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和大江先生见面是二○○六年十月，我应邀同中国社科院代表团一道儿，赴东京参加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在东京会馆的纪念酒会结束后，大江先生特別邀请代表团一行有半小时恳谈。那天的大江先生仍然是典雅的黑色正装，他比六年前多了些温和，而且更健谈了。我们围坐在酒店一隅的一张长桌边，细心的大江先生还专为大家叫了茶和点心。那天的恳谈，大江先生说起了少年时受母亲的影响阅读鲁迅的小说，说起对鲁迅先生的敬仰，“孔乙己”“咸亨酒店”这些名字从小他便熟知。当说到有一次母亲很自豪地告诉他，“你父亲会写三种茴香豆的‘茴’字”时，大江先生笑起来。那一瞬间他的笑既开心又天真。他还讲起对钱锺书先生的尊敬，对莫言作品的尤其喜爱。然后大江先生把目光转向我说：“我们的两次见面，你给我的印象是年轻、勇敢。中国的女作家是不是都很勇敢呢一一敢于向年长者发问?”和大江先生的年龄相比，我是年轻的。说到勇敢，我想起在六年前的那次研讨会上，会前我和一位文坛前辈的悄声对话一定让大江先生感到有趣，我惊异于他敏锐的观察力。但让我更加感动的是，大江先生对当代中国作家的美好情感和热切期望。我曾不止一次听说，大江先生会在合适的时候亲自率日本的优秀青年作家访问中国，他期待曰本的青年作家和中国的青年作家在中国或日本一道儿旅行，能有更多时间更深入地在旅行中交流文学，畅谈人生。这样的话题使大江先生很兴奋，当谈及这些时，他一扫我在六年前见到的拘谨，他的神情呈现出年轻人的清新和热烈，原本半个小时的恳谈延长至一个小时。就在这时，我仿佛看到了眼前有一棵“燃烧的绿树”。后来，当我阅读大江先生这部自传时，那种既沉静又燃烧的感觉始终伴随着我。
这是一场阅读的盛宴。魅力来自给人的心灵以垂直打击的思想的力量，来自作家对语言和想象力不败的激情与敏感，来自作家既谦逊又自信地对文学永不满足的追问，来自作家精神深处极度绝望中的壮丽希望。生于日本四国森林的大江健三郎，通过他的文学生涯和他的鲜明人生，以穿越时空的刚健而又轻灵的笔触，以彻底的自由检讨的姿态，以对日本、对亚洲、对世界、对人类永不疲倦的严厉的审视与希冀，把他人生中明亮的忧伤、苍凉的善意、克制的温暖和文学中积极的美德呈现给读者。我从中望见了语言的森林、精神的森林、人生的森林。这森林静谧幽深，辽远阔大，丰沛、隐秘的地下水浸润其间，使森林朝气不衰，使绿树能够燃烧，而火焰却让绿树枝叶繁盛。
这是一位深度介入社会现实，奋不顾身地以生命致力于呼唤世界和平的作家，一位在小说艺术上对自己极为苛刻、在技艺上决不退让的作家，一位用小说的方式，却把诗的沉静的又是荆棘般的锐利植入读者心中的作家。小说何以成为小说?想象力何以诞生，又究竟源自哪里?“神话素”如何在心里养育?要付出多少努力才能追逐到语言的圣性、魅惑，语言的神秘之光?何为大江小说中重要资产的构造?以及作家本人被村子和东京撕裂的人生悲欢的新奇，他的以全部作品和整个人生做赌注，追究战后五十年以来日本虚与实的不退让之意志……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大江先生在自述中对那些影响了他文学和人生的哲人、学者、作家的由衷敬意。他不仅坦言“作家的实际生活从古典文学里得到了鼓励和救济”，更是谦虛地把自己的长篇小说写作称为训练长篇小说的写作。当我读到大江先生四十多年来，每天夜里都要为残疾儿子光裹好毛毯才人睡时，不禁生出和采访者同样的感慨：大江先生的小说是不可思议的，大江先生的人生同样不可思议。大江先生实在是拥有特殊意志的人，而赋予这特殊意志之力量的人，正是他的残疾长子——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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