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溟编著的《阅读的刀锋》是继《阅读的逻辑》之后，作者出版的第二本书，汇集了作者在过去数年间以不同的笔名发表的若干书评小作。各篇约略归入社会、经济、政治、历史、科技与文化六大类。《阅读的刀锋》里收录和讲述的一切，是作者的对象，也是作者的语境。

原来，我们的种种矛盾与纠结，都源于一百多年来的撕扯与挣扎。而我们的所思、所惑、所虑、所记，也都脱不开越过罗湖桥后，那片广袤的土地、那种熟悉的母语，那些和我们一样的人。我们在香港读书，抬眼看的是世界，想着的却是中国。

《阅读的刀锋》为庞溟先生近年文化随笔文字的结集，系“独立阅读书系”第三辑之一。

序言

经济：这个时代终究始料未及

 一个人和一座城市的生长史

 如何找到中国经济新平衡点？

 老面种发不出全新面团

 张维迎的矛盾与迷茫

 凡人经济学的趣味

 经济学中无新事

 教会我们共同生活的经济学

 别读歪克莱因的好经

 数学工作者漫游经济学王国

 我们为什么成为不了巴菲特？

 房地产业的死与生

 什么是最美好的金融？

 钱不要存银行？!

社会：他们用笑声让你哭泣

 “中国制造”背后的沉默身影

 中国人可以多生孩子吗？

 情欲背后的伦理与权力

 高铁与中国大战略：可建言，应慎言

 遭弃的孩子，受伤的村庄

 候鸟轨迹勾勒出的国家成长

 她们就在你我身边

 一个厚重而完整的达尔富尔

 好的社会学入门书

 一切之发生就像见树又见林

 每个人的城乡中国

政治：那么多流浪的思想

 西方社会运动理论中国化的初步努力

 自由源于生活，而非来自革命

 也谈劳资冲突

 勇气来自面对全部的事实

 细节决定民主

 法官是靠不住的

 关乎我们幸福的政治哲学

 城市地景的死与生

 没有谁喜欢乔姆斯基

 索罗斯：以开放对抗无知与傲慢

 论君王的自我修养

历史：就仿佛这里还不曾叫做长安

 重读那些泡沫与疯狂

 未曾发生的一切

 教科书如何控制历史？

 是谁偷走了我们的历史？

 安阳之外的考古学暗流

 设计事关历史，也事关社会

 效忠的是首领，而非制度

 排名须分先后

 中国古代的那些流氓们

 唐人也放高利贷

 鬼诛与法诛，德礼与刑罚

 天理、国法与人情

 人类的伟大成就一览表

 你所不知道的欧洲小贩

科学：空气里长出光线就够了

 明代的“山寨版”西方科技书

 应用比发明更重要

 我们能否预测自己的未来？

 不知道的比知道的更重要

 买彩票就是随机问题

 没有人真正理解量子力学

 看故事也能学物理

 我们都是恒星的孩子

 演化如何成为可能？

 用六个标志读懂人类进化

 拼接科学思想的七巧板

 古希腊的天空是什么颜色的？

 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

 我们的卑微与伟大

文化：我是即将到来的日子

 你知道“忠恕”的意义吗？

 给那些醒着的青年

 古希腊、古罗马：现代西方价值的源头

 什么才是真正的愚昧？

 学徒西西

 艺术无意，文化有心

 迈克的时间是怎么过去的？

 斯蒂芬·金所“贩卖”的勇气

 而全世界至今不作一声

我们在香港如何读书？（代跋）

一个人和一座城市的生长史

在蛇口工业区微波山下，一块上书“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矗立了二十余年。被誉为中国“改革试管”的蛇口工业区的创建人袁庚在1982年初提出的这句口号，在今天看来已是耳熟能详、平常无奇，当初却极富争议，甚至引来蜚短流长。直到1984年，邓小平同志视察蛇口工业区，这一口号才得到了充分肯定。在《春天的故事——深圳创业史》［（1979—2009）（上），徐明天著，中信出版社2008年4月版］中这段小插曲只是一带而过；而在［《袁庚传·改革现场》（1978—1984），涂俏著，作家出版社2008年3月版］里，鲜活的细节让我们手中的历史更为饱满厚实：工业区制作并竖立的这一标语牌其实先后共有三块，但前两块的命运实在不济——第一块问世不过两三天，许多人还没看到，就被当地农民拆掉当柴火烧了；另一块则在针对改革开放的非议日盛、甚至上海某报公开刊登《旧中国租界的由来》时，由袁庚私下授意悄悄拆掉。

