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测谎仪到摄像头，从安检到城管，从公捕公判到因言获罪，法治十年观察，备感路程艰辛。法治是一种许诺，“走在斑马线上是安全的”。可是，若不能真诚落实法治，斑马线将成为死亡线，死因则是对制度的信赖。这是国家和国民最不能承受的。在邓子滨著的《斑马线上的中国》一书冷静而富有感情的文字里，相信读者自会发现，法治还在艰难前行，法律人一直在为法治的启蒙而呐喊。

斑马线上遵守规则的程度，代表了国民尊重法治的程度。揆情度理，凡以法治为核心价值、为生活方式的地方，国民井然有序、守信有礼；凡属崇尚机变权宜的社会，只要人群聚集，便犹如流民般蜂拥挤占，先得为快。

邓子滨著的这本《斑马线上的中国》是《法治周末》2013年度“十大法治图书”，2013年度“十大影响力法学理论研究成果”，全民法治课堂，法学新生入门必读。讲述了中国法治故事。

第一辑 国家应当对国民的道德生活保持中立

 测谎 对精神的刑讯逼供

 汽车 安全带的自由

 二奶 不道德者的权利

 国家 应当对国民的道德生活保持中立

 禁烟 调低目标才有共识

 酒驾 新政尚需斟酌

 夭 个性车牌及电动自行车

 殇 绝不能出第二个孙志刚

 存在 不以身份证为前提

 捡到一分钱 构建法治之下的警察权

 镜头对准谁 从录像执法到执法录像

 执法环节 应确定在公众看得见并且有亲和感的地方

 警用手枪 转轮热议

 警察的子弹 应当是诚实的

 假发和法袍 不能确保正义

 推诿与迷恋 两非入刑

 保险与历险 帅英骗保

 假设与选择 该不该击落被劫持的飞机

第二辑 正义必须看得见

 保卫家园之一 不可攻破权利的最后堡垒

 保卫家园之二 和谐社区靠谈不靠打

 保卫家园之三 物业毁在“管理”二字上

 城管之一 全副武装的秩序

 城管之二 公正必须看得见

 惊悚 钟南山的收容观

 物议 喜欢淘汰别人

 救死 杀人自残者的救治问题

 扶伤 该不该给坏人治病

 罪与罚 老汉被判种树

 悲与凉 要求返回监狱

 勿求完胜 以司法理性对待悔罪

 医患关系 医院警务室利弊谈

 电瓶车 能否运营与号牌何干

 火车 提速是全社会努力的结果

 民间反扒 说到底是一个法律问题

 网络空间 给脆弱人性一个避风港

 特别费案 一场政治的法律游戏

 学会妥协 为犯罪架起后退的金桥

 拆迁 不宜投票解决

 民主 痛恨不正当的秘密

 设计 经济人的机智与法律人的忧虑

 安检 不应遵行秘密法

 矿难 不停地为生命的至高价值呐喊

 反家暴 知其不可而为之

 打老婆 殴妻也是一种文化

 视差 《东京审判》的遗憾

 色差 《色·戒》的诉讼

 引产 目的及其反噬

 冤案之一 昭雪的制度空间

 冤案之二 偶然与必然

第三辑 法律的精髓不是鼓励善而是禁止恶

 许霆风波之一 ATM机不是金融机构

 许霆风波之二 定罪量刑的几个关键

 好事风波之一 生命价值不因做了坏事而贬损

 好事风波之二 扭送致人死亡案

 好事风波之三 法律的精髓不是鼓励善而是禁止恶

 好事风波之四 扶危救难不是交通行为

 飙车 不是交通

 清空监狱 六十国庆宜行特赦

 枪匪 从“二王”到周克华

 公检法 理当国家垄断

 贪贿起刑点 维持现状为好

 宽严相济 刑事政策的跨越

 刑法修订之一 应当立意高远

 刑法修订之二 肯定与期待

 因言获罪 法治肌体上的痈疽

 公捕公判 无助于长治久安

 寻求正义 我们为什么需要律师

 人道主义 废除死刑的最终推动力

第四辑 寻求法治的生活方式

 期许 法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路检 如何让国民有亲和感

