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在新西兰
我很幸运有这样的父母
一个人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教诲和幼年的经历。有这样的双亲，对我来说自然是十分幸运的。我父亲弗雷德里克·詹姆斯·艾黎是学校的校长。祖父是早期从爱尔兰到新西兰来的移民。父亲的生活奋斗道路很艰难，14岁时就边当学生边当教师，因为当时师资很缺。后来他担任了只有4名教师的安伯利区中学的校长，执教了40年后他才54岁。这时他已经可以退休了，写点自己想写的小册子，如倡导重新分配土地、实行教育改革以及解决其他一些社会问题等。他还对学校的体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提倡给学生多讲故事、多进行讨论、多在户外上一些有关大自然的课。他深知20世纪伊始新西兰的土地问题，认为只有国营工业化农场才是出路。这在当时是一个很进步的主张。父亲笃信社会进步，是个比其时代先进的社会主义者。他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尊重教会，但他却摒弃了教会，而采取唯一神教派的立场。他不让自己的孩子上主日学校，说这是因为他不愿在孩子自己能做出决定或理解人生之前把信仰强加于他们。“我相信宇宙间有神主宰着生命与演变，但我不信基督是上帝生的儿子，他只是人类一位伟大的领袖。我喜欢进教堂去唱和听美丽的圣诗，却不会背教义，不过我还是信基督的教导的。”
我的母亲克拉拉·玛利亚·白金汉是位很能干的妇女，性情恬静，待人周到。她出生于英国诺福克的一个家庭，1884年移居新西兰。当父亲与她相识，后来又结婚时，她在坎特伯雷一个农场主家里当女教师。她还是早期在新西兰奋力争取并获得妇女普选权的一批妇女之一。新西兰在1893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批准妇女享有普选权的国家。那时妇女进行宣传鼓动，目的是要使用投票权来反对酗酒和其他社会罪恶的蔓延。母亲博览群书，每星期都去一次克赖斯特彻奇市立图书馆，带回一大摞书和杂志。她治家有方，安排得井井有条。她喜欢养花，特别是玫瑰花。我有一次回家时，为她整出了一个玫瑰园，她很高兴。她还爱养鸭、蜜蜂和猫，愿意徒步旅行，并喜欢孩子。
1937年我回家小住时，她已经老了。姐姐和弟弟们去国外了，把子女们都留交给她。因此，她周围又是一家子年轻人。她常坐在大壁炉前的扶手椅里看书。孩子们洗完澡，赤身裸体、争先恐后跑来，挤着烤火，火光映红了他们的身体。母亲从眼镜上方望着他们，觉得他们美极了，脸上漾出满意的笑容。母亲是个走在时代前面的妇女，总像最年轻的人那样朝气蓬勃、思想进步。她通晓国际问题的程度，在我们新西兰社会里还是很出色的。棘手难办的事到了母亲手里总会变得轻松有趣。每当我陷入困境，便想起母亲的笑容，情不自禁地笑起来。母亲十分讲求实际，深信人类的未来是美好的。她确实是一个各方面都了不起的人。母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只要她问，我什么都会告诉她，但她并不好奇多问。有这样一位好母亲是我很大的幸运。
童年的回忆
1897年12月2日，我出生在坎特伯雷平原克赖斯特彻奇市以西约65公里处的斯普林菲尔德，在家里7个孩子中我排行第三。母亲本不愿意要那么多孩子，而父亲却是把妻子视为己有的那类旧式的丈夫，不允许女人有发言权。我的大哥埃里克比我长5岁，格温是家里头一个女孩，比我大3岁。我出生才一个月时，全家就从斯普林菲尔德搬到安伯利。年轻的彭杰利小姐帮助母亲照料孩子。我幼年时，她在我们的生活中确实影响很大。她原先住在斯普林菲尔德的一个村子里。她的父亲在一个星期六进城之后便再也没回来过，他也许是到美国赚大钱去了。因此，彭杰利小姐早年就认定“所有的男人都是猪猡，女人只供他们寻欢作乐”。我们都管她叫“彭”，她长大成人后，做事一丝不苟，不能容忍任何一点错误。她是我家忠实的朋友，当母亲忙于照顾小孩或接待客人时，就由她来管家。
我的名字路易是父亲的妹妹艾米姑妈按一个毛利族首领的名字起的。那位路易·曼尼亚波托，因在19世纪60年代毛利人的土地战争中，奋力抵抗英国军队而成为传奇式的人物。据父亲说，艾米姑妈“好得谁都般配不上”，所以从未结婚，但她很喜欢孩子。母亲就建议让她给新生的婴儿取个名。就这样，我这个金发的盎格鲁一撒克逊男孩取了个毛利人的名字。
