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恩岭著的这本《张伯驹传》的结构上，主要采取纵横交错式结构。张伯驹一生的经历，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是其盛年阶段，也是其各种艺术成就逐步形成并达到成熟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后半生则是固守中华文化传统，将其艺术成就贡献社会及其累遭灾难而愈显其骨气奇高的阶段。在前一阶段，本书大体将其词作、收藏、戏剧、书画等交叉进行的艺事活动作横向并列式的叙述；而在后一阶段，则按时间的推移为序来叙述。

张恩岭著的这本《张伯驹传》全面记述著名诗词家、收藏鉴赏家、戏剧家、书画家张伯驹的杰出贡献，准确刻画其博大精深的精神世界。

本书记录张伯驹苦乐兼备的人生轨迹，横评其守望文化的真性情；展现张伯驹卓荦不凡的艺术之道，纵论其求真求善求美的真风度。既有对张伯驹风雨兼程之旅的精彩描摹，又有对其文化贡献的客观评介，是一部较为全面、详实、严谨的张伯驹传记。

第一章 渺渺浮生一“丛碧”(1898-1925)

 一 世出名门

 二 天资初露

 三 解甲从商

第二章 文采风流佳公子(1925-1932)

 一 公子岁月

 二 传统婚姻

 三 才子佳人

第三章 十年痴情红毹梦(1927-1937)

 一 师从余叔岩

 二 醉心表演

 三 京剧研究

 四 恩师知己

第四章 词人雅好世无多(1927-1946)

 一 吟诗填词

 二 西安办实业

 三 结缘周汝昌

 四 “诗钟”奇才

 五 书画双璧

第五章 “法书宝绘”民族情(1927-1946)

 一 情倾《平复帖》

 二 命悬上海滩

 三 《游春图》收购始末

 四 收藏巧遇“柳如是”

第六章 风云变幻一真人(1947-1956)

 一 拒当市长

 二 接济袁克定

 三 为和平奔走

 四 布衣与元帅之交

 五 捐八珍品

第七章 坎坷生涯见本色(1957-1961)

 一 打成“右派”

 二 气节不败

 三 远赴关东

第八章 长春“春游”铩羽归(1962-1971)

 一 再事收藏识“脂砚”

 二 再演京剧受批判

 三 “春游琐谈”惹祸

 四 创作《春游词》

 五 唱酬胡蒴秋

 六 交友周采泉

 七 退职改造

第九章 桑榆晚景心犹壮(1972m1976)

 一 流落京城

 二 受聘文史馆员始末

 三 与冯其庸、张牧石的交往

 四 创作《红毹纪梦诗注》与《续洪宪纪事诗补注》

 五 梦醒《续断词》

 六 天津、河南参观游

第十章 春蚕到死丝未尽(1977-1982)

 一 喜创韵文学会

 二 结谊施蛰存与《丛碧词话》的发表

 三 老骥伏枥

 四 大千隔海补丹青

 五 壮志未酬

参考资料

再版后记

一 世出名门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二十二日，项城县闫楼村富豪大族张家传出一阵婴儿呱呱坠地的啼声，为张家增添了喜庆的气氛。这个婴儿就是后来位列“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张伯驹(原名张家骐)，字丛碧，出生于官宦之家，早年即厕身官场，但他却看不惯上层社会的卑鄙龌龊，其字之所以取“丛碧”，是否就含有向往清灵、高远、不染凡尘的意思呢？张伯驹还有别号“好好先生”“春游主人”“重瞳乡人”，“重瞳乡人”自然与项城的地理、历史有关。张伯驹曾自书一联云“地属魏吴分两翼，乡因舜羽号重瞳”。“地属魏吴”是指项城西周时称项国，春秋时被鲁国所灭，后属楚国，三国时又属魏地，东魏时改为秣陵，后又改为项城县。“乡因舜羽号重瞳”自然与两位历史名人有关。舜，一名虞舜、重华，传说中的古代部落首领，据说舜的眼球里有两个瞳仁；羽是指项羽，项羽也是重瞳子，且项羽与项城更有渊源，原来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张伯驹十分尊崇舜和项羽两位古人，且为这两位具有重瞳子的不凡之人而自豪。不言而喻，这自豪中既含有见贤思齐，也有立志成为不凡之人的远大志向。由此看来，中华民族真是一个善于命名的民族，大而至于国家，小而至于个人，都必须先行正名，而且往往是赐以嘉名，冠以美号，以祈求多寿多福、喜庆与吉祥。

