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下掩卷(史林学步集)》作者黄显功三十多年前即从事中国传统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与写作，对《周易》、《墨子》以及如“夏商二朝因何得名”、“万岁起源于何时”、“干支纪年法是谁创造的”等历史之谜都有详细的介绍赫解说，可以使人在轻松阅读中引发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思考。

黄显功著的《月下掩卷(史林学步集)》收录了作者已发表过的关于中外历史研究的论文和介绍中国历史研究成果的文章。本书分三部分，一为中国古代科技史，如《周易》、《墨子》的科技专论，并将作者在《中华易学大辞典》中所撰《周易》与科技、考古的38条作为文章《周易》附录。二是涉及经济史的若干内容，讨论中国战国时期“重本抑末”思想，市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地位等。三是历史文化之谜，为作者撰写的有关中国文化之谜的文章，内容大多短小精悍，学术性与知识性相结合，可读性强。

前言：旧文献祭怀故师

汲古慧今

 一座神秘的殿堂

 ——《周易》概述与易学源流

 东方智慧的圣火

 ——《周易》与古代科技

 附录：《中华易学大辞典》科技、考古条目

 探索自然的先驱

 ——墨子和墨家学派与古代科技

文中师谊

 论战国“重本抑末”政策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与影响

 论市场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历史作用

 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新坐标

 ——评介中华彝族文化学派和“彝族文化研究丛书”

史林探谜

 夏、商二朝因何得名

 商族起源于什么地方

 商初汤王的都城“亳”在哪里

 盘庚迁都于安阳殷墟吗

 殷都屡迁的原因是什么

 武王伐纣究竟在哪一年

 “牧野大战”发生在哪里

 “秦”人起源于东方还是西方

 嬴秦人的图腾是“马”还是“鸟”

 “张楚”的含义是什么

 《史记·屈原列传》是伪作吗

 “万岁”起源于何时

 “商人”名称是怎样产生的

 中国何时有图书馆

 干支纪法是谁创造的

 “岁名”、“岁阳”是译名吗

 豆腐起源于何时

 “耦耕”是怎么回事

 “梨园”是什么性质的艺术机构

 关于蒙古族源的种种说法……

 彝族何时入广西

 彝族有没有十月太阳历

 契丹在哪一年首次改国号为“大辽”

 辽国国号有什么来历和涵义

 西夏拓跋氏的先祖是哪一民族

 “大禹治水”反映了什么历史事实

 火把节的来历是怎么回事

 “避讳”习俗产生于何时

 颛顼是男性还是女性

 鉴真和尚双目有没有失明

 “退之”是韩愈的字吗

 方腊的出身是“富户”还是“雇工”

 李自成何时称“闯王”

 康熙皇帝的死因是什么

 摩尼教何时传入中国

 伊斯兰教何时传入中国

 近代中国最早的机器钢铁厂是哪一家

 “江”是指长江吗

元代“易学”大多笃守程、朱遗说，在宋人的基础上，继续发挥和谈论“图”、“书”与“性”、“理”。进人明代，“易学”依然是继承宋人的研究传统，较有影响的著作有胡广“奉敕”编撰的《周易大全》，这是一部作为科举取士用的标准读本，主要采用程颐、朱熹的注本，是当时儒生的必读之书。此外，来知德的《周易集注》首创了“卦综”、“卦错”诸说，是明代独树一帜的“易学”著作，被当时人誉为“绝学”。明中叶后，有人将心学甚至禅宗偈语引来解《易》，这是“易学”的又一支流。

