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巴约尔编著的《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全方位揭秘纳粹德国腐败与反腐的历史，填补纳粹制度史研究的空白，徐贲作序，揭示极权体制下腐败的成因，本书填补了自汉斯蒙森以来在第三帝国制度史上研究的空白，令人难忘的描述，尖锐的评论，丰富的事实：一部出色的著作。

弗兰克·巴约尔编著的《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介绍：纳粹起家的一个道德号召就是要铲除魏玛共和国的腐败，但是纳粹自己也没有在德国建立起清明的政治。第三帝国的腐败是成体制的、自上而下的全员腐败。纳粹政权以腐败手段谋求体制的稳定，因此腐败行为受到纳粹当局的默许。即便少量腐败行为遭到了制裁，也只是为了纳粹党内小团体党同伐异的政治斗争的目的。弗兰克巴约尔查阅了大量的庭审记录、新闻报道、党内报告等历史资料，他的研究揭示了纳粹德国的自我毁灭之路。

引言

1 有组织的自怜自爱与提携同党

 1933年后对“老战士”的“补偿”；对党员的庇护和赞助

 赠礼、特别基金和小金库

2 第三帝国腐败的核心领域

 纳粹党及其各组织内部的腐败

 狩猎、别墅、劫掠艺术品：纳粹精英阶层的生活方式

 “土匪省”和“丑闻西亚”

 集中营系统与腐败

3 反犹与腐败

 反犹暴力和个人的中饱私囊行为

 “雅利安化”是腐败的结晶点

 大屠杀与腐败

4 反腐斗争及其局限

 政治上对反腐的利用

 独裁的体制问题

 朋党之交、门阀统治与官官相护

 战时的丢车保帅

 “打死苍蝇……”：亚诺夫斯基案

 “……放走老虎”：内特林案和马尔迈斯特案

5 腐败与“民意”

结束语

致谢

附录

第三帝国的总年薪水平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

译名对照表

有组织的自怜自爱与提携同党

总的来讲，这种象征意义的、修辞上的对牺牲的描绘绝不仅仅是宣传的一个手段，而且与纳粹党内“老战士”的态度和自我认识非常相符，这的确令人吃惊。彼得·默克尔在最早的一批关于早期纳粹党人的心态的研究中已经指出，“老战士”们将自己密闭在一个政治的、敌对主流社会的世界里，投射出对“体制”的共同仇恨，表现出了惊人的“心理的边缘感”，其表现形式为：缺乏个人的安全感、顾影自怜、偏执狂。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活跃的纳粹党人的社会流动性非常惊人，大多数人都受到了挫折，这就更促进了他们的固有心态。这种“社会矛盾”也使得很多纳粹党人无法在社会中找到明确属于自己的环境，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生存在“不同社会阶层的夹缝里”，就像马蒂尔德·雅明从冲锋队干部和成员的例子中指出的那样，因此特别容易受到纳粹党的团结口号的吸引。仪式化的党组织生活不仅给党员们带来了一种集体归属感，还给党的活跃分子们指明了他们的社会处境的政治意义，尤其是活跃的纳粹党人成了共和国“体制”的牺牲品，他们由于献身于纳粹“运动”，持续地遭受虐待和打击。克里斯托弗·施密特在对纳粹党“老战士”的生平所做的研究中，把这种将纳粹党人视为牺牲者的观点(正是这种观点使得纳粹党演化成了一个自怜自爱的政党)作了精妙的分析：“按照这种描述，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因为是纳粹党员而在职场或工作单位受到了歧视。特别是较年轻的和年纪较大的人谈到了自己为纳粹运动所做出的‘牺牲’。讲述自己生平故事者中有约30％的人认为，自己在一生中遇到的经济危机是他们的纳粹党员身份造成的。其中一部分人讲述自己在完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始终遭到迫害和追踪，这已经接近了疯狂的妄想。”从这些故事中也可以看出，“老战士”们已经把纳粹党官方的观点和说辞牢记于心，滚瓜烂熟。

