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杰著的《中国西部秘密战》是将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南线情报档案首度全面公开，收录了大量隐蔽战线人员珍贵原始档案材料。

本书由著名作家萨苏、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张策、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成曾樾、陕甘宁边区公安史专家徐小宁、著名地质学家及作家徐宁、旅美作家李岩希等联合推荐！

为了方便读者了解书中内容，特意奉送一张1949年3月特工人员手绘的西安老地图！

胡杰著的《中国西部秘密战》讲述：1948年底到1950年初，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及其所领导的情报人员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边区政府和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不畏艰险、牺牲，利用所掌握的电台潜伏于敌人内部，开展了有组织、有计划的情报工作，为西北野战军彻底歼灭胡宗南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段鲜为人知的情报史实是中共隐蔽战线斗争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共西北局情报工作的一个成功范例。

序一

序二

第一章 路在何方

 第一节 薛浩然：想投延安的国军上尉台长

 第二节 吕出：晋冀鲁豫部队派出的情报人员

 第三节 高孟吉：改变命运的一封密信

 第四节 韩城有个晋绥情报站

 第五节 刘文蔚：《智取华山》的幕后人

 第六节 薛浩然：带着任务回西安

第二章 边保的人

 第一节 徐汀：从小保姆到边保干部

 第二节 高步林：新郎官与新任务

 第三节 药铺账房白先生

 第四节 高步林：回到韩城

第三章 潜伏电台

 第一节 王微与刘庆曾：胡宗南的两个心腹

 第二节 电台与国共战场

 第三节 定向台、侦查台与特工电台

第四章 情报力量

 第一节 高孟吉：自告奋勇去“匪区”

 第二节 高孟吉：解放区的天

 第三节 高孟吉：受命重返西安

 第四节 革命公园：情报力量集结号

第五章 棋手与棋

 第一节 周兴：“中共的特务头子”

 第二节 高孟吉：腊月里的最后几天

 第三节 李启明：边保情报工作的操盘人

 第四节 “十一号”的“第二阶段”

 第五节 董钊与他的小舅子

 第六节 “小学教员”与冒牌商人

第六章 交通员们

 第一节 高勉斋：国共都用的情报员

 第二节 张永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解放区村长

 第三节 王鹤龄：被“利用”的亲戚

 第四节 薛万亭：手足之情最放心

 第五节 交通员们的人生轨迹

第七章 空中对话

 第一节 “CQQ”接通晋绥电台

 第二节 1949：炮火中的春天

 第三节 边保有了情报台

 第四节 西北望长安

 第五节 情报力量在行动

第八章 “匪谍”如麻

 第一节 杨荫东与“西安军事情报组”

 第二节 郑琏、孙元昌与第四分监部

 第三节 兽医官陈汝杰与他的“一匹好马”

 第四节 刘奉先：把电台藏在董钊家里

第九章 收官成都

 第一节 惊魂双石铺

 第二节 “钳胡打马”与秦岭战役

 第三节 降与不降：最后的军人

 第四节 最后的坚守

 第五节 解放成都，情报人员在行动

第十章 久别重逢

 第一节 寻着暗号找老友

 第二节 和毛主席握过手

 第三节 白首西安话沧桑

附录

 附录一 大事记

 附录二 解放战争后期南线情报工作组织机构图

 附录三 人物表

 附录四 外勤力量及交通员的代号化名表

 附录五 电台常用韵目代日及地支代月代时表

 附录六 我的查档经历

 附录七 “龙潭后三杰”与王石坚情报系统

 附录八 王超北与西安情报处

 附录九 苏联间谍与他的“西安通讯组”