婴孩期过后，我便常与埃里克和格温一起玩耍，但是当他们玩特别的游戏时，埃里克就不愿让我老跟在后面。为了甩掉我，埃里克就会说：“我们来做‘吃苦’的游戏吧。”这就是指拷打，看我们能忍受多大的痛苦。格温回忆起我如何大喊大叫，她又如何向埃里克解释说我已经领教了，但埃里克不愿听，我也就悻悻地走开，自己去玩耍，要不就对着树和石头说话。这，埃里克也不喜欢。他说：“不许你自言自语，看我不揍你！”P1-3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中外朋友都热切希望，艾黎同志能把他的生平事迹写成一本回忆录，让后人更好地了解他和他的不平凡的经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作为多年接待艾黎同志的组织，深感有责任、也有条件促成这一愿望的实现。1982年夏天，我们趁艾老到北戴河度假的机会，请他每天抽出一些时间，讲述一段他的生平故事，然后将录音全文打出，成为文学素材，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初步整理，形成了按年代顺序列出主要事迹的英文初稿。此后，在北京以及在外地休假期间，艾老总是孜孜不倦地工作，对书稿逐字逐句阅读修改，而且亲自补写了许多我们无法查到的新材料，经过反复修改，直到1985年末才基本定稿。
艾黎同志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写作出版的散文、诗歌、游记等不下60部，却始终不愿写他自己。每当人们问他为什么不写自传，他总是笑笑说：“我有什么好写的？”事实上，艾黎同志的博学多识和在华60年的宏富经历，即使再增写本书的一倍篇幅也是不成问题的。而且艾黎作品的精华部分往往正是他记述的普通人的身世、遭遇。因此，他不愿写自传正表明了他的谦虚态度。只是由于对外友协领导和国内外友人的一再敦促，他才予以同意。当然，作为一个讲求实事求是的人，艾黎同志也愿意看到流传下来的有关自己的生活记录是真实的、严肃的，不因人们不同的解释或传闻的谬谈而失真。
《艾黎自传》的英文本——《90岁，回忆在中国的岁月》——于1986年12月2日艾老89岁寿辰之际，由新世界出版社在北京出版，受到了国外读者，特别是新西兰读者的热烈欢迎。新西兰朗伊总理为此专门发来贺信，为自传的出版增添了光彩。为了尽快将艾老晚年这本重要的著作介绍给国内广大读者，我们在对外友协美大部同志们的协作下，突击完成了全书的翻译、校对及定稿，邓颖超同志也在百忙中热情地为此书写了序言。我们的工作还得到甘肃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及甘肃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保证了本书能在纪念艾黎同志来华60周年这一有意义的时刻问世。
我们有幸在艾老亲自指导下编写和翻译《艾黎自传》，并阅读了他个人的许多有价值的档案材料，使我们更认识到艾老的坦荡胸怀和为人的光明磊落，也增加了对自己祖国的历史的了解。我们十分珍视从艾老身上学习到的一切，愿在此基础上继续做好对艾黎生平及其著作的研究工作。
《艾黎自传》一书的出版一开始就受到国内外人士的关心和支持。我们要感谢马海德大夫在百忙中通读书稿，并提出改进意见；感谢艾老在新西兰的3位姐妹格温、凯瑟、乔伊斯和老朋友白书玲、贝特兰等在提供艾黎早年活动材料和历史照片等方面给予的支持。艾老的中国亲属和友人段士谋、卢广绵、聂广沛等同志曾协助我们做了许多核对事实、查找译名、提供照片资料的工作，我们也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我室人手少，水平有限，加之时间紧，工作量大，在翻译过程中难免有疏漏错误之处，望读者指正。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路易·艾黎研究室
1987年3月
1982年我动身去北戴河的前夕，对外友协经常给我帮助的吕宛如建议我在假期中抽出一些时间，把我的传记记录续到最近，并使之尽可能准确；鉴于其他报刊的报道，似乎有此必要。我对这项计划虽然没有多大热情，但还是尽责地录满了几盘录音带。其后，办公室把录的音用打字机打成文字，使她能够把事情按年代顺序加以编排。王効伯参加进来帮助编辑书稿，摘录主要的内容，删掉大量不必要的细节。然后将完成的章节交给我做应有的修改。我希望这本传记能同时表达我对中国人民及他们在当今和未来世界上所起的作用的某些信念。