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时，对这句口号留下深刻印象。回京后，他在一次中央负责人的会上说：“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蛇口工业区更快，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数月后，在建国三十五周年大庆上，这句口号在上百部彩车中唯一的企业彩车——蛇口工业区的彩车上醒目展现，并从此传遍全国。

关于这句口号的故事看似琐碎，却许是三十年来我们理论与实践的最好象征：先行者遇到的阻力，或来自民智未开之基层，或来自保守恋旧之同侪，或来自深不可测之庙堂；那些曾被视为离经叛道的思想与做法，往往要等被取得的丰硕成果甚至奇迹所证明，再被来自上层的声音所肯定，才有可能逐渐进入每一个人的心里，成为波澜不惊的常态与共识。

从这个意义上说，先行者是寂寞而危险的。先行者：走在改革的烈日之下

让我们看看袁庚。《袁庚传·改革现场》只涉及1978年至1984年七年时间，但袁庚身上的政治智慧、勇气与谋略、理想与务实、原则性与灵活性等等交杂纠结的诸多方面，却已经得到了最为集中的体现。

袁庚是多重角色矛盾统一体：他是“一个习惯于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指示、然后转身发号施令要别人不折不扣地执行的人”，是一个既本着“我们这一辈人要为蛇口的未来负责”的理念而力主让蛇口工业区的老功臣们让位给年轻干部、自己又留下来主持工作的人，是一个要求大家行使自己神圣的民主权利推荐干部、又因为不公布民意测验结果而被指责为“虚假民主”或“压制民主”的人；他一方面认为“深圳特区不宜过大”，另一方面却希望蛇口工业区搞大；一方面批评深圳“卖地”，另一方面又向深圳要地。

这样塑造出的袁庚也许并不是高大全的传统形象，但却因其有血有肉、真实可信而栩栩如生、令人难忘。

让我们看看其他人。《春天的故事》里，我们可以读到通过打听李嘉诚有没有参加国庆典礼来判断社会变化并最终确定创业之心的吴炯声；六十多岁还被委以东湖宾馆中方经理重任、在拿只相当于港方经理八十分之一的工资时仍然敬业清廉的汤年；坐在别人自行车后架上过罗湖关来到深圳市政府要求建设中国第一个住宅小区项目与开办中国第一家合资酒店的港商刘天就；通过卖玉米淘到人生第一桶金的王石和十三岁带着少年的梦想随父母从海南来到深圳的马化腾。

当《袁庚传·改革现场》的叙述戛然而止时，《春天的故事》才渐人佳境，“1984年，成千上万的创业者涌向深圳，那些以后闻名于世的大企业家们行走在烈日下的深圳街头……我们要为这座城市的每一块砖头记下标记，这座城市也不会忘记每一个为它做出过贡献的人”。袁庚与梁湘：改革的布局与思路

让我们看看这座城市。当《春天的故事》中关于蛇口的篇幅越来越少，当《袁庚传·改革现场》中关于袁庚与梁湘的龃龉越来越多，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这座城市成长路径的不同想象与坚持。

作为深圳改革时期的“并立双雄”，两人既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又是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利益博弈、彼此竞争的绝佳“对手”。但是他们绝非私敌。

在袁庚看来，深圳市既无商业，又无工业，它的财富来源，一是靠“卖地”，二是依赖“贷款”，三是依托中央各部委“对口赏赐”，这三项收入不仅极不可靠而且入不敷出。而袁庚强调工业的思路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阶段或许正确，但在四个经济特区搞活后的全面开放阶段，选择工业、旅游、贸易还是房地产为自己的支柱行业，是各个地区自己的选择，自应在不做偏废的前提下有所强调、有所侧重。正如涂俏采访的蛇口工业区管理干部们所一致认为的，在改革之初没有现成样本的情况下，无疑应允许各地推动经济发展的做法各不相同。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深圳适时地调整产业结构，推动工业园的发展，大力引进和扶持高新技术产业”，一个仅有三百二十七点五平方公里却担负着改革开放排头兵作用的弹丸之地，终于准备让自己的未来站立在第三产业之上，让自己的明天孕发于区域金融中心的定位之中。而从另一个方面说，蛇口工业区并非“飞地”，而只是深圳棋盘上的一枚棋子，但袁庚更多考虑的只是蛇口的特殊性，却从来不站在深圳市一盘棋的角度上看待蛇口。P3－5