 附录十

推介词（一）

推介词（二）

在刘戡三原的整编军部待了大半年，胡宗南的第一战区长官部成立了一共有10部电台的直属无线电队，1946年入秋，薛浩然又被调到了西安。西安比不得上海的繁华，但比起三原之类的地方那可就繁华得多了，吃喝玩乐什么都有。粉巷、五味什字、马坊门、正学街、广济街、竹笆市集中了全城所有的老字号，单说吃的，西安最有名的杏仁油茶、粉蒸肉．、甑糕、枣沫糊、炒荞面，也都在这一带；还有老樊家的腊汁肉、老韩家的挂粉汤圆、老何家的“春发生”葫芦头泡馍、王记粉汤羊血等都在涝巷外的正街上。当年的西安饭庄是个私人的饭馆，就在竹芭市口。西安的河南人多，南新街的“正大豫”饭馆就专门做河南菜。那个时候，南院门一带是西安最繁华的地方，有顺口溜说：“南院门修得宽，世界五洲站两边”。这里说的“世界，，与“五洲”，是两家大药房。读书人要买书，南院门有世界书局、商务印书馆、古旧书店以及开明书店等；此外，国货商店、宝华布庄、象记帽庄、“健本长”鞋店等商铺，也都在南院门这块儿。和在北校场通讯班学发报时不同，薛浩然他们这会儿是军官，可以有时问、有自由，也有薪水可花。那会儿，除了有机会上街打打牙祭，跟着别的军官，薛浩然还学会了打麻将赌钱。那年头，连胡适这样的青年导师都会出入妓院，薛浩然这样的下级军官，能不随波逐流的有几个呢?

不过，这样稀里糊涂地过了半年，薛浩然就感到空虚、无聊了。不甘心就这样沉沦、堕落，他开始在夜校学习英语。英语学了仅仅半年，就因为部队换防离开西安而中止。接下来，收音机里听来的消息让他越来越惊骇。在电台工作，薛浩然他们这帮人有一个便利条件，就是能听到延安的广播。所以，关于战局的报道，政府的官方报纸以及中央电台的胡说八道，他根本不信。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薛浩然知道，林彪的东北野战军已经从起初的13万人，打到了100万人；对于正在进行的徐蚌会战，也就是共产党所说的淮海大战，薛浩然一点也不看好。且不说贪污腐败、人心向背，仅从军事上说，国民党也已经败相毕露。 这个年纪的人，谁都有三五个关系要好的朋友。七分校通讯班同学来自全国各地，总共70多人。上学时大家年纪都小，很自然就以地域为缘扎堆儿。跟薛浩然最铁的，一个是韩城的老乡高孟吉，另一个是华县的吕出。吕出是个刺头儿，曾经因为伙食问题闹过罢工。后来，营长要收拾他，吓得他投了别的部队。再后来，1947年的秋天，吕出从郑州给他发了个电报，说要回西安。回到西安，吕出住在杜公祠，薛浩然常去找他聊天。分别将近一年，薛浩然发现吕出变化很大。原来关心当官的吃空饷、关心伙食的吕出，现在思想很激进，提起国民党就是骂，提起共产党就是夸。当然，他们只能私底下这样说一说，要是让人汇报上去，被列为“赤化分子”，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老乡高孟吉是个文艺青年，爱看书，也爱写文章，是个小秀才。不知道有什么渠道，高孟吉能看到些亲共的书刊。从这两位同学这儿，薛浩然开了不少窍。不光是他，跟他们经常扎堆儿的河南籍同学徐学章、湖北籍同学李福泳以及铁路电台的朋友赵继义，这会儿都成了“赤化分子”了。

随着战事的吃紧，国民党军队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守，又由全线防守转为重点地区的防守，也就是说，只是守着一些大城市，大片的农村和中、小城市都已经顾不上了。眼瞅着大城市也守不住，上面开始考虑在大部队撤走后，留人潜伏下来。这样，1948年4月，绥靖公署机要室主任王微与二处处长刘庆曾一起办了个潜伏电台培训班，薛浩然又被抽去参加培训。培训班培训的，是美国的便携式小型电台。受训的一共10人。两人带一部电台，其中一人为台长。薛浩然、高孟吉二人为其中两个台长。当台长的好处，就是可以吃几个人头的空饷。学习结束，薛浩然就被派到陕南的镇安县潜伏。镇安等地这会儿还是胡宗南的天下，但是，预计到大势所趋，就像等着海水退潮一样，上面先把他们这些人安插下去。待到9月下旬，薛浩然找借口离开镇安、溜回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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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80年代，从警后我搞了二十余年的陕甘宁边区公安历史资料征集与研究，并且耗费数年时间参与编辑过一本《陕甘宁边区公安保卫史画册》，以及一本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南线情报工作史料选编》的内部资料。对于南线情报工作这段历史，我本人也是情有独钟。机缘巧合，我推荐会讲故事的胡杰来接触一下这段历史，并且介绍他认识了高涛先生。结果，、两年之后，胡杰拿出了一本30万字的《中国西部秘密战》来。