在“斗争年代”，这种对纳粹党员遭受迫害的描述促进了“运动”中同志们的和衷共济，将党的活跃分子们拧成了一股绳：而在纳粹党夺权成功之后，这种观点更使得党员们充满了期望——简直是从世界末日中得到拯救的希望。党员们因为自己的政治活动而在共和国时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现在纳粹党掌了权，将采取政治措施对这些党员蒙受的冤屈和苦难进行补偿，对他们精神上的投入给予物质上的奖励。这就是纳粹党的提携同党和任人唯亲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1933年之后，纳粹党领导层就是用这种政策来满足追随者们的期望。在党的节庆日上，官员们要承诺为“老战士”提供物质上的资助。“每一个负责人都要确保，不能让任何一个老同志生活上出现困难。……供养老同志的物质条件必须筹措齐备。”鲁道夫·赫斯在一次向纳粹党各省和县书记所做的讲话中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但是，1933年之后的提携同党和任人唯亲并非仅仅源自于纳粹党人做出的牺牲和得到的“补偿”，而是扎根于纳粹党运动的结构深层，在1933年以前很久就已经成形。由于纳粹党没有体制化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平衡机制(它们是通过诸如讨论和表决等手段建立起来的)，尤其是完全缺乏党内民主和选举(它们是统治权合法化和权力监督的重要元素)，因此纳粹党运动就变成了一个四分五裂的大杂烩，由各种派系和门阀掺杂而成，既不受到任何权力监督，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负责。对一个党员的地位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他与直接上级的私人交情，以及他在党内人际关系网中的地位。私交和派系组成的党的次级结构比正式的组织隶属关系和等级制更能决定党员之间的关系。P15-17

极权体制下的纳粹腐败和反腐

徐贲

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格伦伯格在《十二年帝国：纳粹德国的社会史，1933一1945》一书中写道：“腐败实际上是第三帝国的组织原则。但是大多数德国公民们却不仅忽视了这个事实，而且还确实把新政权的人物当作是在严格地奉行道德廉洁。”纳粹是以严厉抨击和反对魏玛共和国腐败来获得道德号召力的，它“把民主即腐败的信念植入了德国人的集体意识之中”，但是，与纳粹自己的腐败相比，“魏玛时期的那些丑闻不过是政体的小小污点而已”。①德国历史学家弗兰克·巴约尔的《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2001年2月在德国被评为最佳图书，下简称《纳粹的腐败》为我们充分了解纳粹的腐败提供了翔实的历史资料和深中肯綮的政治分析。

巴约尔在《纳粹的腐败》一书中通过揭示“政治上的恩主一门客结构”即“希特勒体制”来透视纳粹党国多样化的腐败。这个结构的顶端就是希特勒，它“将身边的人的道德败坏作为犬儒主义统治手段的基础”。巴约尔强调：…希特勒体制’并非凌驾于数量众多的思主一门客结构之上，而是与其在同一个层面上共存，这些结构在纳粹体制中是横向发展的。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各省的‘诸侯’们，他们一般都控制着完善的小金库和基金会的系统，这系统既不受纳粹党总财务官的监管，也不受国家的中央权力的控制。虽然希特勒的权力足够强大，地位足够巩固，能够约束住腐败的封疆大吏们，但是元首在面对腐败问题时却非常冷漠(这很能说明问题)，即便是罪恶滔天的封臣也能保住自己的位子。”不经自由民主选举的专制提拔制度必然产生这样的恩主一门客政治权力结构。这是一个复杂的权力与利益结合的网络，使得它的任何反腐努力只能取得暂时的效果。腐败越藏越深，就连有的反腐办案人员也涉入腐败，如格伦伯格所说，第三帝国腐败的特征是越埋越深的腐败和越反越腐。

纳粹的“恩主一门客结构”是当代政治性腐败和反腐研究所重视的“主管一代理困境”(principal—agentdilemma)的一个特例。“主管一代理困境”解释模式被用来解释不同形态的腐败，用它来分析极权体制下的腐败和反腐是同样有效的。

“主管一代理困境”是美国政治学家爱德华·班菲尔德在《政府组织中的腐败特征》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后经其他研究者的调整或扩充，成为分析腐败和反腐的一个常用模式。②这个分析模式被用于多种不同的主管一代理关系，如公司经理(代理)与股份持有人(主管)、非民主制度中的任命官员(代理)与高层统治者(主管)、民主制度中的当选官员(代理)与选民(主管)等等。相比起分析民主制度中的腐败来，“主管一代理困境’’更有助于揭示极权腐败(包括它“腐败的反腐”)的实质。这是因为，在极权体制中，谁是“主管”，谁是“代理”，以及一级一级以任命和党内任人唯亲来形成的主管一代理关系，要比在民主制度中清楚得多。它也起着在民主制度中不可能的党国全方位统治制度构建作用。