阅读是翻过刀锋的致命一线

伦敦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理查德·塞尼特（RichardSennett）曾研究过工作如何影响个人性格，最终结论让人怅惘不已：当代社会工作史的特征就是灵活多变、不断流动以及仅仅需要短期投入；这让我们在一个失控的社会里，“工作和做人难以两全”。

美国学者丹尼尔·勒纳在《传统社会的消逝》一书中则乐观地估计，现代化的人对新思维方法所抱持的态度是开放的，同时社会的未来是可以控制的。他恐怕永远不会想到，现代社会巨大的不确定性以及无所不在的改变，已经把我们的心变得千疮百孔，无所依持。

许多人在我们身边来来往往，彼此道别或者没有，转身的时候落泪或者微笑，拥抱的时候身体轻微颤抖。这一秒还谈笑风生的人，忽然有一天就渐行渐远，纵然努力伸出手去，却像是探到冰冷深渊，茫然不见底，感觉如此陌生。大部分人更是擦肩而过，远隔千里，永世未能再见。

有一句德国谚言说：“只发生过一次的事等于压根儿就没发生过。”（EimalistKeinMal）如果我是偶在、你是偶在、他是偶在而且我们的关系都是偶在，我们又如何证明往事并非“没有发生过”、自己的人生并非没有经历过呢？在接受了进步、理性的现代性后，生活被迫无法挽回地丧失某些专属于昔日的特性，这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但当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和科技进步带来全面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我们与他人之间的社会连结、我们与自身过往之间的历史连结，却又从未如此虚弱。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新的建构却不知何时完成。有人会以为看到了你生活的明媚，华美，闲适，随性，于是他们羡慕；另一些人则以为看到了你生活的反面，挣扎，痛苦，困顿，焦虑。他们眼中的也许是真，也许不是。现实并不是慵懒的息徒兰圃、秣马华山、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并不是矫情的月色如水、寒风拂衣、孤鸿悲鸣、宿乌惊飞。它往往是人间烟火和车水马龙投下的纷繁光影，是各种的自顾不暇，举棋不定，始料不及，荒诞不经，潦倒不堪以及沉默不语。整个世界都在你身边向四面八方生长，直至筋疲力竭。

每一本书，其实是帮我们打开了一场从未经历过的人生，观照着我们和自己的挣扎、搏斗与战争，像标尺一样可以被用来量度我们大多数时候都平淡无奇的生命。十年前的这个自己，十年后的那个自己，会被现在的自己拉下多远？那些伟大的想法，那些激烈的念头，如何才能不被消磨掉，继续闪光？

本书是继《阅读的逻辑》之后，我出版的第二本书，汇集了我在过去数年间以不同的笔名发表的若干书评小作。各篇约略归入社会、经济、政治、历史、科技与文化六大类。

感谢雷剑峤、戴新伟、黄长怡、张策、彭伦、臧博、田毅、程明霞、侯思铭、吴慧、涂志刚、李旭、张志伟、朱敏翎等诸位报刊编辑，感谢刘德顺、李洋、闫柳君、黄维益、储卉娟、何客等诸位出版社编辑。他们让这些书本和文字在我的生命中留下痕迹，让我能看到书里书外种种的精彩、鲜活与真实。

我未曾为纯朴沉静的《独立阅读》贡献过什么，拙作却忝居其书系之间，实在惭愧。或许唯有更为努力地让四处散落的文字碎片映射出自己的成长与改变、思考与行动，才是对其他读书人与爱书人最好的回报与答谢。

我期望能借助理性化、逻辑化、客观化的读书方式，消解泛道德化或意识形态化的偏激，拒绝不加节制、过度感性、对知识积累缺乏贡献的个人化表达，让阅读与思考的思想能在平和坚实的论述中走得更远，传播得更广。这种有重量的过程，才是真正值得。哪怕此间沉默，也有自己的张力。

我在各类报刊上发表的书评主要涉及社会科学、财经、历史与科技等门类，对文学、文艺与文化类图书则相对甚少涉猎。这和我自己的知识结构与储备、曾接受过的学术训练以及学习、研究、工作的时间分配与兴趣点有关。

经济活动的根本意义在于资源的分配，背后更是涉及规则的确立、制度的设计、秩序的扩展、利益的博弈以及权力的制衡，因此本质上说，经济学必须成为一门直面现实的、有担当的、有尊严的、有良心的、有立场的学科，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而不是为缺陷、丑恶、劣等辩护，不是死守着相对的、虚假的、没有依归的、没有根柢的“道德中性”。这正是我对相关的社会科学学科感兴趣的根本原因所在。此外，我曾系统地接受过研究方法训练，例如计量经济学、数理金融学、数理社会学等定量研究方法，田野调查、问卷调查等定性研究方法，这让我比较重视理论知识与真实世界、客观现实、实地调研的结合。