张伯驹出生的项城县，地处河南省东南部，自然条件很差，因地势低洼，颍河、沙河、汾河、泥河均从境内流过注人淮河，因而向称“泽国”。由于土地十分瘠薄，广大农民辛辛苦苦一年下来收获甚低，生活异常贫困，经常过着半饥半饱、缺吃少穿的苦日子。然而项城又是一个自然秀美的地方，历史上许多文人墨客留下过不少咏唱项城的诗作，并自叹“天然诗趣天然画，欲学维摩愧未工”，可见项城风光之迷人。

项城人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美丽而又贫穷的地方。

张伯驹的生父张锦芳，字纲庵(1872—1942)，其先世从明朝初年由山西洪洞徙项城虹桥(今秣陵镇)。经过几代人的惨淡经营，积蓄日丰。张锦芳的祖父名叫张致远，字静斋，饱读诗书，应童子试名列前茅，仕途有望。但县太爷放出风声，意在索取贿赂。张氏从来是“求仁维克己，羞趋邑宰门”的，因此便无意仕途。其父张瑞桢，字恩周，半生苦读，“寒窗四十载，破壁晚登龙”，50多岁才中了光绪甲午科(1894年)乡试举人。张锦芳的母亲刘静斋，乃兵部侍郎衔、漕运总督刘永庆的胞姑母。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位老师，张锦芳就是在严谨的家教中成长的。张锦芳成年后为晚清廪生，民国二年任众议院议员、政事堂存记、道尹等职。他为人诚实谦恭，慷慨豪爽，济人之急唯恐不及，从不以势欺人，深受邻里赞誉。张锦芳虽然家中挂着帅府的匾额，异常显赫，但对子女教育管束非常严格，深恐家人飞扬跋扈、惹是生非。他的二儿子张家骥，在县文昌宫上学，和北街张之勤的儿子张文钰同窗。一天，张家骥故意问张文钰是哪个张，文钰则有意炫耀地说是北街牌坊底下的张。文钰问家骥是什么张，他说：“是牌坊顶上的张。”文钰一听，大怒，二人打了起来。当时山长(院长)很难处理：一个是河南督军张镇芳的侄儿，又是文昌宫新翻修的山主，一个是文昌宫的老山主(文昌宫是张文钰的先人张承恩捐款修的)的后代。张家骥回家后愤愤地说了此事，张锦芳听说儿子羞辱同学又打架，便严厉斥责，并随即套车带儿子到张之勤家赔礼道歉。这件事情很快被邻里传为佳话。

张锦芳的诗作造诣很高，在天津和许多名人唱和颇多。著有诗集《修竹斋引玉咏》，其中《项城八景》颇为出色，有“珠帘雾卷朝来雨，画栋云飞夕照天”“红雨乱飘岳寺树，绿荫密布野云亭”等句，气势不凡。张锦芳在诗作上很虚心，他曾两次走访与项城为邻的淮阳县名士朱飞仙，以求切磋借鉴。可朱飞仙是位不求功名，不慕权势，性格很怪的人，其书画诗当时被称为“豫东三绝”。张锦芳慕名前往，第一次朱飞仙外出没见到，张锦芳留下名片回来了。第二次见到时，朱飞仙正在菜园劳动，朱飞仙见到张锦芳后也不让进屋，开口便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张锦芳说：“听说朱先生诗作得很好，想跟先生和和诗。”朱飞仙问道：“你的诗属于哪一家？”张锦芳谦恭地说：“我是乱凑杂字，说不上什么家。”朱飞仙说：“你不人家，跟我和什么诗？”转身又种菜去了。P3-5

《张伯驹传》出版已经五年了，得到了诸多读者的喜欢和肯定，尤其对我“用心追求真实”的努力予以理解。

我的“用心追求真实”之一，就是力图纠正若干年来一些有关张伯驹生平著述中以想象、传说而虚构的“传奇”来代替历史的偏向，以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张伯驹，让人们较为全面、准确地认识张伯驹的艺术成就、思想价值和人格光辉，而不是在违背历史真实的“传奇”中戏说历史和人物。

