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身份问题的存在由来已久。自从地球上居住着人类，自从人类群居在家庭、氏族、部落、城邦、王国、帝国或者结构或多或少现代化了的国家里，这个问题就存在了。群居的人便有了自己的文化身份。人类由于发现了新的土地、水源，或者为寻找更适宜居住的地方，或者因为战争、殖民、征服，在历史上经历了无数次的迁徙、流动、民族混和。历史上的这些事件都曾引起民族文化身份的变化，因为迁徙者要适应新的自然环境，适应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每遇到这种情况，重新适应常常会伴随着两种或多种文化问的融合。本民族的文化和外来的文化，多数人的文化和少数人的文化，“强”文化和“弱”文化，逐渐融为一体。我们强调融为一体，是把本民族的、多数人的、占主要地位的强文化和外来的、少数人的、占次要地位的弱文化放在完全平等的地位上，着眼于它们之间的互相影响和互动作用，而不赞成“同化”论，不赞成处于主要地位的强文化“吃掉”处于次要地位的弱文化的说法。其理由是，外来民族在跟本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中，总是带来自己的文化投入。在北美定居的中国移民给北美社会带来了烹饪艺术和中华武术，同时经历了社会、文化融合的过程，逐步接纳社会的行为模式，并发展他们跟北美人的社会关系。满族入主中原以后，满族的文化同中原文化也经历了融合的过程。汉人接受了满人的服饰和发式。中国男人过去脑勺后面拖着的那条大辫子，作为奴役和耻辱的标志，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才剪掉。可是被汉族妇女采纳的两边开衩的旗袍，经过多次的改进，现在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视之为中国的“民族”服装、“传统”服装。而汉族妇女的服饰则早已传到日本，成了日本妇女的“传统”服装。
如果文化间的接触是在自然状态下、没有压力的状态下进行的，文化融合可以实现得很顺利。众所周知，犹太人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都保持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自成一体。可是历史上曾有一批犹太人来到中国，定居在中国当时的首都开封。他们继续信奉自己的宗教，说自己的语言，与汉民族通婚，数百年后这批犹太人便跟汉族人混同了。历史上还有一批被打败了的罗马军队，被带回中国，定居在中国的西北，一两千年后，他们虽然还保留着某些体形上的特征（如眉骨突出，眼窝凹陷，头发偏黄），但也跟汉族人差不多了。然而，如果文化问的接触受到行政的压力，强行实施同化政策，文化融合就会由于抵制、反感和忍受而变得十分痛苦。日本把朝鲜和台湾变成殖民地后，强迫朝鲜和台湾儿童进日本学校、说日语，就属于这种情况。
19世纪下半叶，欧洲人的殖民征服把文化身份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殖民地给宗主国提出了一系列的社会、文化问题。文化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因循国家的需要，把研究的兴趣转向殖民地和殖民地人民。人类文化学、民族学和社会学都因而获得了发展。通过对所谓“落后民族”的研究，欧洲人对自己的过去和人类的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但并不像某些文化人类学家所以为的那样，是他们研究文化身份的初衷。20世纪初，美国汽车工业蓬勃发展。汽车工业的中心芝加哥，吸引了各族移民来此做工。同时，芝加哥也成了族裔冲突的中心。美国的社会学家开始把目光转向自己的同胞，试图寻找化解族裔冲突的良方妙药，为创建美国人民（各民族不断融合的产物）共有的文化身份而出谋划策。当时大部分欧洲的文化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仍旧继续研究处于西方现代文明外围的民族。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民族独立运动兴起之后，从殖民奴役下解放出来的人民，或期望获得主权或自治的人民，才在要求政治、经济自决权的同时，要求恢复和捍卫自己的文化身份。从这时起，文化身份问题，就不再是个单纯的由文化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研究的文化问题了。文化身份问题从此跟政治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结下了不解之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第三世界的精英门一卡塔卢西亚、巴斯克、瓦隆、北爱尔兰、布列塔尼、魁北克……等地区的知识分子，才大书特书、大谈特谈他们的文化特征、民族个性和集体意识。1981年2月，在巴黎召开了第一届讨论文化身份问题的国际会议。14个月后的1982年5月又举行了同一主题的第二次国际会议。加拿大法语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协会1991年举办的年会，主题也是文化身份问题。由此可见，这个既古老又现实的问题所受到的国际关注和专家们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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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辑 文化与文化身份篇
