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富编著的《雪泥鸿爪--汪积功人生散忆》为汪积功先生的传记文章。该书记录了汪先生的家世,少年时代，求学历程，内战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和三年困难的人生历程；该书还浓墨重彩地讲述了其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因与国民党高层连战的亲属关系而为统战工作而做的大量工作。

李新富编著的《雪泥鸿爪--汪积功人生散忆》能够通过透视近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和时代嬗变，透露其中隐藏着的是非得失，让年轻一代能够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透过这本书，让人了解、理解和品位一个旧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及他们的刚正的秉性和超群的品质。

引子

一、出生于动荡之秋

二、身逢乱世任沉浮

三、启蒙于家庭私塾

四、成长于少年时代

五、求学于战乱之中

六、烽火中参加高考

七、硝烟中浙大生活

八、刻骨铭心的爱情

九、志同道合结连理

十、门当户对说王家

十一、校长竺可桢的印象

十二、浙大同窗忆薄冰

十三、怀念恩师梅光迪

十四、浙大好友记忆

十五、心底默默悼陈妈

十六、浙大情怀系一生

十七、抗战胜利的忧虑

十八、省家重庆喜相逢

十九、栖身译员培训班

二十、供职中央通讯社

二一、山雨欲来风满楼

二二、相见亦难别亦难

二三、服从调配到严中

二四、宣传抗美援朝

二五、卷入右派旋涡

二六、风雨如磐夜漫漫

二七、冰雪消融见青天

二八、致力于民盟发展

二九、躬逢良时寻亲情

三十、赴台相聚祭双亲

三一、云雾笼罩海峡间

三二、追本溯源说连氏

三三、上海欢聚幻也真

三四、再度重逢谨相邀

三五、暮春三月下杭州

三六、金风玉露又相逢

尾声

后记

附录

石鼓路历史悠久，1872年来自上海租界的法国传教士在石鼓路栽下了一批“二球悬铃木”(也称法国梧桐)，成为这一带的林荫道树，这是一种落叶大乔木，高30余米，树皮光滑，大片块状脱落；嫩枝密生灰黄色绒毛；老枝秃净，红褐色。宽度与长度约相等，在冬春季节，法国梧桐的叶子，随风飘落，发出沙沙的声响，路面也铺满了一层金黄色，颇有一种特别的味道。

就在这条路的尽头，有座汉西门，门的边上有一座富丽堂皇的旧时王府，据当地人说，这是太平天国时期留下的未被清兵毁灭的王府。如果说皇宫是威严端正、大权在握，是“大哥”的话，那么，王府便是锦衣玉食、华贵有余却只能是居于其下的“老二”。但这座王府因为是太平天国将领所建，其建制规格却比清廷规定的规模要奢华得多，不失其极尽奢侈的不凡气度，楼阁嵯峨，粉墙黛瓦，屋顶造型是歇山顶式，屋脊有神兽盘踞，屋外是砖雕瓦饰，屋内雕梁画栋，到处充溢着霸气，显得威武不凡。整座豪宅占地十余亩，后进外面有一座花园，花园内碧树芳草，鸟语花香。但随着时代变更， “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如今已经成为了 “汪府”。府邸大门门房两间，轿夫休息室二间，轿厅一间，大厅一间为一组，坐北朝南，大门临石鼓路，后门接汉中路，住房五进七开间。庭院深深，花香缕缕，二、三院间种一株大梧桐，一棵紫槿、一棵丁香，春天，满院繁荫，花香阵阵；最东边是一座小楼，楼下两大间为藏珍善古本的书房，二楼两大间，一分为二，内间是家庭教师生活起居之所，外间是汪氏儿孙读书的私塾；最西边是花厅，花香弥漫、花木扶疏，太湖石堆砌而成的假山，嶙峋起伏，巧夺天工。

