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薄云天的黄兴
在中国革命史上，孙中山和黄兴是一对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但这一对亲密战友在辛亥革命前，却因民国国旗方案而起争执差点导致关系破裂。
据《章太炎自定年谱》和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记载，1906年，同盟会同人研究革命方略，并讨论日后所用的中华民国国旗。孙中山主张用他的乡贤——已牺牲的战友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黄兴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青天白日旗设计不美观，而且和日本太阳旗太相似。孙中山于是稍作让步，提出可改作红蓝白三色，这样既符合自由、平等、博爱的真义，又增添美观。不料黄兴还是不接受。
这下孙中山不高兴了，他说：“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即谁如果想废弃这面旗帜，就先将他排除。显然，在孙中山眼里，青天白日旗比他的生命更重要。
见孙中山发脾气，黄兴也火了，发誓要退出同盟会。宋教仁也在日记中提到，因孙中山在国旗方案上坚持己见，“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黄兴突然告诉他要退出同盟会，断绝一切关系。
当然，这些都是当事者的一时愤激之言，冷静之后，大家还是继续沟通，各自阐述了看法。黄兴主张用“井”字旗，认为井田是社会主义的象征，表示平均地权的意思。孙中山则认为“井”字旗不美，不仅不美，“又嫌有复古思想”。
最终黄兴还是顾全大局，作了让步。他言必行，行必果，在后来亲自指挥的军事行动中，都采用了孙中山主张的旗帜。1912年5月10日，经参议院议决五色旗为国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至此，孙、黄二人的旗帜之争终告一段落。
顾全大局——这是黄兴身上一个突出的亮点，也是他鲜明的革命性的体现。在他兢兢业业辅助孙中山从事革命事业上，凸显得尤为明显。我们只要将历史上两次“倒孙”事件重新梳理一下，便可知晓。
第一次“倒孙”事件发生于1907年3月4日，当时在清廷公使的请求下，日本政府劝告孙中山离开日本。随后黄兴也离日赴香港等地筹划武装起义。离开日本前，孙中山将日本政府和商人的赠款，部分留作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经费，其他用于筹划起义事宜。这时章太炎、张继、陶成章等人就潮州、惠州等地起义失败和孙中山分配赠款一事，要求罢免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改选黄兴为总理。
代理庶务干事刘揆一坚决反对，他除了为孙中山接受及安排此项赠款进行解释外，还特别指出，黄兴“素以实行革命为务，绝不居此空虚总理之名”，像这样的“倒孙”事件，不仅有失友善，更会“使党军前途顿生阻力”，如此一来，“非独陷害孙、黄二公，实不啻全体党员之自杀”。此言可谓重矣。
而孙中山本人对此事件的回答是，“诸同志皆热血青年，在无事时自不免易生事端，此种党内纠纷，惟事实足以解决……”
黄兴则决然表示，“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
不要陷我黄兴于不义。一个“义”字，拂去了一片甚嚣尘上的“倒孙”聒噪。
P3-5
《晚清民国谈逸录》一书，收录了我在近十年间写下的40篇文史随笔。正如本书书名所标示的，这些文章内容主要交集于晚清和民国，或者更确切地说，皆为清末民初时期的人物与史事。为求文章风格和体例的统一，有些篇幅较长的随笔，尤其是字数上万的，均没有收入本书。这本书中的文章，此前大多在报刊上发表过，只是当时由于报纸版面有限，不少文章发表时有所删节，现在收入本书，这些文章都根据原稿作了恢复。
写作这些文章时，我在叙事上比较注重文学性，这样做自然是想让它们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书名虽然冠以“谈逸”，但我于写作中却不时在告诫自己，无论是解读历史资料，尤其是最后成文，一定要彰显掩映在这些文字后面的思想性，这应该也是我写作这些随笔时的初衷和追求的目标。另外，书中配有我收藏的数十幅鲜见而珍贵的历史老照片，应该也会增添这本书的阅读和收藏价值。
我在这里要感谢学林出版社年轻的实习生肖瑞宁和编辑岳拯士先生，此前由于我一直忙于其他研究和写作，无暇抽出时间来编选这本书。先是由瑞宁君为我做了初步编选，接着由拯士君进一步调整完善，才得以让这本《晚清民国谈逸录》一书成型。当然，我还要感谢我的朋友、出版人罗英女士，以及学林出版原副总编匡志强的支持和鼓励。因了他们的给力，才有了这书的问世。
至于书中的错谬之处，我竭诚欢迎读者朋友不吝指正。
陆其国
2016年lO月31日于上海河畔居
一个人的“档案编研”碎片（代序）
我年少时就喜欢历史，爱看历史小说；渐渐地后来竞对史料情有独钟。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进入档案馆工作后，又知道除了史料，还有档案，而且档案更具有“唯一性”这一突出特点。
