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以“大张旗鼓地宣传好书，旗帜鲜明地批评坏书，实事求是地探讨有争议的图书”为宗旨的《中国图书评论》，1992年第5期以《震撼红学的新说》为题，发表了林辰对宛情《脂砚斋言行质疑》（简称《质疑》）和欧阳健《古代小说版本漫话》（简称《版本》）的评论。文章说，如果说《质疑》的作者是以“门外汉”的身份“从门缝里瞧见了专家们熟视无睹的脂砚斋作伪的端倪”，《版本》的作者则“在研究版本学时发现了脂砚斋作伪的证据，恰好回答了《质疑》提出的疑问”，最后指出：“脂批矛盾百出，学界人人尽知，而直指脂批作伪，则讳莫如深。《质疑》、《版本》二书把多年的疑案公开提出，反映了学术界正酝酿着清理脂砚斋作伪案的动态。”
中国《红楼梦》学会对这一“震撼红学的新说”，却并不以为然。1992年10月间拟在扬州召开的’92中国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曲沐以为会议“开到欧阳家门口了”，高兴地写信说：“到时又可见面了。”欧阳健回信说，自己不是红学会员，与红学会没有任何联系，加之观点与正统红学界相悖，他们不见得会邀请自己。曲沐开初不认为有什么难度，说：“如果红学家们不抱既定成见，肯于广纳不同意见，我想应该主动邀请兄参加会议的。”十分希望欧阳健能参加，让他的观点在国际研讨会上接受同行的检验。为此，他多方联系红学界人士，为让欧阳健出席会议作了许多努力。不料，扬州会议筹办方忽然加了一条规定：请柬一律以冯其庸的签字为准，不接待未经认可的持不同意见者。曲沐仍未放弃努力，8月14日给欧阳健信说：“我也想法鼓动红学界人士，邀请你出席扬州国际会议。”直到动身之前还写信说：“如有可能，在扬州会上，只要有发言机会，我就会支持你的意见。这次会议，老兄的学说恐怕是会议的一个热门论题了。与会代表，我想会有些同志（包括我自己）呼吁请你出席会议的。所以那段时间（十月十八至廿二）最好你在南京等着，只要请你去，就大胆地敞开胸襟阐述自己的学术见解。什么冯啦、周啦，这些权威不要顾忌，大胆地发表意见。我想如果这样，兄的学术成果会得到多数红学家的重视与承认的。”
欧阳健回信说：“北京的红学家，当然不愿让我的谬说扰了他们的清兴，但学术是非，是回避不了的。如果扬州会议正式邀我与会（我是做不出闯会的事的），我自然乐于到会阐述自己的观点，并回答各种质疑。九月二十四日，我参加了江苏红学会的曹雪芹塑像落成仪式。据姚北桦同志说，扬州会议的人员将在十月二十日赶来南京，举行揭幕仪式，当晚即返扬州。若同意邀我与会，我可以随车同往扬州。若不行，亦不必勉强。”
欧阳健知道，所谓“红学界”，除了几位专吃《红楼梦》饭的专家，多半是研究明清小说的熟人；设若自己突然在“红学界”大队人马面前出现，不论是理解为挑衅，还是理解为乞怜，都是不能接受的。既然不被邀请，他就在南京等候曲沐，扬州会议结束后接到家中住下，于28日同赴开封参加第六届《水浒》学术讨论会。