到了清代，“易学”研究呈现出一片兴盛景象，古老的“汉易”重新得到了学者的重视，形成了“汉易”、“宋易”百家争鸣的局面，产生了两部调和汉、宋“易学”的周易读本。即康熙帝命李光地“采摭群言”撰成的《周易折中》。该书“兼收并采，不病异同”。乾隆帝也命傅恒等人撰成《周易述义》，它“所解皆融会群言，撷取精要，不条列姓名，亦不驳辨得失……以切于实用为本”。因此，“易学”中的“象数”、“义理”两派在清代都得到了发展。清代“易学”的突出成就是对“汉易”的校勘和辑录。主要人物有惠栋、张惠言、曾钊、马国翰等，通过他们的辛勤劳动，使散佚千年的汉代《易》著得到了系统的整理，为后人探索“汉易学”的面貌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清儒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我国历代重要的“易学”著作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评论，是我们认识中国“易学”研究成果与发展源流的重要参考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周易》研究著述丰富，流派纷呈。各派学者通过对卦、爻、象和卦辞、爻辞的探索，从不同的视角揭示了《周易》的奥秘，丰富了《周易》的思想，建立了各自的理论体系，促进了中国哲学的繁荣。观其大端，主要有“象数”与“义理”两派，前者注重从八卦所象征的物象来解释卦爻象和卦辞、爻辞，后者则强调从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卦名的涵义来解释卦爻象与卦辞、爻辞。如对乾、坤二卦的解释，“象数”派是以乾为天、坤为地，或以乾为阳气，坤为阴气；而“义理”派则认为乾为刚健，坤为柔顺。从“易学”的发展来看，历史上并不存在各家注《易》者所自封的所谓正统“易学”，各家“易学”的特征是由各时代的面貌所决定的，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有其特殊的思想渊源和学术氛围。

进入20世纪后，“易学”研究又呈现出了一个新特点，人们除了继续从“象数”、“义理”两方面进行探讨外，还出现了大量运用新理论、新方法研究《周易》的著作，使《周易》在哲学、历史、文学、宗教、科技等方面都得到了广泛而深刻的阐述，大大拓宽了“易学”研究的视野。

这时期以传统方法研究《周易》的著作主要有注释与考证两大类。前者有黄焕钊的《周易辅注》、沈竹初的《周易易解》、杨树达的《周易古义》等；后者有闻一多的《周易义证类纂》、白寿彝的《周易本义考》、王明的《周易参同契考证》等。

P14-15

丙申仲秋，我在昆明与著名军旅作家，原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张昆华先生见面。当我们说到岁月流逝，韶华不再，老树凋零时，年已八旬的张昆华感慨地吟诵了几句诗：

“走着，走着，老了，

老了，老了，走了……”

听罢此言，我的心头为之一震，脑海中浮现出一位位年老而逝的亲人与师友，胸中不禁涌起一股思念之情。之后的一段日子，我的心中总是萦绕着一些难以忘却的音容，久久挥之不去。当接到施宣圆夫人包明廉约我撰稿纪念施宣圆先生的电话后，我的心潮再次涌动起来。在书房中，我找出一本本收有我文字的图书，静坐案前，掩卷沉思。此时月影映窗，仿佛时光倒转，思绪回到了昨天。

在我从求学到工作的三十余年中，我有幸遇到了众多施惠于我的师辈，其中有大学的授业老师，有单位中的长辈同事，还有工作之外的社会各界同道师友。他们释疑传道，提携后进，不仅令我增长了学识，还使我收获了人生的智慧与经验。在我平凡的经历里有几位师辈长者令我此生难忘。

一

先说施宣圆先生吧。我从广州暨南大学毕业回沪后分配在上海图书馆，在从事文献采编工作的过程中，每天均接触最新的图书报刊，为我离开校园后的继续学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因此，看书写作占据了我的主要业余时间。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思潮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学术界，此时，国外翻译著作大量出版，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思想解放和文化反思。上海《文汇报》理论版以敏锐的时事观察和学术眼光刊登了一系列文章，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再评估的学术讨论过程中，《文汇报》学林专刊在1984年11月与中国创造学研究会（筹）、学林出版社联合举行《中国文化之谜》征稿活动。旬日之间，应者如潮，专业人士和业余文史爱好者纷纷投稿。我在《文汇报》上看到部分征稿文章后，也跃跃欲试，向《学林》专刊寄去了文章。不多久，我收到了报社施宣圆先生的来信，约我去编辑部面谈文稿。在报社办公室首次见面时，略胖而笑容满面的施先生开口道：“我看你写的字以为是老夫子呢。”这句半开玩笑的话消除了我的紧张。他以浓重的福建口音不断向我提问，我介绍了自己的学习、工作和发表过的文章。施先生听后满意地说：“图书馆条件很好，查资料方便，可以为文化之谜多写些文章。”并与我商定，随时将选题报给他，通过后即可写作。