《中国西部秘密战》写了在西北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亦即西北局社会部，指挥在胡宗南部队电台工作的几个年轻人翻看胡宗南底牌的故事。如果说这几个年轻人悄悄加人解放军一方，让战争的天平失去平衡，可能有些夸大其词；但这个时候，国民党统治集团土崩瓦解，弃暗投明，加人共产党阵营的可不止这几个青年人。除了高孟吉、吕出、薛浩然等这一组情报力量，本书还介绍了郑琏、孙元昌情报组，陈汝杰、刘良骥情报组，刘布谷、刘奉先情报组，这些人都是国民党自己培养的青年干部，但他们都对国民党不满，先后背叛了国民党。还有一个书中没有的故事，1949年驻榆林的国民党22军军部第四电台台长阎玉明，也利用他控制的电台，向边区保安处情报台通报22军上层的动态。压垮“骆驼”的何止几根稻草，而是一捆捆稻草。但是，作为本书主角的这几个年轻人的作用仍然可圈可点，不容小视。

据我所知，影视剧里神乎其神的谍战，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并无传奇存在。所谓的传奇，要么是有人隐瞒了一些信息，要么是你搜集、掌握的信息不完整。零碎、不完整的信息就是传奇的温床。我承认，那些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特工具有超出一般人的优良品质和能力。间谍的使命和所处的环境决定了“事莫密于间”(孙子语)，以局外人且是后来人的立场看谍战，谍战就是传奇；但如果以局内人的视角看，谍战只有真相，没有传奇。《中国西部秘密战》就是把专业读者才会看的真相，用最通俗的语言，以故事的形式讲出来，让普通读者看得下去。

在剧场，我们从观众席看到的，是精彩、华美的表演；但如果有机会上后台，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凌乱、衣着不整、污浊以及失误。《中国西部秘密战》汇总了档案和当事人的口述，梳理故事的来龙去脉和人物的交合浮沉，还原谍战自然、平凡、琐碎的真相，仿佛从后台给你讲谍战，给你讲谍报机关怎样分析、设计、操刀，怎样防范、布局、铺垫，以及怎样百密一疏，包括物色和派遣交通，设计密码；给你讲交通员怎样随机应变、见机行事；给你讲隐藏在敌内的情报员怎样拉关系、占位子，怎样搜集、分析和发送情报。总之，这本书展示的就是真实的谍战。尽管幕后操刀者与一线实施者多非等闲之辈，但读过书之后，您就会发现，真实的谍战和影视剧完全是两码事儿，这里只有真相，没有传奇。

本书的主线是写胡宗南总部电台的情报力量。即使从世界情报史上看，一支情报小组中，三部电台同时向敌方阵营发报，这样的案例也是绝无仅有的。从情报工作的专业角度看，这的确是一个成功案例，可圈可点之处不少：

一、边保方面坚持在敌方原岗位使用吕出、薛浩然等人是正确的。假如当初韩城保安科同意吕出、薛浩然的要求，让他们到延安学习、工作，这些人的优势就废了，就不会有这些人后来提供胡部重要情报的故事发生。设计让高孟吉带电台到解放区潜伏，积累“成绩”，然后再回到胡部特务机关向上爬，事后看来却是一处败笔。高孟吉假潜伏的事不久暴露，不但原来的设计没法再执行，高孟吉原本具有的优势也废了。幸亏边保领导很早发现黄龙保安分处和韩城保安科设计上的问题，看出吕出等人潜在的情报价值，正确地使用了吕出等人，这才有后来的巨大成绩。

按黄龙、韩城方面设想，这组情报力量是要用在掌控胡部特务机关活动方向上的。事后看来，这也是大材小用。与掌握绥署二处潜伏特务情况相比，1949年消灭胡宗南的军事力量显然更为重要。特务活动基本上要依托胡宗南的军事实力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边保将未暴露的情报力量用于掌握胡宗南部队的军事动向，是明智的，这就让好钢用在了刀刃上。这么说，不是要否定或贬低于桑、高步林的作用。于桑、高步林情报意识很强，前期做了大量铺垫工作，为力量后期的运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件事也告诫后人，情报工作与艺术创作有点像，是很难尽善尽美的。

