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人的幸与不幸》是作家、学人鄢烈山的自述文集，收录他的三十余篇散文，分为故园乡情、求学之旅、从业生涯、人情世态，以及心路历程几部分，从中可以大体展现作者作为一位有一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的人生历程和精神面貌。本书可以作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部成长史来阅读。

《我们这些人的幸与不幸》为著名作家、知名编辑鄢烈山先生的回忆录。精选鄢烈山先生不同时期所作的三十余篇散文，主要分为《故园乡情》《求学之旅》《从业生涯》《人情世态》以及《心路历程》几部分。从童年至花甲，从故乡到都市，作者以朴实动人的语言，从容理性的笔调，叙述了他半个多世纪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同时折射出社会的发展以及时代的风貌。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这位颇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的人生历程和精神世界，也能触动读者对那一代人的成长的思索。

前言

故园乡情

 排湖岸边是家乡

 我们队的同龄女孩

 时疫于我

 靠谁来拯救“沦陷的故乡”

 我们的童谣

 乡思，更相爱

求学之旅

 小学时代的美好回忆

 书　隐

 最先的一课

 失而复得的大学

 阴郁日子里的阳光

 理想的拔节

从业生涯

 赤日下的歧路

 十年梦寻

 我的“白兔记”

人情世态

 我的珍本莎剧

 另一种农民

 我的四个老妈妈

 姐姐们

 涌泉之感

 后　怕

 武汉杂文家陈泽群

 三见严秀老师

心路历程

 憧憬是照亮心空的太阳

 我们这些人的幸与不幸

 我所理解的“理想主义”

 “温故”昨天，书写“在场”

 我们的思索与告白

 知道你的家史吗

附录

 “天生知青”鄢烈山

 予岂好辩哉

 一个公民的杂文写作

排湖岸边是家乡

2011年3月29日，中国佛教协会在佛祖释迦牟尼降生地尼泊尔“蓝毗尼花园”，举行建在那里的中华寺的新任方丈升座仪式，我有缘随喜观礼。一出蓝毗尼的小机场，我就有一种回到故乡的感觉。

蓝毗尼位于尼泊尔南部平原，属该国紧邻印度的鲁潘德希县，一派亚热带风光。路边的芒果树繁花如金粟吐穗，村头田角的三角梅争艳怒放，这与广州和深圳的风景时令相同。而一望无际的田野，“小麦覆陇黄”的景象，却让我仿佛回到了久违的湖北江汉平原老家，虽然老家麦收的节令比这里要晚二三十天。路上的牛车，村庄里的茅屋、红砖小楼、鸡犬，田野上的草多水少的灌溉渠，水洼里的蒿草，空中飞翔的鸟雀，样样使我忆念起故乡故物故人故事，使我意识到自己的怀乡情感原来是那么强烈!

记忆中的故乡风物，定格在我1978年秋到北京念大学的那一年。

我的家乡在江汉平原上洪湖之畔的“沔阳卅l”(现在易名叫仙桃市，据说是因为“沔”字难认，不利于提高知名度，便用20世纪50年代的新县城即城关镇的名字做了县名，后相沿做了市名)，曾是多么美丽的地方!电影《洪湖赤卫队》里的洪湖，20世纪50年代初还是属于“我们沔阳”的，因此电影中那个“彭家墩”的招牌冠的县名就称“沔阳”。该片中的湖区风光和渔家生活，在我小时候是很常见的。我的堂姐夫陈姓“三哥”的家，离我家只有几里路，他们村家家有渔船；他只大我五岁，参军出来前就会撒网捕鱼。

我们县的湖泊成百上千，最大的是排湖和沙湖。我熟悉的排湖，方圆百里。1974年在县城读师范学校时，我从同学处抄得一篇老作家碧野写排湖的散文。碧文说排湖曾是元末与朱元璋争天下的三雄之一、沔阳渔民出身的起义军领袖陈友谅操练水师的演武场。

到20世纪60年代初，上小学的我到父亲领队开荒的排湖边，虽见不到浩渺接天的湖水了，一望无际的大沼泽地景象仍极富诗意。夏天这里真是美极了!碧绿的芦苇林，碧绿的蒿草(秋后都是起茅屋的好材料)；成片成片碧绿的荷叶中倒插着神笔一样的莲花，有粉红有白兰花色的(可以摘嫩的莲蓬或老的莲子米，也可以潜水采藕或藕梢子)；各种水鸟在嬉戏欢叫(如果走运可以在芦苇丛或蒿草窝里捡到好多“蹲鸡”下的蛋)；各种各样的野鱼就更多了(若手里带了叉，说不定就可以叉到一条浮上来正懒洋洋晒太阳的大黑鱼)。