汪府的主人是汪正联(字捷三，又字节山)，一位成功的工商人士实业家。他是清末民初的日本留学生，他看到中国积贫积弱、受列强欺凌的现实，看到百业凋零、民不聊生的现状，听到八国联军横行京城、烧杀淫掠的事件和中日甲午海战的惨败，这一切都深深地刺痛他那颗殷殷的爱国之心，激励着他那拳拳的报国之情，他也深受当时“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懂得只有国家富强，民族才有振兴的希望，百姓才能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当时，宣扬实业救国论的主要是：在国内以张謇、汤震等为代表，在国外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他们宣扬实业救国论，都具有对抗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康有为在1905年就把振兴实业、讲求物质说成是“救国至急之方”，攻击革命派的“自由、革命、民主、自立之说”，是所谓“毒溺中国之药”(《物质救国论》)。

辛亥革命时期，各类报刊也竞相宣传“实业救国”，并提出国家振兴实业“要道”：改良各种行政机关、调整和统一度量货币、疏通货物流通渠道、收集才智之民归实业界、制定特别保护奖励法规，提出要扩大出口贸易、实行关税保护政策等具体办法，从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实业救国”理论。在这样的形势感召下，作为传统书香门弟出身的汪正联来说，忧国忧民，爱国爱乡，是他骨子里与生俱来的情愫。他从小就十分欣赏晚清学者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尤其是孙中山提出的“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从前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主张，更使他觉得 “实业救国”的时代已经到来，因而心里默默地下定决心，好好学习外国先进的科技，学好本领，报效祖国。在日本期间他虚心学习电气理论，认真钻研电学知识，学成之后，就本着“实业救国”的梦想，怀揣着真才实学和造福于民的愿望，回国积极参与实业，先后任上海闸北、浦东电厂工程师，南京、徐州电厂厂长，一生干工业。

P4-5

汪积功是我高中时的英语老师。从1957年秋第一次与汪老师见面至今已有50多年了。随着岁月脚步渐渐远去，当年风华正茂的他，一位青年教师，而今已是年过九旬的老人。尽管时光锉刀可以悄无声息地锉平每一个人以往的风姿容貌，但很难锉去彼此间沉淀凝聚起来的深厚师生之情。莘莘学子对老师的教育之恩总是难以忘怀的，在教导我的众多老师中，汪积功老师留给我的印象最深刻，对我的启迪也最大。他不仅给予我知识学问，而且还教会我许多做人处事的道理。我们之间不只是师生关系，我转业地方工作之后，彼此之间又多了一层工作上的联系。因为汪老师一生除了教学外，还长期担任民盟建德市委会主任、建德市政协副主席、省政协委员等，他还是我们的台属。正是这样，我们有了更多的交流和联系。我每每去家乡建德时也总要抽出一些时间拜访汪老。一见面一打开话匣子，往往就刹不住车，谈师生情谊，谈各自经历，谈共同感兴趣的人和事。而谈得最多的是工作，诸如祖国统一、两岸关系、台湾形势等方面的话题。这时汪老兴趣特浓，情绪也易激动，真是心潮澎湃，滔滔不绝，给人留下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愫。这时即使已是更深夜半，也难以使你中断“会晤”。就是在送别的路上也时不时地会停下脚步再叙上几句。也难怪，他的确有话可说，有感可发。

汪积功老师祖籍南京，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父亲在晚清时曾留学日本，回国后担任工程师，在上海、南京、重庆等地从事电力事业。母亲出身书香门第，是传统典型的贤妻良母，以相夫教子为己任。在这样的家庭熏陶下，汪积功老师的兄弟姐妹6人，个个都是大学生，有的在国外留学深造后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大多是教授学者，也有的在台湾省航空界服务。