在过去的59年中，我注视着中国人民为挣脱身上的枷锁，站立起来并掌握自己的命运，始终奋战不息。尽管我从新西兰来时知之甚少，但我逐渐对中国文明的伟大和它将会发挥的潜力有了认识。中国是通过千难万险的考验来铸造一种新型的人的熔炉，这样的人能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有组织的国家。我曾有幸同劳动人民保持紧密的联系，生活在他们中间，并参与他们的斗争。我一直希望能对解放长期被压制的创造力有所帮助。在竭尽我所能的过程中，我十分感激那些给予我谅解和同志情谊的人，他们的见解和品格都是我极为珍视的。
我一生中最满意的一段时期无疑是在甘肃山丹同农村青年在一起的那些日子。中国的广阔内地，特别是西北，有着巨大的财富。在那里将可以找到发展事业所需要的建设大军，以开发其自然资源，改善交通，特别是制服水土流失、沙漠化和洪水灾害。这些都是实现现代化之根本。中国的城乡青年同世界上最优秀的青年相比也毫不逊色。我确信，当他们面前的道路打开以后，他们将以改天换地的长征精神挑起重担。如果一个青年人能这样工作，因而在他的生命结束时回首往事，可以问心无愧地说“由于我的缘故，过去片草孤生之地今天已增添了一叶新芽”；那么，他就算获得了成功。
随着现代化向前推进，大量新问题亦将产生。在这个微芯片时代，支持10亿人民的基本要求，并与变化中的世界保持一致，促使每一变化越来越好，这对于当前已成为亚洲及世界和平堡垒的中国是意义重大的。为此，加强人类的这四分之一与另四分之三的人民之间的友谊，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事业。我能成为我的故土新西兰与我工作和居住的中国之间友谊大桥的最早建设者之一，深感荣幸。作为一个经常在中国各地旅行，并且在新、旧社会都生活和工作过的人，我同前进中的中国有密切的联系，对于能参与它的伟大事业，我永远感到莫大的欣慰。
路易·艾黎
路易·艾黎是新西兰著名作家和诗人，是世界和平运动中的一名战士，也是我国人民的一位老朋友。他于1927年来到中国，把自己的事业和中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与中国人民一起奋斗了60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为加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之间的友谊、为世界和平而不辞辛苦地在世界各地奔走。60年来，他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世界和平事业贡献了自己的精力和心血。
在中国革命的那些年代里，艾黎与活动在当时中国历史舞台上的许多著名人物都有交往和接触，他在自传中记述了这些情况。对于中国这个时期所发生的政治和社会变革甚感兴趣的人来说，兰州城市学院路易·艾黎研究中心编著的《艾黎自传》无疑为他们提供了难得的图片和宝贵的资料。毫无疑问，这本书也是艾黎晚年最重要的、带有总结性质的一部著作。
兰州城市学院路易·艾黎研究中心编著的《艾黎自传》是一部个人自传的纪实文学作品，甘肃省路易艾黎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项目。艾黎是新西兰国际友人，1927年来到中国，在中国工作生活了60年，创办工合运动，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该书稿是艾黎晚年最重要的、带有总结性的一部著作，真实地记录了他一生的工作和活动，反映了他在华60年当中亲身经历的许多历史事件和政治、社会变革。由艾黎口述，他的秘书吕苑如、李建平等人整理，艾黎本人亲自审订，英文版于1985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因艾黎在甘肃工作生活了近20年，艾黎指定中文版由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出版之后，由于艾黎当时年事已高，有些回忆的时间、地点、人物与事实有出入，经过吕苑如等人的不断核查与补充，现修订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