二、延安对情报力量的统一领导是明智的，多头领导是情报工作的大忌。历来间谍之事，成于密，败于疏，多一方领导，必然增高泄密的几率。边区保安处很快报告中央社会部协调解决这个问题，不久晋绥、晋南解放区并人陕甘宁边区，两地公安工作，也包括情报工作统一于延安，这个问题获得解决，不再有两方都派交通、都架电台联络的事。后来对吕出、薛浩然等的领导、指导，由边区公安厅情报科直接负责。这些措施保障了对力量的单线领导和高级别的指导，也保障了力量的安全。

三、建立空中联络。这里补充一点情况，过去保安处是有自己的电台的，抗战中后期到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前，保安处情报科与设在各分区的外勤组之间有专门的电台互通情况。1945年1月，保安处情报科还在延安建立测向电台，侦听重庆、西安、洛川、西峰、榆林、安边等地的国民党及其特务机关的电台通讯，进行破译。1947年自卫战争初期，保安处的前方武装侦察小队还配备有电台，负责监视胡宗南大部队每日的行军，报告给后方机关。但不久西北野战军要这些电台，西北局领导几次督促周兴交，周兴不愿意交，僵持了一段时间，但最后还是交了。为此，在1947年底西北局义和会议上，周兴受了严厉的批评。1948年4月延安光复，保安处回到延安，一边恢复社会正常秩序，一边稳定队伍、消除余悸、恢复士气、恢复各项业务工作。1948年9月6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印发《关于加强情报工作的指示》(即“申鱼指示”)后，保安处着手恢复并加强情报工作。该指示由保安处副处长李启明执笔起草。1949年1月30日西北局社会部给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参谋长、西北局情报委员会主任张经武写报告，要求建立西北局社会部情报台，就是在这个背景卞发生的。2月5日张经武批示同意，西社部情报台(亦即保安处情报台)于1949年2、3月建立。重建西社部情报台这件事，说明保安处已经从义和会议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恢复了信心和在情报工作领域的积极进攻姿态。对建立与李福泳、薛浩然、吕出、徐学章、王冠洲等控制电台的空中联络，保安处重视的程度是空前的，不但安排专门的电台与之联络，并派出情报科副科长袁心湖到韩城指导，袁亲自编写密码。1949年3月19日保安处情报台与李福泳的电台首先联通，李发报5份。4月下旬，交通送去袁心湖编写的新密码，约定5月1日启用，随后边保情报台与吕出、徐学章、王冠洲等人的电台亦联通。随后就是扶眉战役、秦岭战役，情报随电波源源而来。

如果保安处与李福泳、薛浩然、吕出等人自始至终没有建立电台联络，或者电台联络姗姗来迟，未来得及在战事上发挥作用，该组的成就将逊色得多。战事瞬息万变，靠陆路交通传递如此紧急、重要的情报，只能误事。这里还有一个反例，说明用电台传递情报的重要性，边保方面对刘奉先情报组也曾寄予厚望，专门为这个组配备了电台和报务员。可偏偏到汉中后电台坏了，这个组的情报作用因此废了，只能独立开展策反及保护资产的工作。

四、情报组积极主动广辟情报来源，沉着应对突发事件。姚守轩被捕，李福泳、吕出、徐学章、王冠洲等确实紧张了一阵，事后弄明白不过虚惊一场。吕出等人当时的应对是恰当的。这些内容书中有交代，读者不妨自己去看、去琢磨。

我冒昧地将本书的写法概括为“一条主线，东拉西扯”。一条主线，即抓住在胡宗南部队电台建立情报组这条主线，还有一条比这大的主线，即共产党情报工作这条主线。东拉西扯，即采用关联之法，大量介绍与主线相关的背景资料、人物故事、人物命运，借此构筑主线发生的背景，让故事生动鲜活起来。这本书所依据的资料，一是历史档案，二是当事人的生前回忆，或作者对当事人的采访。没有虚构的人物，没有虚构的故事和情节，没有虚构的人物内心活动，没有虚构的场景描写。作者搜集了大量与主线相关的背景资料和人物资料，巧妙剪裁，意图再现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和复杂的人物关系。尽管不能编故事，但作者还是抓住事件本身演化的结点，设置悬念，展开故事，让人不忍释卷，读来意趣横生。书中涉及众多各色人物，这些人物的因缘际会和悲喜命运，也成为这本书的一大看点，读来让人感慨万千。

