朝年间（1644～1912）出产于华中地区的景德镇瓷器，以其蓝白相间的独特款式为18世纪英法两国的典雅居室增色不少；马铃薯和玉米等来自美洲新大陆的农作物得到推广种植，方便了中国人向西部迁徙拓荒。1700～1800年，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从1．5亿增长到3亿之多。

1644年末代王朝清朝的建立，无疑是中国文化对周边地区影响的最佳例证。满族的铁骑从东北踏入中原，满清王朝得以建立，然而，就像此前的蒙古族和其他“蛮夷”一样，满族人虽然征服了中国的领土，却对汉人成熟的社会秩序表示尊重。清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两位皇帝康熙（1661～1722年在位）和乾隆（1736～1795年在位）都曾亲自主持编纂大型典籍，在诗词歌赋方面亦有建树，以示他们深谙汉族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满清统治者们也在皇宫里和社会上尽量保持和推广满族习俗。

然而，中国在此时取得的成功也为将来埋下了祸患。虽然该国领土在18世纪大幅扩张，但官吏人数仍然偏少，税赋水平相对较低。由于缺少岁入，政府的军事开支十分有限。19世纪初，当西方的帝国主义威胁初露端倪时，这个问题得以进一步凸显。新的入侵者与以往改朝换代的征服者截然不同，他们不赞同中国人的天下观，也不认为中国处于世界中央。英国于1815年在滑铁卢之战大败拿破仑帝国，又在工业化进程中获得巨大经济利益，成为列强之首。早在1600年，英国商人就成立了东印度公司，现在他们正伺机为南亚占领区生产的商品寻找市场。P22－24

中国本为世界而战，世界须还中国公道！

拉纳·米特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中译本今年出版，正是时候。明年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无论是当年的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将再一次直面千万亡灵，直面历史的真实。拉纳·米特书中的核心问题正是，一直以来西方国家都低估了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大作用和贡献，为了历史也为了今天，世界都应该还中国一个公道！

在70多年前的那场人类浩劫中，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遭受了无法抹去的创痛。去年夏天在挪威北部某港口小镇街头，一块石碑告诉我，当年纳粹德国败退时一把火烧了整个镇子，只留下我身旁的小教堂。而在我们中国，就算用万千块这样的石碑都无法记录下当年日本鬼子的罪孽恶行！

要公平看待中国对“二战”的贡献，必须跳出以欧洲战场为中心的传统史观，就像拉纳·米特努力去做的那样。从1931年开始的整整14年，不管牺牲如何巨大，不管有没有外援，一直坚持抵抗侵略国的只有咱们中华民族！

最了不起的是，即使到了丢失了半壁大好河山的危亡时刻，中国也没有同日本媾和，更没有投降。1937年全面抗战初始，中国军事家蒋百里就大声疾呼：“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它（日本）讲和！”中国还真的做到了，可惜的是蒋百里早早病逝，没能等到日本侵略者俯首的那一天。

可以肯定，要是没有中国的坚持，“二战”一定不会那样结束。试想，如果让日本侵吞了整个中国，那么英国很可能失去印度，丘吉尔还能撑多久？苏联将不得不对德对日两面作战，斯大林还能从乌拉尔以东源源不断地调运援兵？至于美国，或许要多牺牲一两百万士兵，才能把日本人打败。但是它们的历史总是记录它们自己的辛苦和勇气，却忘了（或者低估了）东方还有一个死撑到底的中国，帮了它们大忙。

对中国的不公平首先就体现在战时的大国交易中。丘吉尔坚拒把香港归还中国，斯大林对日开战的先决条件居然是把盟友中国的东北占为己有，还硬要中国吞下外蒙古独立的苦果！美国看似公道，但它为了战后同苏联较量，不仅独占战败后的日本，排拒中国的参与，而且还把本应归还中国的钓鱼岛当作人情留给战败国日本。在他们眼中，中国真的不算什么！

直到70多年后的今天，西方在重新看待中国的同时，也应该还这个“被遗忘的盟友”一个迟到的公道。尤其当日本右翼想靠否定“二战”罪孽来让其国家“正常化”，当年的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更应该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绝不允许它翻历史的公案。而只有公允地肯定中国抗日战争的丰功伟绩，才能把日本侵略者永远钉死在审判席上，永世不得超生。

这也应该是台海两岸的共同努力。记得2005年8月30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在北京介绍中国如何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新闻发布会上，我提出的问题是：今天大陆如何看待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当时任国台办副主任的王在希先生回答我的问题时表示：“国民党军队主要在日军进攻的正面作战，形成了与共产党领导的、以人民武装开辟的敌后战场相区别的正面战场。正面战场的各次重大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大陆官方对于正面战场的明确肯定。