 盘查 如何让国民有尊严感

 武器和警械 警察使用武力的尺度

 行刑 时效考验法治

 法律解释 不能延缓立法完善

 答谢恩人 法理依据和义务排序

 被骗 因为相信天上掉馅饼

 碰瓷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中学教育 不能远离法治理念

 批评 之于法治的意义

 诉讼 如果没有刑事诉讼法

 刑法观 初反省与再批判

 阅读经典 2014社科法硕开学致辞

 父与子 孩子的教育，我们的未来

 吾儿十八寄语

附录 邓子滨、贺卫方、郭光东对话《斑马线上的中国》

共同度过（后记）

国家

应当对国民的道德生活保持中立

国家应当致力于创造社会和谐与国民幸福。

何谓和谐？经高人指点，“和”就是人人有饭吃，“谐”就是人人有话说。我很赞同，只想补充几句：光有饭吃还不够，还应允许吃品种多样的饭；光有话说还不够，还应允许说观点各异的话。好比交响乐，它的美妙悦耳来自不同乐器的多种音符，如果只有一种乐器不停地发出一种声音，那就不可能是和谐，而只能是噪声。

何谓幸福？我们无从给出公认的定义，但大家似乎都知道什么是不幸福。短暂的军营生活，可能是光荣的进而是幸福的，但若把全国变成兵营，让全体国民终身过军营生活，尽管有吃有穿，那也肯定是不幸福的。这种不幸福的根源只在于，它太整齐划一了。蓝制服本身并不难看，但若像20世纪70年代那样全国一片蓝制服，恐怕就不怎么好看了，那种状态想必不是民众乐于回归的。

更不要忘记，从蓝制服走向红裙子，不仅是一个艰难的思想解放过程，而且思想解放的急先锋竟是穿喇叭裤、蓄长发的年轻人。他们在当时备受争议，甚至屡遭围攻。专有一批道德卫士手持剪刀冲向他们，剪开他们的裤子，剪掉他们的长发。这些年轻人不仅投诉无门，而且还有被官方直接处罚的。

不要认为这只是很久以前的事，不久以前，警察抓夫妻看黄碟，走的是同样的路线。并且，被抓的夫妻为了讨个说法，也是备尝艰辛饱受折磨。我们不禁要问：黄碟上的那点事儿，夫妻之间是否可以做？如果可以做，为什么不能看？那些关怀他人床笫之事的人，不管他们怀揣着多么高尚的目的，总之是要约束他人床笫之间具体的娱乐方式，说到底，就是按照某种“正确的”方式进行某种他们极为看重的行为。

这时，我们突然理解了，李银河们并不是在支持某种行为方式，而是在反对某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就是：你跟我不一样，所以不许你那么做。尤其是当我是多数你是少数的时候，当我代表多数、代表“正确”的时候，更会发生围剿与歼灭。而围歼的理由却从来都是给作为少数的、不正确的你一顶帽子：毒化风气，荒谬无耻。李银河们从不认为，这种思维方式不能做对某件事，而是担心它一旦做错事，就不可收拾，就有回到“蓝制服”的危险。而这种担心，现在看来绝不是多余的。

道德上的是非优劣是可以争论的，争论不可怕，不要把国民当傻子，国民自会知道什么是德行。所以，国家不应为道德立法，不要企图用法律来推行或者捍卫某种道德，更不要以过去遗留的道德立法强力介入国民的道德生活。对道德生活的介入，往往意味着深入他人心灵，踏入他人家门，支配他人财产，甚至支配他人的自由与生命。这不正是我们经常耳闻目睹的吗！所以，在国民道德与国家权力的边界争端上，如果强者不自我克制，那就没有边界，因为整个领域都是强者的。

国家应当关怀的，不是国民的道德，而是民生民命；国家应当关注的，不是国民的奢侈品，而是必需品。而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更应当有个“动用理由的阶梯排序”，换言之，在无力救济拆迁自焚的时候不应当用力于淫秽物品，在肃清官员贪腐之前没有理由把社会目光引向聚众淫乱。