我搞了大半辈子公安史研究，一直在追求客观真实。但我也清楚，历史学追求的客观真实，犹如夸父的太阳，永远在前方，却永远不能捕捉在手。我们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地还原历史?我们完成的历史“拼图”到底是实际存在的历史，还是我们个人主观理解的历史?也许限于历史资料的缺失(很多历史真相随当事人死亡而湮灭)，限于我们个人的阅历与学识，限于时代的盲区(历史与现实生活中不乏今是昨非的实例)，我们理解的真实历史有可能仅仅是实际发生的历史的很小一部分。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作者是努力了，尽心了，他起码没有在其中虚构什么，添加什么，刻意褒贬什么，以他的理解努力还原了这段不应湮灭的历史。

2013年中秋

推介词(二)

谍战题材曾经热过一阵，后来慢慢凉下来，或许和胡编乱造有关，搞的连普通观众也看不过去，而《中国西部秘密战》这部作品则不同，不虚构，不瞎编，以丰富的史料、真实的人物和诙谐的文字吸引读者，这都和作者本人的品格有关。胡杰个性沉稳，出言谨慎，向来不喜虚张声势，说出话来既有根有据，又幽默智慧。

新中国成立前，我党对陕西及周边地区的情报工作一直十分重视，毕竟中央就在陕北，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也马虎不得。尤其在1947年至1949年间，国共两党展开历史性决战，延安的安危影响着全国战局，所以国共双方在这一地区的情报战尤其激烈。情报工作并非独角戏，需要多人、多层面的紧密配合，它含蓄，内敛，拒绝浪漫，这和一些谍战剧完全是两个概念。胡杰以散点透视的写法，多线索，多人物，通过大量真实生动的细节，将那个特殊时期的情报工作多维地表现出来，铺开了一个很宽的斗争工作面。看似琐碎，庞杂，却线索清晰，生动有趣，甚至不乏惊心动魄。而且，写一段历史，不但要还原历史人物，同时也要还原历史环境，他在这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使得能够站在一个很高的角度，既再现了那个解放军摧枯拉朽、国民党军队土崩瓦解的历史片段，也生动地展现了当年陕西特别是西安城的文化风貌，这都很不容易。

淡淡的诙谐，不易察觉的智慧，丰富翔实的史料以及秦地文化的韵味，口语化的笔法，不惊不诧，娓娓道来，让我们不但了解了那段历史，同时也是一种阅读的享受和一种人生命运的咀嚼，令人屡生感慨。在如今文化人纷纷急功近利、不戏说就活不下去的时候，在文化艺术越来越浅薄弱智的时候，胡杰的这部东西显得鹤立鸡群，尤其可贵。

李岩希

在当今不少戏说、甚至违背历史事实的谍战剧充斥电视银屏的情境下，这部写真实谍战案例的《中国西部秘密战》让人耳目一新。……此外，本书对像“吕出情报小组”这样一些曾经被误读过的概念也给予了重要的澄清。这无疑使这本书具有了较强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

——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著名作家、评论家成曾樾

扎实的采访和查证是为了创作打基础的。而更可贵的是，胡杰在采访中能够有意识地关注那些有着特殊寓意或特殊指向的细节。

——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著名作家张策

以局内人的视角看，谍战只有真相，没有传奇。《中国西部秘密战》就是把专业读者才会看的真相，用最通俗的语言，以故事的形式讲出来，让普通读者看得下去。

——陕甘宁边区公安史专家徐小宁

淡淡的诙谐，不易察觉的智慧，丰富翔实的史料以及秦地文化的韵味，口语化的笔法，不惊不诧，娓娓道来，让我们不但了解了那段历史，同时也是一种阅读的享受和一种人生命运的咀嚼，令人屡生感慨。

——旅美作家李岩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