肯定整体的抗战历史，当然就要肯定所有的抗战勇士。今年3月间的一段微博说：“广西老兵关怀计划志愿者在访问时，遇到一名隐没乡间60多年的抗战老兵。这名老兵生活困苦无人过问，志愿者来进行慰问时，他不敢相信，当志愿者说‘凡是打过日本的都算’，老人竞孩子般地嚎啕大哭起来。”当然，这位抗战老兵属于“国军”，但无论是“国军”还是“共军”，当年打的都是同一个日本鬼子！

60多年后的“都算”，虽然来得很晚，毕竟还是来了。我们终于懂了，要人家公正看待我们的抗战，我们更应该以同样的公正看待自己，还自己一个公道。

不能被遗忘的盟友

战后之战

中日战争突然而止。1945年8月初，蒋介石在加快步伐，遏制他国势力对其辖区的侵蚀。他的首要遏制对象是英国，他打算让香港的实际主权回到中国手中。如果英国知道蒋介石的打算，那就有可能爆发战后首次激烈军事冲突。蒋介石当时的大部分注意力仍在共产党身上。8月12日，蒋介石宣布共产党军队无权接受日本或叛军的投降。8月14日，他又采取了另一项更重要的举措，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据蒋介石8月15日日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应于当日清晨六时签订。此处作者采用的是对外公开的条约签订时间。——译者注）。这项条约允许苏联在中国东北享受各种特权，并让中国放弃对外蒙古的主权。15日，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商议战后重建等重要议题。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答应亲自陪同前往，毛泽东才同意重庆之邀。Ⅲ

得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毛泽东很震惊。他从未想到斯大林会背着他与蒋介石签署另一份协议。斯大林对于共产党能否打败国民党军队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他当时正想方设法重建苏联在欧洲的地位，不想浪费时间和精力去支持反抗美国的盟友，这导致毛泽东处于弱势地位。毛泽东和蒋介石会面是历史性的一幕，这次会面距离他们上次会面已有20多年。毛泽东在重庆逗留了6周，商议中双方都做了妥协。毛泽东不再坚持成立联合政府，蒋介石同意共产党军队保留12个师的编制。这两位领导人都知道国共双方试图达成共识至关重要，但他们俩也都认为内战无法避免。总的来说，重庆谈判的成果难以维系。

谈判形成的制衡状态很脆弱。中国共产党开始巩固其在中国东北的地位，并首次试图占领整个地区。国民党军队在美军的帮助下重返东北地区，与共产党发生多次冲突。地区冲突随时有可能升级为内战，共产党只得暂时收起统一中国的愿望。与此同时，苏联意识到美国不打算让联军统治战后的日本，因此它一方面不太愿意落实与国民党签订的中苏协定，另一方面又不愿意与美国摊牌。12’

1946年，杜鲁门总统明确表示，不允许美军协助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行动。赫尔利指责其国务院同僚从中捣乱，随后他突然提交辞呈。因此，杜鲁门决定派最有声望的特使——刚刚当上美军参谋长的马歇尔将军前往中国。杜鲁门希望马歇尔能够努力促成国共双方达成一致。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马歇尔的任务变成不断经受挫折。国共双方都不愿意妥协。国民党不愿意让共产党在中国境内拥有军队和政府。共产党不愿意将军队交给政权结构有问题的国民党。虽然双方同意自1946年1月10日起停战，但马歇尔觉得谈判结果难以维系。1946年上半年，马歇尔原本希望国共谈判能出现实质性进展，却被国共两党升级的矛盾所破坏。到1946年夏，共产党巩固了在东北的政权。蒋介石认为共军势单力薄，无法抵抗国军的进攻，继续要求共产党解散部队，而共产党坚持认为国民党必须放弃自1946年就开始的攻击行为。1947年1月7日，马歇尔宣布他打算终止两党间的调解工作。

中国百姓无法放心地将自身的命运托付给国民党。抗战结束后，中国的经济状况岌岌可危，但还没到无法挽回的地步。蒋介石拒绝减少军费开支，他认为武力战胜共产党是夺回掌控权的唯一方法。蒋介石实行的政府价格管制政策收效甚微，加上政府并不承认抗战期间发行的债券，因此随后发行的新债券也没有多少富人愿意认购。抗战结束前的几年，通货膨胀就已经相当严重，到1947年更是失控。国民政府不仅独裁而且非常腐败，政府官员经常巧立名目没收私人财产，收复失地后表现得非常傲慢，这些都导致他们丧失了民心。