在施先生的鼓励和指导下，我投入了“谜”文的写作。我首先在自己感兴趣的先秦史、民族史、科技史中酝酿选题，不断写信告诉施先生。两厢熟悉后，他有时会打来电话让我帮忙查证资料或布置命题作文，如“‘万岁’起源于何时”就是他在电话中和我讨论后分配我完成的。那一时期我得到了可以入库看资料的机会，几乎每天中午饭后到西大楼二楼的期刊保存本书库，直接从架上抽取合订本查阅，一点钟出库回办公室，为“谜”文的写作搜集了许多各家之言。当时还没有数据库和互联网，查阅资料全部是手工检索和通过大量阅读文献来解决，费时耗力，我曾萌生中止“谜”文写作的念头。施先生得知后及时予以鼓励，他告诉我：“谜”文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千字，收集各家观点的过程正是学习的机会，可以锻炼自己的辨析和概括的能力，许多专家也在参与写作。于是我又重整旗鼓继续撰写。

从1985年学林出版社的《中国文化之谜》第一辑起，我撰写的“谜”文陆续被收入出版。《中国文化之谜》出到第四辑后，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合订精装本《千古之谜——中国文化史500疑案》，之后继续编辑出版了同名续编，共1000篇。中州古籍出版社的《千古之谜》两大卷出版后，畅销不衰，荣获第五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一等奖，被誉为“学术研究的工具书”。由此引起了出版社的跟风，从题目到文字大量“移植”《千古之谜》，书市屡见盗版。施先生告诉我之后，我利用图书馆的便利，找到了“抄袭”的例证，他无可奈何地说：“打官司太费精力了，我们还是把书编好，多印几版吧。”2003年，经过重新整合、分类，由中州古籍出版社推出了《千古之谜——中国文化1000疑案》甲乙二编，与《千古之谜——世界文化1000疑案》甲乙二编，成为贯穿古今，涵盖中外，编排最系统、最全面的文化之谜图书。

为了编辑《中国文化之谜》，施先生投入了许多精力，但人力编排约稿偶有疏漏，如我的选题“商族起源于何方？”在他同意后完成了写作。不久他歉意地告知，约稿重复，不能编入书中了。但施先生一直没有忘记这次“疏漏”，几年之后，他应邀为人民日报出版社编《历史之谜》时，把我那篇撤下的文章以《商族起源于什么地方？》为名收录其中。对于这个“补偿”性的善后，我十分感动，令我从中学到了一种待人之道。

参加施宣圆主持的“中国文化之谜”写作，是我离开大学之后的一次深受教益的学术训练。四十余篇“谜”文的写作奠定了我作为业余文史爱好者的基础，而施先生则成为我踏上社会初期对我提携帮助最大的老师。之后我们在长期的交往中，我的工作不断得到过他热情的帮助。如我兼任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副馆长时，深感手稿征集压力之重，施先生利用他在学术界的人脉，多次为我出谋划策。2011年12月他到上海图书馆参加“妙笔华章——上海图书馆藏中国文化名人手稿展”开幕式时，兴奋地告诉我，出门前接到中央党校原哲学教研室主任、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的电话，同意向上海图书馆捐手稿。于是，施先生和我与馆领导同行，择日赴京拜访了吴江，从这位曾具体策划和组织撰写了震动中国社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等重大理论文章的老人手中，接过了一份重要手稿。此举成为我执掌手稿征集以来最重要的收获，令我对施先生心存无限感激。