汪积功老师本人在父辈教育下，用功读书，从小喜爱中国古典文学。中学时代又爱上外国文学，立志以教育救国，想成为一名教育家。1940年他如愿以偿，考上了浙江大学外国文学系，从此与英语专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新中国成立后，相继在诸暨、建德等县三个中学当过英语教师，一干就是25年，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因为英语学得好，浙大毕业后，适逢国共合作抗日，汪积功报名考试经录取任在华美军翻译，后又在国民政府中央通讯总社做编译工作。加之1949年父母兄弟姐妹都去了台湾，1957年反右期间，右派分子帽子也“历史地自然而然地”落到汪积功老师的头上，一直到1978年才平反摘帽。后来汪积功老师不无风趣地说：“像我这样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这样的家庭历史背景，这样的经历，在当时的形势下，不当‘右派’，舍我其谁?后来又遇上十年浩劫，雪上加霜，先后在劳改农场改造了20多年。”面对这一历史插曲，汪老总是泰然自若，一笑了之。“俱往矣”，他话锋一转说，“作为一个公民，不能为此耿耿于际，应该谅解祖国这点过错，况且如今已经得以平反纠正了嘛。如今祖国政通人和，繁荣昌盛，我有幸能躬逢盛世，也是我的福分，应该为祖国母亲尽‘孝’，多做点事”。

汪积功老师跟我谈起过，有不少同事朋友曾问过他，解放前夕，为什么不跟随家人去台湾?他说，“人各有志。的确，当时有条件跟着国民党到台湾去，但我留下了，选择了跟着共产党走，至今我无怨无悔”。他说，“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无法自我选择的，而作为一个成熟的青年，要走什么道路，是完全可以自由选择。我能选择一条实践已经证明了的正确道路，还得感谢两个反面教员：一是日本帝国主义，是他们罪恶侵略行径，血与火的教训：在抗战时期，我亲眼目睹了日本鬼子烧杀掠夺，经历了武汉、重庆日军大轰炸，看到祖国山河破碎，同胞血肉横飞，日本鬼子用铁蹄、刺刀、飞机、大炮给我上了一课，使我深深领悟到一个基本道理：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我?贫穷就落后，落后即挨打。只有祖国强盛了，民族才有尊严，才有希望。只要国家强盛，人民幸福了，我个人的贵贱穷富又算得了什么!二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腐败，搞得国家贫穷落后，民不聊生，使我深信旧社会必然灭亡，新社会必然胜利。一个光明、充满希望的新中国必然会诞生。他说，这些都是在浙大读书期间以及毕业后步入社会读了一些进步书刊，接触了一些进步人士，才令我对国家前途与命运有了深远的认识，作出了正确判断。从而也坚定了要跟共产党走的信念。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所走的路，我始终认为这一抉择是对的。如今再看看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以及感觉到党的博大胸怀带给我的温暖，我对共产党没有埋怨之心，只有感激之情。”

四

我第一次见到汪积功老师，他还不满40岁，看上去很精神干练，穿一件藏青色的中山装，仪态潇洒。留着向后的大背发，两眼炯炯有神，很有点名士风流的气派。他的身材虽然魁伟，但体态匀称，给人有一种增之一分太高，减之一分则太矮之感。不知怎的，总觉得与其说他长得帅气，不如说他长得有风度更贴切，是一位举止落落大方的男子汉。难怪他年轻时我的师母王定女士一见倾心，爱得如痴如醉，终身相伴相随。即使在人生经历坎坷磨难时，两老始终没有分手，形影不离相伴度过了56个春秋。师母在她弥留之际拉着汪老师的手说：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人生可以再来，我仍然再作这样一次选择，相依相伴，再度百年人生。”

汪积功老师无论在年轻时还是步人老年，无论在教学还是平时休闲生活，他的衣着始终保持端庄整洁，时时处处给人留下为人师表的形象。他治学严谨，备课认真。他上的英语课生动、幽默、风趣，把听、读、写、记、用有机结合；巧妙运用，寓教于乐。就连我这个对英语不感兴趣、厌烦枯燥，认为难l董难学的学生，经他的调教训练也因此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在上世纪50年代还没有现在的先进音响英语辅助教学设备的条件下，语音教学特别困难。汪老师总是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在课堂上朗读课文，以此营造语音环境，训练学生听力。平时与学生相处，他总是有意识地用英语进行对话，通过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渗透，提高学生的英语会话能力。他主张“学在课内，考在课外”，实践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因此，他负责教学的班级，英语成绩总是在全校名列前茅。