第二天，在宾馆大堂迎面遇见刘世德，欧阳健说：“刘先生，十年不见，我们两人好像掉了个个儿。”刘世德有点愕然，问：“此话怎讲？”欧阳健说：“十年前，江苏发现了施耐庵家谱，我说是真的，你说是假的——我是认真，你是辨伪；现在，张家湾发现了曹雪芹墓石，你说是真的，我说是假的——你是认真，我是辨伪：岂不是掉了个个儿？”刘世德噤口无言。盖1982年大丰发现《施氏家簿谱》，其第一世彦端，刘世德撰文认为“‘字耐庵’三字笔色淡而浮，显系后人所加”。欧阳健将《施氏家簿谱》送江苏省公安厅，检验认定“字耐庵”三字与家谱为同一人所写；而1992年通县张家湾发现的“曹公讳霭墓”石，假得不能再假，长于“辨伪”的刘世德为迎合冯其庸，断定“墓石确实不是最近几十年所开采的，说它已在地下埋藏了二百年之久，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开的是《水浒》会，与会者却急切地要讲《红楼梦》，强烈地冲击着会议的主题。张国光30日下午第五个发言，劈头就提《红楼梦》研究，说它存在：一、浮夸风；二、作伪传伪，庸人自扰；三、抄袭风。随后把话头一转，说“《水浒》这种情况比较少”。31日晚，张国光召开新闻发布会，大批周汝昌；对冯其庸也没有放过，说：“冯其庸花那么多的力气搞脂本，就像把十个人的眼睛、耳朵割下来，分别排在一起。眼睛眼睛眼睛，耳朵耳朵耳朵，简直惨不忍睹。”刘世德也没忘谈《红楼梦》，在11月3日大会上说：“一些基本观点需要搞清楚。先讲《红楼梦》，前提是后四十回是谁写的。是曹雪芹之后，程伟元、高鹗之前的另一个人写的，程伟元、高鹗的话都是真的，胡适说假话，不可靠。”曲沐11月2日大会上说：“欧阳健先生对脂砚斋的考证，我很赞成。脂砚斋完全不理解曹雪芹。金圣叹说小说不等于史传，脂砚斋就不理解，把自己和曹雪芹拉在一起，‘事皆目击’，把自己打扮成小说中的人物，更是弥天大谎。”
恪守“不主动出击”的态度，欧阳健在会上一句未谈《红楼梦》，会下却几乎完全用在红学的讨论上了。和欧阳健谈红学的，有年方二十八岁的赵国栋。他因曹雪芹问题，也成了风暴中心的人物，谈的自然是曹雪芹考证种种。和欧阳健谈脂本脂批的，则有郭兴良、马成生、侯会、李春祥、曲家源、朱其铠、黄俶成等。陈洪及其研究生雷勇来谈，对欧阳健的观点大为赞成，说将撰文《釜底抽薪》以声援之。来谈的还有胡邦炜，自1984年11月桂林《三国演义学刊》编委会分别后，已八年未见。谈几年中的变化，又谈《红楼梦》版本与孙桐生之类，胡邦炜好像都能表示首肯。一天傍晚，胡邦炜忽然来找欧阳健，颇为神秘地说，宋谋场说找到了一个硬证，《枣窗闲笔》就提到脂砚斋。这是质疑者的硬伤，问他怎么回答。欧阳健哈哈一笑，说早就发觉了《枣窗闲笔》的破绽，正在写《裕瑞<枣窗闲笔>辨疑》，他便松了一口气。
在开封，欧阳健第一次见到宋谋场，此人大大咧咧，倒有一股豪气。他在11月2日的大会上说，自己出身豪门地主，《大红灯笼高高挂》、《妻妾成群》，写得一点都不真实，“我父亲才是真的‘妻妾成群’！”11月3日，宋谋玚候车去郑州，欧阳健与孟繁仁去陈桥驿回来，正好与他邂逅，便立谈了一会脂本脂批。他说已写了一文与欧阳健商榷，惋惜道：“要是现在来写，可能就不是那个样子了。”在欧阳健的通讯录上留下地址：“山西长治晋东南师专”，匆匆分手了。
会后有人传话，说欧阳健没有上过大学，且只有一年的“梦龄”，竟敢对红学权威信口雌黄，实在是无知妄说、哗众取宠。欧阳健听后，淡淡一笑。
——他知道，被奉为巨擘的冯其庸的红学事业，起步于“文革”中抄录庚辰本；发表的第一篇论红文章，是以“洪广思”的笔名刊在《北京日报》1973年11月2日的《<红楼梦>是一部写阶级斗争的书》；署名“冯其庸”的第一篇学术性文章，是刊在《文物》杂志1974年第9期的《曹雪芹的时代、家世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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