对于挑战道德底线的少数人，国家和社会应当抱有宽容的态度。挑战者的确不一定代表道德的演进，但扼杀挑战者却一定会窒息社会的自由。想想意大利电影《天堂影院》里被神父剪掉的“淫秽的”接吻镜头，几十年后被重新拼接起来，竟然是一个个令人感动落泪的美好瞬间。

P14－16

《斑马线上的中国》初版以来，蒙师友和同仁多方鼓励认可，不期而然跻身2013年度“十大影响力法学理论研究成果”与“十大法治图书”。我想，首先要感谢陈兴良老师、贺卫方老师和郭光东先生的联袂推荐，其次要归功于我妻张兵言为心声、情见乎辞的后记《共同度过》；最后要欣慰于当初的一种坚持，保住了“斑马线上的中国”作为书名。以斑马线观照国家法治，具体而生动，容易推阐开解，所谓“剖一微尘，出大千经卷”。

斑马线上遵守规则的程度，代表了国民尊重法治的程度。揆情度理，凡以法治为核心价值、为生活方式的地方，国民井然有序、守信有礼；凡属崇尚机变权宜的社会，只要人群聚集，便犹如流民般蜂拥挤占，先得为快。严格遵守规则，在国人看来实属弱智，突破规则而又不被逮到，才叫作聪明老练，以致竞相效法，习非成是。破解中国问题，几千年来反复失灵又反复适用的方法，就是看情况，特事特办，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重在取利当前。而与此判若云泥的思维方式是，通过遵守规则来寻求长远效果，比如斑马线、红绿灯。

这也正如中医与西医的差异。西医从临床实验归纳出适于大多数人的药方；中医循袭前辈经验，辅以个人领悟，强调即使病症相同，用药也应因人而异。薛宝钗与林黛玉都感冒了，西医会用一种药，最多是剂量不同；中医则用各异的药，因为两位小姐体质不同。显然，中医在此高明许多。可问题是，中医之高明，端赖一位良医。晴雯尚且碰上胡庸医乱用虎狼药，普通百姓运气又会怎样？西医当然也需要良医，庸医也照样致命，但西医的可贵在于不容易出庸医，即便出了庸医，也不容易给出虎狼药，因为它有更可靠的用药规范。

所以我坚信，法治，说到底是一种规则之治，它优于其他各种社会治理模式。法治同归而殊途，中国大陆的法治提升可以从斑马线开始。因此，《斑马线上的中国》也有理由更完善些。概括起来，读者对本书的批评有两方面：许多问题只是点到为止而未能展开深入；一些篇章出现重复内容。前者主要因为编辑们迫于某种压力不得不主动删削某些文字以至段落；后者主要发生在有关律师和死刑的两组文章中。因当初成文发表时先后针对不同事件，虽各有侧重，但基本立场一致，故难免相似乃至重复。此次增补，整合重写了律师与死刑两个话题，使之更加简洁精当。当然，也损失了很多接地气的语境感。

2013年9月8日下午，凤凰网在北京朝阳大悦城单向街书店为《斑马线上的中国》举办了读书会，贺卫方老师和郭光东先生抬爱捧场，惠赐了精彩发言。现场座位不够，那么多听众几小时一直站在那里倾听，令人感动难忘。现将录音内容压缩整理成文，附于书后，相信读者有兴趣了解当时的思想交锋。此外，2014上半年又给《中国法律评论》《律师文摘》《法治周末》写了十几篇文章，补入本书后，为了保持原书脉络与风格，将新近之作集中增编为第四辑，题为“寻求法治的生活方式”，算是对法治未来的一份期许。以上为2015年精装版序。

2016年5月，法律出版社高山君来电告知，精装版畅销，接近售罄，正策划“精装增补再版”，问一年来有无新作。于是欣欣然将2015年发表在《读书》和《中外法学》上的两篇补入。高山君又建议另写新序，以凸显新书新貌。不过我还是决定续写原序，使原序中的想法说法得以贯通延续。《斑马线上的中国》自2013年面世以来，各种交通乱象并未得到有效治理，也几无改善迹象。而整饬“中国式过马路”的种种呼吁，不是因收效甚微而偃旗息鼓，就是因“抹黑中国”而不了了之。聊以自安者，读书人只负责批评，不负责构建。改造与建设是官员的事，只有他们才有实力。一本书又能改变什么呢？