长年浸淫于档案馆，受其熏沐，越来越感受和领悟到了档案的价值。我虽然只是担任档案杂志编辑、记者，但组稿编稿、采访写稿、谈论工作，关键词总离不开“档案”二字。虽说囿于编辑、记者工作的性质，不是经常有机会直接接触到档案实物，但时时处于被各种档案信息包裹着的氛围之中，难免会感受到档案“磁场”的影响。档案有其历史属性，或可形而上归类于“非虚构”范畴，我将它们喻为历史的骨骼和脉络。有了骨骼，历史因此有了架构；有了脉络，历史因此有血有肉、灵动鲜活。当然，有一点不言而喻，就是这其中还得经历一个环节，那就是“档案编研”。就我自己多年来的“档案编研”体悟，我对此的理解是，力求将蕴藏在原始档案中被遮蔽的历史真相还原，使之再现，以彰显其价值。
“档案编研”就此成了我业余喜欢做的一件事。既属业余，自然与专业有别。所以我的“档案编研”纯属碎片化性质，也不成系统。但有一个习惯却日益养成，那就是对凡与档案相涉的事情与人物特别敏感，以致产生兴趣。如我喜欢淘旧书，我会有意识将在旧书店蓦然撞见的诸如《清代地震档案史料》《清季外交史料》《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包括将厚厚四十多卷帙、售价是我当时几个月工资叠加的上千元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等这样的书籍任性购买。这些书籍皆“源”自档案，我淘书开始有意识关注档案元素，在我个人淘书史上，具有“破冰”意义。我思忖有此意识，应该与我接收档案馆“磁场”有关。正像我后来同样意识到，我淘到的这类书籍，其本身也属于或出自某个人或某集体的档案编研成果。这时的我分明就是一个分享者。
除了热衷于搜集上述与档案紧密关联的资料，我还留心购买了许多老照片图册，尤其是有关上海影像的历史老照片，甚至可以说凡见必收。前文说过，这与我的任职无关，我愿意花不菲的价格，将它们收入囊中，说白了就是喜欢，别无其他。而这样的喜欢，与受档案馆“磁场”影响有关。那时我即使遇到自己当时还不怎么了解其内容的书籍，只要对得上我感受到的档案“磁场”，也会毫不犹豫慷慨解囊。《严修年谱》一书就是这样被我淘到后挟之而归的。记得数十年前在旧书铺乍一撞见这本旧书《严修年谱》，我还不知道严修其人。只是因为年谱与档案属于“近亲”关系，况且这本书设计印制颇有历史文献况味，出版年份也较早，印数仅800册，尤其是插页中多幅严修的照片，溢出浓浓的清末民初文化名士风采，所以我拿起后就再舍不得放下。那时我压根儿不会想到，自己日后有一天会利用这些与档案紧密相关的珍贵资料，业余从事我一个人的碎片化“档案编研”工作，乐此不疲地沉浸于“非虚构”历史文本的写作之中。应该一提的是，这其中尤让我难忘的，是在一些非常情况下，对这些含有档案元素的资源的利用。说起来这或者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厚积薄发”和“水到渠成”吧。
2O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汶川发生大地震，众多媒体以最快速度从不同视角切入，进行了报道。当时我任职的《档案春秋》杂志，根据自己的办刊宗旨，也希望配合发表与此次大地震相关的文章。因为有时效要求，一时来不及组稿或安排记者查档撰写。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到了以前淘到的《清代地震档案》一书。找出查阅，方知原来早在清代，四川汶川地区就曾发生过规模不等的地震……于是根据档案资料的记载，对应当下这场大地震，我及时撰文发表于当期杂志，迅速传递出历史上有关四川大地震的信息。
进入千禧年，开始有出版社向我约稿，约我写“非虚构”历史长篇。这时候我在一己“档案编研”上已做了不少功课，有了一定的准备。于是我利用自己收藏的各类档案资料，在五年中相继写作并出版了《畸形的繁荣——租界时期的上海》《风起大漠——敦煌纪事》《千年不败——中山陵纪事》三部“非虚构”历史长篇。同时写出一系列文史随笔发表于各类报刊。之后又完成并出版《民国上海帮会》《上海，风云1911》两部“非虚构”长篇历史著作。
除了研读和写作，我还多次在上海十多家区县档案局馆，就与档案相关的话题作讲座；在“东方讲坛”作演讲。我第一次与“东方讲坛”交集，是2004年10月26日在市档案馆外滩馆，以《档案、历史与社会》为题作的第一场演讲。此后我差不多每年应邀围绕“档案文化”这一中心内容，以不同的演讲题目，在全市十多家档案局馆进行巡讲，与大家分享我一个人的“档案编研”碎片成果。当然，这种碎片成果，更多的还是我发表在各类报纸杂志上的“非虚构”历史纪事和文史随笔。
档案实在浩瀚，个人太过渺小。以渺小对浩瀚，再怎么勤奋劳作，也只能是碎片。不过做了，毕竟还有碎片；不做则连碎片也无。
著名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在其回忆录中说：“当你和孩子说话的时候，语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语言后面的东西，情绪、音乐。”仿肖氏句式，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档案是什么载体和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解读遮蔽在档案后面的历史真相。
《晚清民国谈逸录》是作者陆其国近十年来所写历史文化随笔的结集。文章视角多从近现代历史文化人物与事件切入，予以观照，进行解读，见微知著，有所发现。其中大部分文章精短爽净，言简意赅，尤富思想，受到读者欢迎和喜爱，这次结集出版，配上原先发表时所没有的珍贵老照片，更增加了文章的可看性和本书的收藏价值。
《晚清民国谈逸录》收录了作者陆其国在近十年间写下的40篇文史随笔。正如本书书名所标示的，这些文章内容主要交集于晚清和民国，或者更确切地说，皆为清末民初时期的人物与史事。
另外，书中配有作者收藏的数十幅鲜见而珍贵的历史老照片，也为这本书增添了阅读和收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