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1884—1971），字焕南，别号觉哉，亦作觉斋。 “延安五老”之一，著名的法学家和教育家、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1884年出生，湖南宁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他在中央苏区任内务部长时，主持和参加起草了中国红色革命政权最早的《劳动法》、 《土地法》等法令和条例。1934年参加长征后，历任陕甘宁边区内务部部长、参议会副议长等职，制定与推行了《选举条例》、《宪法草案》等法令。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职。曾出版著述《不惑集》、《谢觉哉杂文选》、《一得书》、《学语集锦》等；20世纪80年代整理出版《谢觉哉日记》、《谢觉哉文集》《谢觉哉诗集》等。
谢飞，谢觉哉之子，1942年出生于延安。1965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留校任教，先后任副院长、教授，并担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导演电影作品包括《我们的田野》、《湘女萧萧》、《本命年》、《香魂女》、《黑骏马》、《益西卓玛》等，多次荣获国内外电影大奖。

谢觉哉先生，“延安五老”之一，是最早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革命家。他1905年考取晚清秀才，参加革命前在湖南宁乡老家与夫人何敦秀育有四男三女；1937年9月在甘肃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与王定国结为伉俪，育有五男二女，并长年抚养亲友们的十多名子女。

由谢觉哉所著的《谢觉哉家书》为谢飞老师近年潜心整理其父谢觉哉先生的家书选编,涵盖谢觉哉先生从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的115封家书。

书稿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辑是1920到1960年代，谢觉哉写给宁乡老家夫人何敦秀及子女的书信，文字生动，情感真挚，书信中除了表达对家乡妻子的惦念、对子女的谆谆教导与对乡亲故友的感怀之外，还涉及了当时的历史事件与时代变迁，包括军阀混战、延安生活以及建国后的土改政策等，具有一定的历史参考价值。

第二辑是1950至1970年代谢觉哉先生写给王定国夫人及子女的书信，主要内容是夫妻之间的关爱、对子女的教育开导等，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优良作风。书信中涉及读书、养生、提倡节俭等话题，展现了谢觉哉先生的生活态度以及为人处世的个人原则，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第三辑是1950至1960年代谢觉哉写给家乡干部和友人的书信，通过书信了解家乡的情况与变化，对于当地干部的浮夸风等不良行为多有批评教育。全书百余封书信，纵贯近半个世纪，集亲情、乡情于一体，也从一个家庭的变迁映射出一个时代的动荡与革新。