观察思考让我确信，斑马线上的秩序不是自觉自律就能形成并维持的，只能靠执法者严格的法律实施。“法律是一个要由警察力量实施的规则体系，它要求一种施加强制的能力。一套没有强制的规则，像一份公理清单，并不构成法律。”［美］彼得·德恩里科、邓子滨编著：《法的门前》，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137页。法律必须执行，否则就形同儿戏，不如没有。没有法律，就没有人因违反法律而占尽便宜，也就没有人因信赖法律而被撞死在斑马线上。

执法重点始终不在斑马线上，可归因于这样一种执法理念，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我们每年都在遴选各种英模，而不注重宣传守规则的普通人，似乎在说，只要有朝一日成为英模，眼下的逆行加塞、随意躺卧、乱丢垃圾就无可厚非了。所以我们一方面痛恨巨贪，主张重刑，另一方面却怠于从制度源头上防微杜渐；一方面户户铁窗防盗，痛打小偷，另一方面又同情“捡”“拿”甚至哄抢他人财物的人，声称换作自己也会那么干。

以“小错不问，大罪重刑”为执法理念，其结果只能是“小恶积习，铸成大错”。恶性交通事故都是某些未能及时纠正的不良驾驶习惯造成的，因此，惩罚之有效，不在于严厉，而在于及时。如果说守法是一种美德，那么这种美德并非自然生成，而是由于规训约束而成为习惯的。斑马线上的秩序是法治状态的缩影，而获得并维持这一秩序，只能靠长期的强制养成。

邓子滨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2016年8月13日

共同度过

这是一本短文集，在作者看来算不得学术，不足以劳动师长作跋，于是我有机会写出自己想说的话。这本书是子滨过去10多年的思想印记，更是往昔30年的生活累积，而我是这些印记和累积的见证人。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困难，要坚信，要坚持，更要坚守，“不要高估一年能完成的，不要低估十年能实现的”。

我和子滨16岁相识，那是1982年，至今已过30年，时光如白驹过隙，似水流年，一去不回，可那些珍贵的回忆留了下来。子滨个子不高，长得不帅，不符合我少女时代梦中情人的标准，因此让子滨苦苦追求了许多年，真是不好意思。直到他上了公安大学，我才回心转意，我们才鸿雁传书。他的一封封来信，让人脸红耳热，心注不释，我至今仍然相信那是人间不曾有过也不会再有的情话。1989年子滨大学毕业，因为当年的风云际会，不能留京就业，被分配到哈尔滨市警校。在他的大学同学看来，警校不是个令人艳羡的地方，省厅、市局才是人们向往的。

那时子滨是个穷小子，母亲怕我以后的日子受委屈，不支持我的选择，拗不过我的一再坚持，才不得不同意我们交往。1991年，穷得只剩爱情的我们非常渴望结婚，可没有房子。多亏好心的同学借给我们一个房间，让我们得以完婚，不过时间很短，只在那里度过了半个蜜月。

然后就是漫长的居无定所的复杂记忆：先是住进我父母的一处旧房子，正值隆冬，室温零度以下，我当时怀着孕。不过不怕，那是一个相信爱情的年代，凭着爱情的力量，仗着年轻的热力，我们彼此温暖着度过严冬，也享受着我们心灵的春天。

春天真的来了，妹妹要结婚，我们又得搬家。眼看我产期将近，可我们真的无处可去。儿子要降生了，子滨下决心让儿子有个家。他和公婆一起，用双手在原有的平房上硬是加出了二层——当然是“违法”的，随时有被强拆的危险。现在想来，真有些不敢相信，我们第一个自己的小窝是子滨亲手盖起来的。1992年我们有了儿子，愚人节生的。日子按部就班地过着，虽然拮据，但儿子带给我们的快乐抵得过一切烦恼。