关于文化身份问题的备忘录
跟钱林森教授漫谈文化身份研究
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化身份
从何着手研究文化身份
文化身份重构问题
家庭体制、艺术形象与文化身份
为什么不把思维方式作为文化身份的组成成分？
文化多样性和文化融合的关系
二辑 法国文学艺术篇
一段往事的追记
《德彪西论音乐艺术》译后记
德彪西，一个为后人开辟道路的音乐家
《德彪西论音乐艺术》序言
亨德尔，一个为大众写作的音乐家
《亨德尔传》译后记
西方画家的“艺术革新”与“社会反抗”
试说法国新小说
法国的“新小说”与中国的《红楼梦》
梅特林克及其象征主义戏剧
《梅特林克戏剧选》序言
20世纪法国主要文学流派
辑三 魁北克篇
试说偏见、歧视及其他
魁北克文化身份的演变
魁北克人心中的华人形象
从现实生活到艺术虚构
应晨——现代小说艺术的探索者
魁北克华文文学的诞生及其发展前景
在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2014年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
诗集《果园集锦》序——弘毅诗社成立十周年纪念
枫叶荻花秋瑟瑟，柴门初启越重洋
70年代末的点滴回忆(1978年9月—1980年5月)
一个追梦者的自述
笔者少年时代热爱音乐，曾想献身音乐事业。可是经过数年努力，两次投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失败，这才放弃了做个作曲家的梦想。高中毕业时转而报考外国语言文学系，想做个外国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者。1955年，我高中毕业，报考了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我如愿以偿，成了北大西语系法语专业的一名学生。音乐成了我的业余爱好。我们是第一届五年制的西语系学生。学完三年本科课程后，我被分配到文学专业，又接受了两年文学研究和文学翻译的训练。
1959年，北京大学为纪念校庆，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报告会。我受命在西语系做一个有关莫泊桑的介绍。在政治运动频繁的50年代，我埋首向学，系统梳理一位法国小说家的生平和著作。讨论会当晚，西语系的资料室里，师生济济一堂。我的读书报告已经事先油印好发给了与会者。这是我第一次写读书报告，路子是否正确，心里一点把握也没有。闻家驷先生发言时称赞文章中很好地运用了辩证法。罗大冈先生发言前则先让我站起来给大家看看。我，一个毛头小伙子，哪里经历过这样的场面，紧张得浑身发热，低着头站起身来，也记不得当时罗先生究竟说了些什么。但，罗先生记住了我。这篇文章是我蹒跚学步迈出的第一步，是篇习作，并无多少学术价值。不过，青年人总有些敝帚自珍的积习罢了，一直将油印稿留着做纪念。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生怕招来麻烦，便将其付诸一炬，化作青烟。文章内容也随之彻底从记忆中消失了。
大学毕业后，我原本留校做研究生，这非常符合我的心愿。可是，直到1960年年底，事情还定不下来。元旦前夕，西语系派人来告诉我，我的政治审查没有通过，因为我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思想右倾，同情右派，没有积极参加反右斗争，而受到留团察看的处分。我到北大办公楼校务处领了到上海高教局报到的纸头，然后灰溜溜地离开了北大。到上海后，我被安排到外国语学院教书。做研究工作的梦既然碎了，便安下心来，投入法语教学工作。
1962年，我的北大同窗好友胡其鼎，时在人民音乐出版社任编辑，来信约我翻译法国音乐家德彪西的音乐评论集子。这是我应邀翻译的第一个任务。整天陷入日常教学事务的我，可以想象，是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的。我在教学之余，全心投入《克罗士先生》一书的翻译。译完之后，其鼎请我的恩师陈占元先生为我校阅和润色译文。1963年初，该书问世，受到音乐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当时中苏关系紧张，中国乐坛在苏俄音乐的笼罩之下颇感压抑。法国印象派大师有关音乐艺术的论述，犹如一块巨石扔进了一潭死水，激起了层层浪花，发出了阵阵轰鸣。可是不久，上海《文汇报》就发表了姚文元的大块文章，批判德彪西的艺术观点。老资格的贺绿汀和初出茅庐的沙叶新起而迎战。一场无声的、但火药味很浓的战斗就这样打响了。笔战延续了一年之久。我在1957年有过观战的经验，深知战败的一方，必有灭顶之灾。我虽有想法，哪有胆量接受《文汇报》记者的建议，写成文章让他去发表呢？一位对我有所了解的北大学姐，收到我的赠书后，特地来信关照：汝大器，当晚成。我心领神会，明白她的用意，知道自己闯祸了。从此，我韬光养晦，不再译书，专事教书和句法研究。