五

尽管汪老已年逾九旬，但看上去却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充满着青春活力。这与他的乐观性格和常怀有一颗拳拳爱国之心不无关系。

汪老告诉我说，人生旅途难免有坎坷曲折，而人生追求，志向信念万不可动摇。“我人老九十，有两次获得新生，一次是1949年新中国诞生；第二次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实行改革开放，我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人逢喜事精神爽，我觉得越活越年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的确，汪老虽然已经退休，安度晚年，但始终“退而不休”。他还常常协助民盟建德市委会搞些调研工作，伏案撰写提案，参政议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建德市政协换届时，涉及人事安排，根据市委推荐，他顾大局、识大体，从大局出发耐心细致地做好本市民盟成员思想工作，统一认识，从而推进换届工作顺利进行，受到市委领导的高度赞誉。

汪老在台湾有不少亲属、校友。为凝聚人心，宣传祖国，宣传党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平时除了经常与台湾亲友、校友保持通讯联系外，还不遗余力，积极参加、认真协助台办部门，邀请亲属来大陆参访和考察。有时不顾年事已高，亲自陪同他们到祖国各地参访，做了大量争取人心的工作，真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作者系原杭州市台办主任)

或许是巧合，我与汪老同属鸡，只不过他比我大三轮，也就是大三十六岁，虽然我无论是学识还是才情，都无法与汪老相匹配，但一直以来，却总能在秉性、脾气等总是惺惺相惜；

或许是机缘，我与汪老相识、相知，已有三十个年头，那时我虽是初出茅庐的无名之辈，他已经是县政协副主席且在建德教育界属泰斗级人物，但我们却一直是不计身份、忘记年龄、无话不谈的朋友；

或许是钦佩，那时我是刚到寿中的普通教师，却常见他光顾寿中去看望我的恩师陶维桢先生(当时同教研组)，也常聆听他侃侃而谈、谈笑风生：鲜明的个性、平易的作风、儒雅的风度和平实的性格，给我留下永远难以磨灭的印象，就在他的感染下，我决然而然地要求加入民盟；

或许是幸运，去年我应邀参加《建德往事》杂志的编辑，从他手中要来了一篇《回顾此生》，为他老辣的笔法所折服，为他坎坷的命运而感叹；杂志出版后，却引来了一位从事影剧业的朋友关注，邀我整理关于汪老的资料，催逼我写一部以汪老家族为背景的电视剧本。

或许是太多的或许，激发了我的写作欲望，也催促我加快步伐。

汪老的那句：“生命已人尾声，再不做来不及了。有萤光，就不必等烛火。”如晴空霹雳一般惊醒了我：拍摄电视剧成本太高、时间跨度太长且电视剧本成活把握究竟有多大，实在心中没底。但一想到汪老今年已经九十有四，心急如焚，如果再不及时挖掘、抢救，许多东西就可能永久灭失。

征得汪老的同意后，本着从编撰传记着手，从拍摄电视着眼的原则，于是开始采访汪老、搜集资料，理清脉络，明确主题，整整花费了近100个夜晚，每当夜深人静时，独自坐在灯光下，不断思索着，不停地敲击着键盘……

哈哈，现在终于完成了这部书稿，我也放下了压在心头的那块巨石，终于可以歇一口气了……

我之所以要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这部作品，原因有四：一是在写作这部书稿期间，得到了汪老的帮助和鼓励，基本是完成一部分就送阅一部分，而汪老却以九四高龄，戴着老花眼镜，逐字逐句地阅读、回忆、修改，这种精神令我钦佩和感动；二是我希望能够早日出版，让汪老有生之年亲眼看到这部传记；三是希望能够通过透视近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和时代嬗变，透露其中隐藏着的是非得失，让年轻一代能够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四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本书，让人了解、理解和品位一个旧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及他们的刚正的秉性和超群的品质。

借此机会由衷地感谢民盟杭州市委、民盟建德市委、杭州市台办、建德市台办、建德市委统战部、市移民局、市卫生局、市国土资源局、市文创办、市文广新局、市文联、市史志办等对本书出版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李新富

二〇一四年四月于新安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