北京的大学生活或许让子滨有了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觉，哈尔滨警校好像容不下他了。他想继续求学，警校死活不同意。偶然有机会调到省人事厅工作，并且借调了9个月，可警校就是不放人。在那个年代，卡住你的人事档案，就是掐住你的人生命脉。

于是子滨提出辞职。那是1994年，我猜子滨是第一个辞去警察身份的人。

困难比预想来得快，并且没有预想的好克服。我一人的收入，勉强支撑了一个家。孩子才两岁，公婆任劳任怨地帮我们带着。我上班，子滨在家或到省图书馆复习备考，晚上给人替班开出租车，下半夜才回家，只挣一二十元钱。后来，他晚上跟我一起在大街上卖羊肉串——当然也是“违法”的。我们哪里是做生意的料，卖不出的羊肉串就只好自己吃了。

这期间，子滨考取了律师资格，没有案源，连律师注册费都挣不出来，却偏偏要圆他的北大梦。连考两年北大法学硕士，成绩都够的，但需要自费3万元。我们哪里有这么多钱，只好放弃。其问，子滨顶着巨大的压力坚持着，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垮掉，不论风霜雨雪，每天跑一万米。我内心着实矛盾而痛苦，周围富裕生活的诱惑，父母的不理解，让我疑惑以至动摇。

这时，公安大学的李文燕老师亲笔写来一封长信，鼓励子滨。还要感谢黄华平、杨忠民、徐武生等诸位老师，因为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1997年子滨又回到母校，成为公安大学第二届硕士研究生。这距离他1985年成为公安大学法律系第二届本科生，整整过了12年。拿到硕士录取通知书，我哭了，我的老父亲也流泪了，“太不容易了”！我们终于又看到了希望。

接下来是怀着新希望的奋斗，也进入新一轮的漂泊。1997年5月，我辞去原来的工作，随子滨到北京打工，开始了“北漂生活”。我们在西八里庄租了一间6平米的房子——实际是房东搭建的棚屋，没有窗户，进门上床。1997年北京的酷暑让1992年哈尔滨的严冬显得微不足道。身体可以相互取暖，却无法相互纳凉。晚上热得不行，就到八一湖边，坐在水里，让水没过胸口，凉透了再回去睡觉。

……

子滨写报刊评论始于2001年，当时他在《南方周末》上撰文抨击测谎仪，引起媒体关注。用平实的语言解读生活日常小事，是子滨擅长的，也是他刻意追求的。当然，长久地坚持宣讲一种道理，会引起秉承另一番道理的人的反对以至痛恨。“法律的精髓不是鼓励善而是禁止恶”刊登后，“乌有之乡”网站上就有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其实，我也不太同意他这篇文章的观点，但我理解他的想法。他绝不是反对人们做好事，他自己就是个热心人。他只是想说，在马路上拦惊马固然是英雄，但我们社会更需要在马路上守规则的普通人。面对反对的声音，面对网络上人身攻击性的语言，子滨告诉我，他真心支持一个各抒己见的言论环境，挨骂是好事，正说明你说到了他的痛处，也说明言论是自由的。

与子滨相处日久，我发觉法律人的想法确有不同，而且我相信报刊上的“千字文”写起来并不容易，有时比几万字的学术论文有更大的社会贡献。由于诸多限制，子滨的很多想法不能完整表达，只能点到为止。有时，他的语言太过简约，因缺乏起句和过渡而语感突兀，这是我不很满意的地方。

七八十篇文章汇集于此，大致可以看出我们国家过去10多年法治发展的脉络，“斑马线上的中国”很符合这本书的内容。斑马线象征着法治的承诺，也诠释了现实的无奈。

子滨是山东血统、北方成长，略显粗犷，脾气上来还有点儿粗蛮。好在他知道自己的毛病，说自己是大杂院长大的野孩子，这辈子成不了绅士了，不过“一直在努力改过自新”。其实我知道，他内心严谨、细腻，对现实的某些不满，反而说明他像个大男孩，有不切实际的浪漫和理想主义。警察、出租司机、摊贩、律师、法学研究员，这些不相干的身份很难让人想到是一个人……嫁给这样一个人有许多辛苦，不过还是蛮有趣的。

张兵

北京广安门外寓所

201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