如何处置叛国投敌者是个特别棘手的问题。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去世，他的尸体被运回中国，安葬在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墓旁边。返回南京途中，蒋介石想到的首要任务就是彻底破坏：他下令用烈性炸药炸毁汪精卫墓。汪精卫死后，其继任者陈公博接受了审判，并于1946年春被处决。投敌叛国者的遭遇也不尽相同。1946年春，汪精卫的遗孀陈璧君也像陈公博一样，受到了审判，但她积极地为自己辩护，声称她丈夫宣告主权的领土已遭蒋介石政府遗弃。审判席中有些观众为她欢呼鼓掌，向她索要签名。最后，她被判入狱，但没被处决，于1959年死于上海。抗战后期，周佛海大部分时候是个两面派，因此也免遭处决。他可能希望得到更宽大的处理，但他的保护者戴笠于1946年坠机身亡，其他势力强大的人物不愿意将政治资本浪费在周佛海身上。1948年，他因心脏病发作死于监狱。总的来说，由于中国陷入内战的新危机，投敌叛国者成为社会边缘人物。

日本也因入侵中国而备受谴责。1948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举行了“东京审判”，南京大屠杀只是被告方其中一项罪名，7名被告被判处死刑，包括松井石根上将和前外交大臣广田弘毅。他们都与日本在华战争的升级有密切的联系。

当下在中国广泛讨论的另一个话题是，经济危机的危害将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在毛泽东执政期间制定的一系列固定工作单位、医疗和工资的所谓“铁饭碗”制，作为20世纪90年代经济改革代价的一部分被废除了。从2000年年中开始，胡锦涛政府（原著如此。1999～2002年，胡锦涛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等。——译者注）制定了一系列新的补助政策，旨在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弥补中国社保制度中的一些漏洞。21世纪早期关于这一议题的争论早已不足为奇。抗日战争迫使国民党和共产党在确定国家对人民负有更多义务的前提下，创立了一种新的社会契约。今天争论的部分是八年抗战期间的遗留问题，当时国家急需人民为国出力，同时也愿意对人民承担更多的责任。

抗日战争对中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它也将影响西方对中国的看法。中日之间不断发生的冲突急需获得理解，而要解决这一问题，重新评估中日战争是当务之急。此外，更深层次的理由是，还历史公正与完整。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对“二战”中有所贡献的盟军的认识，有着巨大的偏差。美国被视为全球战争中不可缺少的一个角色。英国已经承认，支持它继续战斗下去的关键来自帝国和英联邦国家的贡献。苏联的英勇反抗，牺牲了2000多万人的生命，这成了现在人们对盟军付出意义的主要理解。

中国依然是被遗忘的盟友，它的贡献随着亲历者的离世而渐渐被人淡忘．其战争的经历没有苏联悲惨，但同样是为了捍卫主权而进行的生死抗战。中国遭受的损失也是不可估量的：抗战死亡人数高达1500万～2000万，难民人数有8000万～1亿之多。国民党创建于1928年的充满漏洞，却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也被破坏殆尽。无论是南京大屠杀还是重庆大轰炸，亦或是本国政府在绝望中炸毁的黄河大堤，对经历过8年残酷战争的普通中国人而言，死亡已经是家常便饭。

当时，这个民生凋敝的国家，转瞬间其重心从南京、上海转移到重庆和延安，仍然不向敌人投降屈服，一直坚持抗战了8年。1937～1945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东亚地区唯一坚持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两大政党。整场战争，国民党利用了大约400万军队，协力牵制了大约50多万的日本士兵，否则他们极有可能转移到“二战”的其他战场。共产党开展了游击战，有效地避免了日本人控制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阻断了他们的军队和物资供应。

如果没有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中国早在1938年就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那将给日本控制整个亚洲大陆提供有利条件，加速日本对东南亚地区的扩张。一个屈服的中国，也更利于日本入侵英属印度。没有“中国的困境”——这个由于中国拒绝停止反抗造成的困境，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将更有可能实现。抗日战争中，曾担任蒋介石政府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董显光，在其作品中创作了各式各样的人物，旨在向外界传递中国持续抗争的不屈不挠的形象。其中，有一位人物的名字具有高度象征性——余抗命。这个名字就是“我与命运抗争”的意思。

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与从未预料的命运抗争过。我们西方人认可它们所遭受的苦难、抵抗的经历，以及被迫做出的可怕选择，就会对我们共同拥有的“二战”记忆和理解怀有更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