从参与施先生的“谜”文写作开始建立的友谊，在他退休之后仍然保持着，除收到他编的书外，还有他写的书法作品。意想不到的是2016年7月3日他突然离世，年仅75岁。在他的追悼会上，上海学术界名家云集，从中我看到了一位编辑在促进学术、培养人才方面所起的作用，他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尊重。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受益者。

在参与《中国文化之谜》的写作过程中，正是中国文化热在海内外兴起的阶段。此时，中国传统经典中的一些名著纷纷被影印或整理出版。特别是《周易》一书格外引人关注，在80年代再次兴起了一股“《周易》热”。我在馆内一位长辈学者的指导下，参与了《周易十日谈》和《中华易学大辞典》的写作，此后又合著《墨子十讲》。其中《周易十日谈》曾多次重版，还出版了台湾版、香港版，相隔十年又修订为《周易十讲》出版，而《中华易学大辞典》的编撰出版费时十多年才见分晓。但这段经历使我从中加深了对中国传统经典的理解，对我以后的工作深有裨益。

二

在我传统史学研究主题中曾有“五朵金花”之说，其中我国资本主义萌芽于何时一直是个热门话题。在不少的研究结论中往往隐约可以看到研究者假设的心态，即如果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没有受到抑制而顺利发展，中国也能独立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就不会在近代成为落后挨打的国家。在我求学的时期，不同观点的老师在课堂上各自表述，同学们为此还有过争论。我的母校暨南大学是一所华侨大学，校园学术氛围很宽松，当时的许多师生有着海外侨居的背景，思想活跃，观念开放，教学方式有其独特之处。特别令我感受深刻的是师生关系融洽，对学生“离经叛道”的观点十分宽容，循循善诱，热情鼓励。当时，来自港澳和海外的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表现出比我们内地学生更大的兴趣，本系比我高一年级的一位澳门同学还自行开设讲座，谈自己学习《资本论》的体会。

所以，我对资本主义产生的问题也投入了较大的关注。在世界近代史的一次课程考查中，我提交了一篇关于欧洲资本主义产生的学习报告。主讲此课的李婵英老师对此给予了好评，认为视角新颖，观点独特，并批语继续补充材料，争取正式发表。这个鼓励促使我去经济学院选修了肖步才教授的《西方经济学说史》课程，以此增加经济学理论知识，加强理论思考能力。为此，我在查阅相关文献之后，全面改写了报告，成为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篇幅达两万字。我将文章直接投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主办的《世界历史》。这份我国世界史研究的权威刊物也不因我是在校学生而轻视，居然回信告知了刊用决定，在反映国内外研究新成果的《世界史研究动态》上发表，要求压缩到一万字。对此，我既兴奋又为难，不知如何删减，费时半年才完成的文章，一旦提笔，总是舍不得删去凝聚了心血的字句。我再次去请教了李婵英老师后，又上门向本系世界史教授严钟奎求教。严老师是上海人，华东师范大学著名世界史教授林举岱的弟子。作为“故乡人”，他十分热情地对我进行了辅导。严老师指示我将众所周知的内容全部删除，避免教科书式的叙述。他总结了年轻人初写论文时的常见缺陷，教我写论文不要过多介绍史实和背景，要注重把提出的问题论述清楚。他以自己刚完成的论文《论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为例（此文刊登于《暨南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3期），向我介绍了写作的经过，使我大略明白了大时空论题的写作要领。于是，我在大学的最后阶段完成了《论市场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历史作用》的修订，再次投寄到北京。在1984年第1期《世界史研究动态》的“研究与讨论”栏目中刊出，并由编辑加了提要。这是我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我兴奋地买了10本印有拙文的杂志分送师友，母校的老师给予了热情的赞扬。我在心中难忘的是李婵英老师当初的表扬鼓励了我深入思考，严钟奎老师热情而具体的辅导训练了我历史研究的学术规范与表达方式，为我今后的学习与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大概是受写《论市场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历史作用》的影响，在申报毕业论文题目时，我选了先秦时期的“重本抑末”问题，其中另有一个原因是我与古代史老师陈炯光先生的评价观点不一致，我想用文字来证明。