读懂父亲 谢飞

第一辑 致何敦秀夫人、儿女及家乡亲人

一九二〇至一九四〇年代

致王养吾，自宁乡云山（1919年5月2日）

致何敦秀，自长沙（1921年4月16日、28日）

致继母等家人，自长沙（约1922年前后）

致谢式坤，自长沙（1922年9月18日）

致谢式坤，自长沙（1924年某日）

致何秋岩，自上海（1928年12月）

致何敦秀，自兰州（1937年春）

致何敦秀，自兰州（1937年8月）

致何敦秀，自延安（1939年9月8日）

致何敦秀，自延安（1943年1月26日）

致何敦秀，自延安（1943年2月16日）

致何敦秀，自延安（1943年6月13日）

致何敦秀，自延安（1944年1月2日）

致又大婆婆，自延安（1944年4月21日）

致何敦秀等，自延安（1945年4月3日）

致何敦秀，自延安（1946年1月27日）

致何敦秀，自延安（1946年2月8日）

致谢放，自山西后甘泉（1948年2月6日）

致谢放、吴爱春，自河北西柏坡（1948年5月3日）

致谢子谷，自北京（1949年某日）

致谢子谷、谢廉伯，自北京（1949年9月7日）

致谢廉伯、谢子谷，自北京（1949年10月4日）

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代

致谢子谷、谢廉伯，自北京（1950年1月21日）

致何敦秀夫人及儿女，自北京（1950年8月15日）

致谢廉伯、谢子谷，自北京（1950年10月4日）

致谢放，自北京（1950年12月23日）

致谢谦芳等，自北京（1951年1月27日）

致谢放、谢子谷，自北京（1951年2月11日）

致谢廉伯等，自北京（1951年5月25日）

致何敦秀，自北京（1951年9月7日）

致谢子谷、谢冰茹，自北京（1952年1月1日）

致吴岂凡，自北京（1952年1月16日）

致吴岂凡，自北京（1952年3月28日）

致何关淑等，自北京（1952年6月26日）

致谢谦芳，自北京（1952年10月1日）

致谢廉伯、谢鲁宜，自北京（1952年10月30日）

致谢放，自北京（1952年12月23日）

致谢子谷，自北京（1953年7月9日）

致谢金圃，自北京（1953年8月7日）

致谢廉伯、谢子谷，自北京（1953年10月6日）

致谢子谷、谢廉伯，自北京（1954年4月16日）

致谢冰茹，自北京（1954年6月11日）

致吴岂凡、谢寄祥，自北京（1954年9月12日）

致吴岂凡、谢寄祥，自北京（1955年3月2日）

致谢廉伯，自北京（1955年4月21日）

致谢子谷，自北京（1955年6月22日）

致谢子谷，自北京（1955年10月16日）

致谢廉伯，自北京（1955年11月10日）

致吴岂凡，自北京（1955年12月14日）

致谢凡宣、谢典衡，自北京（1956年某日）

致吴岂凡，自北京（1956年10月16日）

致吴岂凡，自北京（1956年11月26日）

致潘云冰，自北京（1957年5月17日）

致姜一，自北京（1957年5月21日）

致谢廉伯等，自北京（1957年7月8日）

致谢笠仲，自北京（1958年2月4日）

致谢子谷，自北京（1958年12月15日）

致谢群英等，自北京（1960年3月29日）

致谢廉伯、谢子谷，自北京（1961年1月20日）

致吴岂凡，自北京（1961年5月23日）

致谢寄祥，自北京（1961年7月1日）

致谢子谷，自北京（1962年4月26日）

致谢子谷，自北京（1962年5月15日）

致谢金圃，自北京（1963年5月23日）

第二辑 致王定国夫人及儿女

一九五〇至一九七〇年代

致张曙时等，自北京（1952年12月23日）

致王定国，自西安（于1956年6月18日来信上的批 改）

致孩子们，自北京（1957年1月30日）

致王定国，自长沙（1957年3月22日）

致王定国，自杭州（1957年4月5日）

致谢飘，自北京（1958年10月6日）

致王定国，自庐山（1959年3月10日）

致王桂芳，自杭州（1959年3月27日）

致王定国，自北京（1959年7月29日）

致儿女，自广州（1960年1月前后）

致谢飘，自北京（1960年9月26日）

致王定国，自福州（1961年2月10日）

致儿女，自福建（1961年2月28日）

致谢飘，自北京（1961年3月19日）

致儿女，自北京（1961年4月2日）

致谢飘、谢瑗，自北京（1961年4月12日）

致谢飘，自北京（1961年4月25日）

致谢飘、谢瑗，自北京（1961年5月7日）