其实，长期以来，在张伯驹的研究和传记写作中，还不止在重要史实方面的“传奇”化，还有以无意或有所偏颇地强调其文物收藏的业绩，而掩盖、弱化了其更具个人天资的艺术才华和艺术成就的问题；还有在张伯驹的形象和品格方面，存在着有意或无意地抹杀其本真，而按照作者模范人物的模式塑造传主形象的问题。

由此，我提出了在张伯驹研究中的“三不原则”，即在重要史实上“不要传奇化”，在其艺术成就上“不要片面化”，在其思想和品格上“不要模式化”。

当然，对这“三不原则”不会是人人认识一致且能恪守的。在张伯驹研究中应该允许多元化，但有一元至少是应该遵守的，即在史实方面不能以传说或“传奇”解构真实。还是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所长章宏伟先生说得好，他说：“张伯驹越来越得到学界的关注，这是非常好的现象。但现在的研究论说，颇有演绎的成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以非为是，混淆历史真相，也不可能告诉我们张伯驹的本来面貌。”

五年前，就在《张伯驹传》面世不久，我收到了寓真先生寄赠的《张伯驹身世钩沉》一书。该书中有两段话令我感触颇深：

“张伯驹的文化艺术的嗜好，一是倚声填词，二是氍毹戏文，三是书画鉴赏，这些都是浸入到血肉里边的东西……一生再也走脱不出来的。”

“既要应对政治的压力，迎合时代的要求，又绝不失去一个文化人的传统信念和人格自尊……是他直至晚年，一切言行的基本衡准。”

寓真先生道出了我心有所悟，却未能以如此精辟语言表达出来的见地。这种见地好像也是我以“三不原则”在张伯驹研究中得出的结论。

著名文艺评论家杜学文先生更是总结了张伯驹四个方面的特点：“一、张伯驹的一生可以用‘纯儒家学，书生本色，风流名士，散淡人生’来概括；二、张伯驹的精神和风骨是近世以来少有的，值得努力挖掘；三、张伯驹对文化的传承，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执著是别人望尘莫及的；四、张伯驹在保护国家文物时，面临重大选择，对金钱、权利毫不犹豫地舍弃。”

寓真先生和杜学文先生的这些话，也就成了我修改和增补《张伯驹传》所追求的高度。至于今天再版的《张伯驹传》是否离这个高度更近一些，就只能由读者去评判了。

《张伯驹传》初版“自序”仍旧刊出，这个自序权作补充，为的是不再重复哕嗦以耽误读者的时间。好吧，就此打住，书归正传。

张恩岭

2018年1月

《张伯驹传》出版已有五年了，五年来，我不曾忘记为该书出版给我以热心帮助的人们，如著名文化学者林贤治先生、杨嘉仁教授、李郁先生、秦爱珍女士、刘玉女士。谨此，再向他们表示敬意！

五年来，也因本书结识了众多读者，诸如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卫绍生先生、孔令环女士，史学教授纪宗安女士，著名戏剧家、学者靳飞先生，温州诗人施世琥先生等，他们都给予肯定和鼓励。是他们给了我修改、增补本书的勇气。

还要感谢寓真先生，特别是他的《张伯驹身世钩沉》一书对我修改增补《张伯驹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指导。作为曾写过《聂绀弩刑事档案》一书的大法官和学者，其剔抉史实真相和判断是非的能力及其对历史负责的精神都是不言而喻的。

寓真先生曾为写作《张伯驹身世钩沉》，亲来项城调查。我们也由此相识相知。他曾言，张伯驹高节深人，醇儒真知，不止涉及文物书画和诗词戏曲。他的话，我深以为然。

还要感谢广东培正学院吕坤鹏女士，在本书增补修改过程中，给我热心地提供诸多材料，使我颇有所悟。

时光荏苒，本书的写作已逾多年，虽然此次再版多有修改和增补，但因本人水平有限，书中仍旧难免舛错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深表谢忱！

张恩岭

201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