当然，这是我作为一个10岁的孩子，遵母命随人去探视父亲的感觉，跟一个旅游观光客的印象差不多浪漫。后来我作为社员去农场劳动，就别是一样情怀了。一是那里蚂蟥特别多，防不胜防，插秧割谷没有人一天不被抽血的；农场的人都像八路军，天天要打绑腿。二是天还未黑，蚊子就成团成团地扑上来了，只好不断烧稻草熏蚊子。三是开荒田里淤泥深，不论栽秧、割谷，动辄陷到半腰深，生怕沉没下去爬不出来。

那个时代毛主席号召“以粮为纲”、战天斗地“农业学大寨”，要让荒湖变良田。70年代中建起了大功率的电力排灌站，排湖渐渐变成了稻田，后来甚至变成了可以种高粱棉花的“白田”(旱地)。现在状态如何我不了解，据移民的乡亲传信，那里开始恢复生态，养鱼、种藕。料想旧景虽不可能重现，湿地面积应该比杭州的“西溪湿地公园”大，至少比广州为办亚运在珠江新城的花场广场北端，花大价钱人造的湿地要大得多吧!

我们村是水田与旱地兼作区，四时风光原是极佳的。单说这春夏之交的农历三四月天吧，旱地是收割麦子和蚕豆的季节。对于我们小孩子，有趣的是两样事。一是麦穗低头时，到地头垄间找野鸡。说不定哪处麦丛里就有一个野鸡窝，有野鸡正在孵“鸡秧子”呢。野鸡真漂亮，它受惊时拖起五彩的长尾巴起飞，把人都可以看呆。二是割麦时参加大人们赶野兔的活动。发现了野兔，大伙一起拿着镰刀“冲担”围猎。那就看谁机灵跑得快。俗话说“千人赶兔，一人吃肉”，指的就是这种场景：大家围追堵截，累得精疲力尽的兔子最后落到谁手上，就是谁的锦标物与盘中餐，别人只有咽口水的份。最刺激的是，割麦时发现了“土聋子”(一种毒蛇)，胆大的人就猛地揪住它的尾巴，让它头朝下，抖呀抖呀，直到它的肠肚将它噎死。我不敢去抓，接过人家逮住的蛇尾巴抖过，那也要一点点胆量。

至于水田，那就别有一番景象了。放水耕田前一般都种了绿色植物以翻压做底肥，若种的不是蚕豆(苗)而是“红花苕子”，且成片成片地种，苕子花开时，绿茵铺成的田畴上缀满深红、浅红或淡紫、金黄的花朵，疑是云霞落九天。那种灵动的美艳，只要看过一眼，你就会终生不忘。待到整田灌水，田畴就成了一面面镶嵌在大地上的明镜，天光云影共徘徊，一群群白鹭在其间旋起旋落……直教人仙凡莫辨。P3-5

邵燕祥老师多次对我说，你可以考虑写本自传，把经历和见闻记下来，这件事是有意义的。他并没有说比写时评和杂文更有价值。大家知道，他早几年就声明再也不写反腐主题的杂文了，因为该说的似乎都说过了。重复常识性的思想观念是否有意义且不说，至少这是很多年轻的同道都可以做的，甚至做得更漂亮，他们也还没有产生强烈的厌倦感。

邵燕祥老师生于1933年，比我长一辈，而且作为著名诗人和首都的文化人，交际圈自然比我广泛得多。这些年他写了一系列的自传性纪实作品，先有《沉船》《人生败笔》，继而有《找灵魂》，2014年又出版了《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和《(找灵魂)补遗》。他根据自己的档案和文献，袒露无遗地展示自己的精神历程：如何进入新中国，自觉接受“思想改造”，到被打成“右派”后如何自我批判，一直到“文革”后的情形(见邵燕祥著《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这就是鲁迅说的“自我解剖”，他把自己当成时代的标本。邵老师的人格令我敬重。

我信奉与邵先生同样的历史观。不是只有给“帝王将相”作“家谱”的官修正史，才是历史；而给明星、“土豪”立传，虽然比我等普通人更有市场，但那也不过是满足人们对“成功”的向往及对名人的窥探欲。现代史学，重视社会风俗史和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考察。所以，在2011年退休前，我已接受邀请，工余担任个人写史丛书《白纸黑字》的主编。原拟与陈敏兄弟一起，把这套旨在追求“留得下来的文字”的丛书一直编下去。由于种种原因，丛书的编辑出版中断了，但民间写史这件有意义的事仍有不少人在做。比如，凯迪网的《百姓家史》，央视的纪录片系列《客从何处来》，唐建光诸位办的“新历史合作社”……