陈老师在20世纪50年代参加了民族调查，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族学研究。当时保持原始状态的佤族、拉祜族等少数民族，深居高山封闭地区，调查的过程充满了危险与传奇。陈老师是我进入大学后最早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之一。他讲的中国古代史先秦部分常以鲜活的民族学材料来证明，超越了教材，扩大了我们的视野。我们常爱听他讲当时在云南开展民族调查的经历，那些神奇而惊心动魄的故事特别令我着迷，使我在心中对民族学产生了兴趣与好感，对云南有了神往之心，为我以后的一段经历埋下了种子。

陈老师说话语气轻缓，面色和蔼，与我们交往时从不故作高深，常以我们习见的事例来解释历史问题，所以，我的通古今之变的认识首先来自陈老师的“明古今之理”。他的教学与闲谈，使我们明白了什么是历史学的智慧，他是我们最喜欢的老师之一。我毕业论文选“重本抑末”，并不是与陈老师“对着干”，而恰恰是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这正是暨南大学的校风内涵之一。

我的毕业论文导师是林乃燊教授。他对我的写作思路和观点并不反对，但对试图用西方的控制论和系统论作为论述框架提出了意见。这个意见对我打击很大，我当时颇为关注“三论”（控制论、系统论、耗散结构论），以为找到了一种理论解释的工具。林老师教导我，中国古代史研究可以用现代新理论的思辨方法，但不宜用这些新概念、新名词来论证，写文章要用通俗而精确的语言来表达。这对我日后也有很大的影响，明白了学习理论要学而化之，不以理论而标新立异。当时系领导对本科生的毕业论文相当重视，导师对论文的写作进展十分关心，还举行论文答辩会。陈老师参加了我的论文答辩会，在评议时提出了意见，我一一作了回答。最终我的论文《论战国“重本抑末”政策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与影响》被评为“优”，并于我毕业之后在《中国农史》上发表。在与林老师交往之后我逐渐知道了他的经历。1957年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曾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中国古代的烹调和饮食》，独辟蹊径地从古人的烹调和饮食中去考察中国古代的生产、文化水平和阶级生活。不料因文招祸，在当时的反右环境下，被扣上帽子遭到批判。后来他虽然主要从事先秦史和甲骨文研究，但他对中国饮食文化的开创性研究影响深远。20世纪80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文化史丛书》，常务编委朱维铮先生数次写信约稿，最终出版了《中国饮食文化》一书。或许我也受到了一点影响吧，我告诉林老师自己也发表了一些饮食史文章，他笑答现在不写啦。因此，师生相袭的传统确是一种自然规律，在耳濡目染中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学习老师的一点特长。虽然陈老师已经驾鹤西去，但我一直不会忘记他是我毕业论文的原动力之一，也一直没有忘记他做的汤勺鱼。

三

在大学期间受陈老师的影响，我对民族学和神话、民俗逐渐有了兴趣，毕业后回广州时也会去陈老师家聊天吃饭。一次，我与陈老师说到因受其影响也“进入”了民族学界，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刘尧汉教授联系较多时得知，他们也是相熟的同道。

刘尧汉是彝族人，出身于云南凉山彝族奴隶主家庭，在20世纪50年代曾据云南哀牢山一个彝村的实地调查写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一个实例》，此文被范文澜称许为“山野妙龄女郎”，一举成名。我认识“山野妙龄女郎”的主人缘起于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彝族天文学史》一书。这是我国第一本少数民族天文学史专著。因我自小喜爱天文，对此书深有共鸣。我看到后即与出版社总编辑程志方先生取得联系，通过他的引荐，我从1986年开始与刘教授通信交流。从《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中国文明源头新探》、《我在神鬼之间》开始，一一阅读“彝族文化研究丛书”。1987年我在上海《新民晚报》副刊“十日谈”专栏上，以“十月太阳历”为主题，连续发表了十篇文章，对扩大彝族文化的影响作了有力的宣传。我还撰写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新坐标——评介中华彝族文化学派和“彝族文化研究丛书”》，在《书林》杂志上发表，对此进行了积极的评论和介绍。此文深受云南方面好评，不仅被编入文集，评论文字还在日后介绍彝族文化学派的文章中被多次转述。1988年4月，正值楚雄彝族自治州成立三十周年，州政府特别邀请我参加观礼。我在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见到了刘教授。

