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家申泮文回忆杨石先时说：1937年南开园遭日军轰炸，他辗转赴长沙临时大学，在杨石先的帮助下得以转系复学。在西南联大最后一年，他的课业繁重，经济状况又陷入困境，硬着头皮向杨石先汇报自己的困难并请求帮助，杨石先马上安慰他说：“你有困难为什么早不来找我呢？”又问他估计每个月差多少钱缺口，关心地帮他计算了一下，说：“这样不是太紧张了吗？”最后杨石先给他开了一张凭条，着他每月到南开大学驻昆明办事处支取10元补助费，使他终于完成了学业。
1959年，申泮文前往援建山西大学，后在“文革”中被揪出，批为“申家村反党集团”的“村长”，遭受体刑。在这种困境下，申泮文走遍山西，对风化煤腐殖酸资源进行普查并绘制了一张分布图。这让1977年赴太原参观访问的杨石先为之叹息和动容，遂于次年底把他调回南开大学，使时年六十二岁的申泮文焕发第二次青春，为南开化学系重振做出了贡献。
行为世范，以行取信。抗战全面爆发后，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南迁至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在联大是一个大系，清华教授黄子卿、张子高、张大煜、张青莲，北大教授曾昭抡、钱思亮，南开教授邱宗岳、杨石先等名家荟萃，阵容强大。在大师如云的系里，系主任（先称教授会主席，旋改为系主任）是很难当的，而杨石先一直被推选为系主任。当时理学院在昆明北门外，而工学院设在城东南全蜀会馆及迤西会馆，与理学院相距约5公里。杨石先推甘就苦，担任工学院学生的普通化学课，每周两次步行到工学院，从不迟到误课。1943年10月，杨石先出任联大教务长，团结清华、北大、南开全体理科同仁。1981年，时任北大化学系主任张青莲院士回忆当年，感慨赋诗：“一成三户，我系两雄，安定团结，赖公折冲。”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杨石先赴美在印第安纳大学做访问教授兼研究员。1947年完成学术论文《中国抗疟植物鉴定》，因成绩显著被选为美国“化学荣誉学会”会员。是年底，当他准备回国之际，该校研究院院长以中国正在打仗为由挽留，但他婉言谢绝，毅然回到满目疮痍的祖国服务。1948年4月代理南开大学校长，拒绝国民政府“离津南飞”的要求，把南开大学完整地带进了新中国。
学以致用，“力行近乎仁”。1956年，杨石先副校长参加了“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会议后，听从周恩来建议，放弃了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改为进行农业化学的研究，接受了关系国计民生的农药研制的任务。1958年，毛泽东到南开大学视察，参观了杨石先带领师生们办起的“敌百虫”“马拉硫磷”两个农药车间。1962年，杨石先出席全国十年科学规划会议，被推荐任国家科委化学专业组组长和植保、农药、药械专业组副组长。他再次接受周总理委托，创建了我国高校第一个化学科研机构——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着重从事农药化学研发，占领了我国农药开发领域的半边天，填补了我国化学学科中的诸多空白。杨石先带领科研人员，经过数以百计的试验，研制出磷32、磷47、灭锈1号和除草剂1号四种农药，缓解了我国长期依赖农药进口的局面。杨石先为高校科技工作直接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做了有益的探索。
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水稻产区发生白叶枯病，造成严重减产。杨石先和助手们在不完整的实验室里，经一年苦干，终于研制出防止白叶枯病的新农药——枯叶净。攻克了白叶枯病这一水稻“癌症”，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严峻的粮食生产形势。
P1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