1964年我暂时离开教学，被派到上海郊区奉贤县参加四清运动。这时才有人告诉我，我从进外语学院的那天起，就被定为“控制使用”的对象，因为我受留团察看处分的档案在我来上外报到时已经紧跟在我后面，送到了上外的团委和人事处。
……
于是，我阅读大量的文献，将文化身份问题加以梳理，弄清楚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用简明的汉语复述出来，介绍给中国读者。本集中第一辑文化与文化身份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二十多年过去，这一概念不仅为国内学人接受，而且对国内的学术研究起了良好的促进作用。这已超出了笔者原来的期望，因而感到欣慰。
我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后，一方面在魁北克的大学里教书，给历史系学生讲中国通史，给教育系学生讲文化身份与移民融合，给政治系学生讲多元文化社会；一方面管理一个为移民服务的机构，帮助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通过就业融人社会，同时还给魁北克市区的中学生进行跨文化的普及教育，培养孩子们文化多元、思想开放的理念和心态。此外，我还跟几位志同道合者创办了一个跨文化研习所，汇集各学科的人才，组织多元文化的讨论会，出版研究论文集，以推动魁北克地区的跨文化研究和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和谐相处。在一段时期里，我还代表魁北克市区的移民，出任地方发展中心理事会的理事。我的言论受到当地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各国移民的代言。
转瞬间，年近古稀，不得不退下阵来。但我没有闲着，而是继续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应约翻译一些文艺书籍，参加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加拿大卷》的编写工作，研究魁北克的华文文学及魁北克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本集第三辑的一组文章，大部分是在退休之后的十来年里撰写的。
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从读书到工作，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加拿大，以至退休之后，一生孜孜以求的梦想，就是能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尽一点绵薄之力。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主要是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觉，写给中国人看的。旨在将自己的读书心得，将自己的余热回馈给社会，回馈给祖国。至于文章的价值，只能留给读者和后人评说了。
最后，我衷心感谢鸣九学兄的信赖和鼓励，感谢他的大力推荐，也感谢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慷慨应允，将笔者三十多年来发表过的主要文章结集出版，以免散失之虞。
张裕禾2016年11月，加拿大魁北克
位卑未敢忘忧国。作者张裕禾从读书到工作，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加拿大，以至退休之后，一生孜孜以求的梦想，就是能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尽一点绵薄之力。收在这本《枫叶荻花(精)》里的文章主要是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觉，写给中国人看的。旨在将作者自己的读书心得，将自己的余热回馈给社会，回馈给祖国。至于文章的价值，作者觉得只能留给读者和后人评说了。
《枫叶荻花(精)》是一本文集，分为3辑。第1辑收入8篇文章，主要是探讨“文化身份”问题。这个问题在当下国际间人口流动频繁的大背景下，具有一定的前导性。作者张裕禾主攻社会学，较早提出“文化身份”的问题，并得到学界的响应。第二辑收入8篇文章，内容集中于文学艺术的评论。第三辑名之以魁北克篇，内容有社会学方面的（如社会融合、身份变异等）、文学、个人经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