他个高而清瘦，外表比实际年龄更显得苍老。那天下午的谈话不时被访客打断，在他的住处吃过晚饭后，他回到卧室，半躺在床头，我坐在床边的折椅上与他继续对谈。他时不时地拿起床边的长竹筒水烟，吹燃纸媒，呼噜噜地吸上几口。他向我介绍了个人往事，其充满磨难和九死一生的经历富有传奇色彩。面对这位中国著名的民族学家，他的故事令我十分感动和崇敬。一老一少在袅袅烟雾中对月长谈，过了子夜我才离开。因我是刘教授推荐的嘉宾，楚雄州副州长、文化局长特地到宾馆来看我，当面感谢我对彝族文化所作的宣传。我从第三者处了解到，刘尧汉是四百万彝族人中第一个取得研究员职称的学者，在彝区人们都尊称他为刘教授。如果外地人写信给他，只要在信封上写上刘尧汉教授，即使不写地址，邮局保证能送到。我也入乡随俗，以刘教授相称。

我在《新民晚报》上的“十日谈”文章曾被《人民日报》（海外版）以文摘形式转载了四篇，法国巴黎大学的赵思慧博士看到后推荐给了法国海外科学院院士乔治?耶格博士。这位世界历法专家对十月太阳历的发现非常关注，写信给《新民晚报》辗转与我联系，要我提供相关资料。经过研究后，耶格博士决定在法国海外科学院举行报告会和小型图片展，公开介绍十月太阳历。我将此消息转达刘教授，楚雄市政府上报云南省外事办公室，得到同意向法方提供照片和部分实物的批复，我在上海不断连线巴黎和楚雄，协调本次文化交流活动。1990年1月，乔治?耶格博士主持的报告和展览成功举行。这是十月太阳历在国际高等级学术场合的一次亮相，其价值和意义使沪滇双方深受鼓舞。当1991年我在楚雄与刘教授见面时，他对此给予了很好的评价。对我那几年所做的事深情地说：“这些非彝人所能为啊。”我也坦率地回答：“云南是我向往的民族之乡，您的事迹，您的研究真正打动了我。图书馆工作者的责任就是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宣传民族文化，我从中也获益匪浅。”此后，我与刘尧汉难有机会见面，但我始终难忘这段彝族文化之缘。2003年，我特地约请擅长表现民族题材的著名版画家杨忠义为我设计了一张藏书票，以彝族少女为画面，蕴含寻找“山野妙龄女郎”之意。2009年，我在北京最后一次见到87岁的刘教授，我们彼此都非常高兴。他老了，耳朵、眼睛、腰等都有疾病。我们在长沙发上紧挨在一起，手抓着手说话，他为我带去的藏书票题写了一句话：寻找山野妙龄女郎。

2012年11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学部委员、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终身院长、中国彝学泰斗刘尧汉，走了。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它是中国改革开放和高考恢复后，一代新人成长的时代，是中国人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发生巨大变革的阶段。“八十年代”作为历史的定格，成为一代人一种社会特征、一场思想变革的代名词，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从那个时代走过，体验过那个时代的气息；我从那个时代起步，受到了那个时代的哺育。所以，当我们尚未老去的时候，请记住那些曾经扶持过自己前行的人，以示我们人生的致敬。对我而言，那个时候的几位师辈长者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我，那些文字虽然只是茫茫人生之路上的雪泥鸿爪，但它承载了一片师生之谊，他们中有的已经走了，有的还健在，以此献祭那些已故去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