我的人生经历，到现在为止，大体说来，相对那些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人而言，是平淡无奇的。

这样的人写“私人历史”，有三种写法。

一种是萧红《呼兰河传》的写法。她写的是儿时生活在呼兰县城(今之哈尔滨市呼兰区)时的记忆。人们如何看戏，放河灯，跳大神，宠爱她的祖父，她喜爱的后花园，等等，再现了20世纪初中国人的生活场景。然而，《呼兰河传》虽是散文化的样式，却正如她自己所讲是小说，有很大的文学夸张成分。街道上一个烂泥坑，竟然写了那么多页，以表现人们的贫穷、自欺欺人和缺乏公共精神。这种叙事，不如明人归有光那篇脍炙人口的短章《项脊轩志》情真意切，有私人性，而历史认知价值却是互相不可替代的。

第二种是那种信史般的编年体，有日记等文献为依据。一些大人物传记，或自己有写日记的习惯，或有团队帮他考订编年谱，这且不说了。近年，在浙江的《西湖》月刊上，看到我的同龄人董学仁的《自传与公传》连载。他以个人经历为“经”，以当时的社会事件为“纬”，展现他记事以来的中国社会状态。这种“民间叙事”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历史不正是由千千万万遭际不同、性格各异的个体构成的吗?这样才五彩缤纷，更丰富更接近真实。

第三种就是我这样一事一记，随笔体的了。

我的这类随笔，大多是应约而作，带有专题性，即有设定的主题或题材范围；也有的是感触忒深，把它记了下来。

我的这些生活随笔，即便是叙事性的，也有较强的议论色彩。这与我写惯了说理性的杂文和时评有关。虽然我很欣赏龙应台、刘瑜、林达等女作家寓说理于讲故事之中的笔法，但讲故事不是我的强项，而“好辩”是我的性格。我想，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19世纪那些文学名著，常有大段大段的议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代表作、塑造他理想中一代新人形象的《怎么办》，连书名都是议论性的。

旅美作家林达在2014年最后一期《随笔》上发表的《读王鼎钧随感(之五)》中说：“读(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第一部)《昨天的云》，常常会很感慨，就是许多历史细节，假如我们的长辈不记下来，我们就不会知道了。”王鼎钧先生与先父同生于1925年，林达与我同辈。后人之视我辈，恰如我辈之视前辈吧。有些历史细节，如果我们不记下来，后人恐怕也不会知道了。比如，本书中我写的“大跃进”年代唱的那些童谣；比如，1958年秋冬，我上小学一年级，适逢搞什么“集体化”加“军事化”，不满七岁的孩子，却要到公社中心小学集体食宿，白天劳动，晚上批斗“右派”老师。

虽然，我没有林达所说的王鼎钧那种“洞穿历史迷雾的智慧之光”，没有论者赞赏王鼎钧著作的那种“文学的求美、史学的求真、哲学的求解”功力，但是，“修辞立其诚”的为文准则，我不敢忘。借一己之受想行识，呈现同代人命运，作为历史见证和人生镜鉴的追求，我与王鼎钧是相通的。

任何回忆文字，取舍之间都难免主观色彩。何况本人的这些随笔，并非完整的自传。有些事写了，有些事还没有写，后者并非刻意回避。比如，我与杂文界前辈和同龄人的交往，新媒体朋友对我的帮助，基本还没有写；许多旅行的见闻与感想也不宜收进这本集子里。

它们可以大体展现我作为一个所谓“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出身“贫农”政治成分家庭，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农村孩子走出乡村后，作为同代人中幸运儿的“新三届”大学毕业生、“国家干部”、信奉“新闻专业主义”的媒体人、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人生历程和精神面貌。我身上的这些标识，在当代中国，可以说每一个都有特定的认知意义。但是，它们有共性也有个性，我的个性可以丰富对它们共性的认识。

这些篇章都是30年来陆续发表过的。这次选编时，有合并有增删，争取不重复不哕唆，但为了保持每篇的独立性，有些字句重复是必要的。这样既维护单篇文章语意上的连贯性，也可以让读者像在饭店吃自助餐一样，按照自己的偏好选取。

让我用宋代杨万里同学的这首《闷歌行》作结：“风力掀天浪打头，只须一笑不须愁；近看两日远三日，气力穷时会自休。”

鄢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