致谢瑗，自北京（1961年7月11日）

致谢飘，自北京（1961年7月17日）

致谢飘，自北京（1961年9月27日）

致谢飘，自北京（1961年10月14日）

致儿女，自北京（1961年10月28日）

致儿女，自北京（1961年11月11日）

致谢飘，自北京（1961年12月19日）

致儿女，自广州（1962年1月4日）

致儿女，自北京（1962年3月8日）

致谢飘，自北京（1962年5月16日）

致谢飘，自北京（1962年9月9日）

致王定国，自北京（1963年1月24日）

致儿女，自北京（1963年5月26日）

致王定国，自北京（1963年9月20日）

致谢瑗，自北京（1965年5月10日）

第三辑 致家乡干部及友人

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代

致张润清，自北京（1954年某日）

致尹泽南等，自北京（1956年7月17日）

致张润清等，自北京（1957年1月10日）

致李淑一，自北京（1957年4月某日）

致陶承，自北京（1957年5月19日）

致李学良，自北京（1957年5月24日）

致姜国仁，自北京（1957年5月24日）

致李学良、张润清，自北京（1957年7月17日）

致姜石梅，自北京（1957年8月8日）

致云山师范及附小全体老师同学，自北京（1959年7月）

致汤菊中、严岳乔，自北京（1959年某日）

致张润清，自北京（1960年2月16日）

致张润清，自北京（1960年3月24日）

致李学良，自北京（1960年10月10日）

致李学良、张润清，自北京（1961年7月8日）

致谢岳云，自北京（1961年9月8日）

致张润清，自北京（1961年9月20日）

致谢岳云，自北京（1963年5月前后）

附录

一 自传谢觉哉

二 六十自讼谢觉哉

致何敦秀，自延安（1939 年9 月8 日）
敦秀：
初来信：“今年十月祖母六十正寿，望祖父回家。”回家，暂时不可能；寿文呢，应该写一首。
四十一年前的秋天，我和你结婚了，那天，不记得谁在房里唱 “送子”，我的外公拉我进去，说是什么“大事”。现在我俩的孙男女都已十多岁了，你看时间过得多么快！
四十一年当中，我在外的日子占多半，特别是最近十几年，天南地北，热海冰山，一个信没有也不能有。最近可以通信了，但回家的机会，还得等待。如果是平凡女子的话，不免会悔不该嫁个读书郎，更悔不该嫁个革命者。
你是个不平凡的女子，记得那年fow xo队闹到家里，谁都跑了；你都独自一个和他讲理，气盛理直，把那些要放火烧房子的丘八骇住了。又自我出亡在外，反革命找我家里出气，通缉呀，没收呀，你一个妇人要应付这些横逆，听说你一点不惊惶，处置得还好。有朋友来信，说你有丈夫气，其实，平凡的男子不一定比得你上，假如你不是生在这样的社会，读了书，不包脚，那你的本事，会比我强！
家庭生活儿女婚嫁的事，我从来没有管过，现在更来不及管。这付繁重的担子，压在你的肩上，已把你压老了罢！我呢，连物质上给你的帮助，都很少很少，这是对不起你的事！
可惜得很，我虽然敬爱你，却不能喊你做同志，因为社会制度的原因，使得我俩的精神隔离开了，因而也把我俩的形体隔离开了。
再过一十九年即是我俩结婚的六十周年纪念，老话叫“重谐花烛”，要重新拜堂行礼。那时候，也许不要到那时候，革命已经成功，国安家泰，我能够告老还乡，重温夫妻旧梦。等着罢，这不是空想，而是可能达到的。
前信教你从满六十岁那天起，不要再“斩猪草”、“提猪食”了，少管些事，安静过日子，心里放宽广些，吃得好一点，包你活得更长久。
我近来身体很好，裤带子松了三四寸，每天读书做事，可以上十点钟。请你不要挂念！
一九三九年九月八日，你的丈夫在一万里外于日本强盗飞机猛炸之下写成，隔你的生日尚有三个月。
焕南 于延安

致谢子谷、谢廉伯，自北京（1950 年1 月21 日）
子谷、廉伯：
儿子要看父亲，父亲也想看看儿子，是人情之常。
刻下你们很穷，北方是荒年，饿死人；你们筹措路费不易，到这里，我又替你们搞吃的住的，也是件麻烦事。如你们还没起身，可以等我一下，等到今年秋收后，估计那时候光景会好一些。到那时来看我，是一样的。打听便车是没有的。因为任何人坐车，都要买票。
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有诗一首：
你们说我做大官，
我官好比周老官（奇才大老官）；
起得早来眠得晚，
能多做事即心安。
问你母亲好。
父 字
一月二十一

致孩子们，自北京（1957 年1 月3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