“主管一代理困境”是一种从利益和功利关系来分析腐败和反腐的方式。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者罗伯特．克里加德在《遏制腐败》一书中指出，主管一代理模式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而“只是一种启发式的分析，……它的目的不是结合历史、文化和宗教的因素，得出为什么有的社会比其他社会更腐败的结论。不过它确实提出了一些有用的假设，用以说明造成腐败行为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它还能提示有哪些方式可以用来遏制腐败”。①遏制腐败的方式包括民主政治、公平竞争、公正选举、信息透明、分权监督等等。纳粹统治的极权专制是不可能采用这些方式来反腐的。因此，正如理查德‘格伦伯格和弗兰克·巴约尔都指出的那样，虽然纳粹经常反腐，它的反腐既打老虎又打苍蝇，有的还相当严厉，但注定要归于无效。

用主管一代理困境来分析腐败，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人性考量：“代理如果觉得腐败对自己利大于弊，他就会腐败。”②腐败是一种个人对利害权衡的结果。一个官员有腐败(受贿)或不腐败的选择。如果不腐败，他能得到一份回报(工资收入和待遇)，他还能享有清廉的道德满足。如果腐败，他可以从受贿和贪污中捞到油水(油水当然有大有小)，但也冒着因贪腐败露而受惩处或丢官的风险。而且，他还得为贪腐付出道德恶名的代价。

克里加德指出，贪腐者愿意冒什么风险或付出什么道德代价，取决于他的道德和良心标准，也取决于“他的同伴或同事是怎么做的……他如果身处于腐败文化之中，又不择手段，那么，腐败的道德代价对他来说可以接近于零”。①也就是说，他根本不会在乎什么恶名不恶名。腐败的官员往往把贪腐败露和被惩处'-3作最大的危险和代价，惩处可能包括丢掉薪俸或工作、名誉扫地等等。决定一个官员不贪腐的经常不是道德觉悟，而是‘‘得不偿失”的利益考量，这是“代理”对腐败问题的基本思考方式。

然而，“主管”一方对待腐败则另有其他考量因素。首先，主管必须尽可能真实地了解代理究竟是在尽力为自己办事，还是在暗中谋取私利。代理谋取私利有时会给主管带来“负外部效应”(negative externalities)，使主管的利益“受损”。严重的受损会令主管威信扫地、损失进项、无法进行优胜劣汰的选拔，乃至丧失政权(亡党亡国)等等。克里加德指出：‘‘如果在现实生活里存在腐败，那么主管便无法断定代理所做的事情有多少是为他在尽力。要更好地弄清楚代理到底在干什么，主管需要付出相'-3的代价。”②

这就有了主管一代理困境的第二个问题：他们双方所掌握的情况信息是不对等的。主管不能相信代理所说的话，因为代理会谋取私利而误导或隐瞒主管。越是能力强的代理就越是有可能这么做，巨贪的官员经常是一些能吏。主管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在任用代理时必须不断在要求“诚实”一些和要求“能干”一些之间进行权衡。主管有自己的权力利益，为了稳固权力，他需要反腐。但是，他真正在意的并不是官员的道德纯洁，而是保证他自己的统治利益。克里加德指出，只要官员腐败不直接有损于主管的统治权力利益，主管所做的无非只是根据具体形势需要，调整“最佳代理办事行为和最合适程度腐败行为”之间的孰轻孰重。①在腐败问题上，希特勒和他的“封臣”们之间的主管一代理困境是很明显的。希特勒需要那些封臣们，因此可以容忍他们的“适度”腐败，这是他在最佳代理办事行为和最合适程度腐败行为之间所做的政治利益选择。

……

本书填补了自汉斯蒙森以来在第三帝国制度史上研究的空白。

——《南德意志报》

令人难忘的描述，尖锐的评论，丰富的事实：一部出色的著作。

——《法兰克福评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