上述的个人立场和阅读偏好，决定了我的书评写作方式比较偏向立足就书论书又力图有所超越和深入，而不是掌故型书话、抒情类个人读后感、纯学术技术化评论等其他形式。不作激进语，不说客气话，不写违心文。应当拒绝封闭、偏颇、固执、狭隘、傲慢、疏冷、虚浮，多些常识、直觉、温润、亲切与质感，也要有更多的客观、审慎、节制、多元、坚实与深度。这不但是对经济学和经济学者的要求，也是对阅读和读书人的要求。当然，这也只是我自己的一些经验、看法和思考，必然会存在片面与不足，文责当概由我本人承担。

书里收录和讲述的一切，是我的对象，也是我的语境。当历史不再是完成时而是进行时，当我们是正在开始与发生的历史的一部分，我们都注定望不清历史，猜不透现实。在迅疾变化的时代中，置身其间的文字不可能长时间地凌空蹈虚。只有坚硬、柔韧而又沉静的自我，才有可能消解各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和主题先行的仪式感，避免对周围的一切感到理所当然。只有对那些柔软的美好的，保有一分欣赏之心，对那些不堪的堕落的，保有一分悲悯之心，才能像在水中放进一块明矾，沉淀出现实的所有渣滓。

从某种意义上说，阅读对于认识社会、理解社会和改造社会而言，多少会有些帮助，能让你掌握某种讲求简洁、准确、坚韧、有力的锋刃。更多的时候，阅读就像毛姆笔下的刀锋，翻过那致命一线，就会到达人生这把长刃的另一面。也许和这面一样，也许不一样。

庞溟

2015年1月1日

我们在香港如何读书？

在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会开始前，几位香港教授聚在一起，聊着大学里的人事变动、市场指数的高低浮沉以及各种合作撰写论文的可能性。那一刻，平时总是用英语作学术交流的他们操起粤语说尽各种琐细是非，我总有些恍然与不适。

但当远在北京的清华大学教授加入到电话会议后，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竖起耳朵，努力地想在电流杂音中听清楚他的话语。这当中并没有丝毫的不耐或不屑，满满的都是同行的相惜与敬意：你可能没办法操一口标准的英语，但你对中国内地国情的认识与了解，在座的我们都比不上；你是值得我们聆听的专家，我们甚至会偶尔用并不熟练的普通话，确认我们正确理解了你发言的原意。

这个场景极具象征意义：一国两制，两文三语，就这样在香港学术圈里实现了和光同尘。英语这种正式的学术语言依然是香港身处西方文化殖民地版图的象征；市井口语表达所使用的粤语虽然不登大雅之堂，却无疑是构成这个社会地气的鲜活元素；飞速发展的中国内地则拥有了让“北望神州”的香港学者们不得不正视的耀眼光芒与辐射能量。而香港学术氛围里那种对教授职业本分、议题现实观照与眼下利益得失的看重，以及对文化承担、精神探索、学术创造的客观束缚，也尽皆展现在这一刻的小切片中。

正因如此，在阅读牛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严飞先生的新著《我要的香港》时，自称为“文化观察者、专栏作者，良心知道分子”的作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彷徨、困惑和怅惘，我不时都能产生共鸣。虽然与严飞先生素未谋面，但我相信，他那种不愿为稻粱谋而勉强读书的坚持，那种对“沉潜往复，从容含玩”的阅读乐趣的追求，以及“想通过个人的阅读与思考以分担他人的痛苦和困惑”的心愿，每一位身在香港的读书人、爱书人与爱思者都会深怀同感。

为什么我们要在这座不读书的城中，在这片“文化沙漠”里，坚持着去寻找和护持那一小片一小片的绿洲？严飞先生认为，作为每个爱书人灵魂深处依托的精神体认，书店让整座城市的读书人“得以找寻到属于自己的群体和空间，不至于迷失在乌托邦式的纯精神臆想之中”。

不过，如果从社会现实分析，熟悉这座城市的人都不难找到普通香港人在平时不必、不愿或不便买书的种种原因：人均居住面积狭窄、存放书籍空间受限；图书实体零售网点密度大，物流配送成本居高不下，网上购书方式并不普及；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服务完善，自购书需求受抑；人均收入水平较高，使用IT产品进行电子阅读的方式受欢迎……“香港人的坏习惯是每年不买书，到了书展就买烂书。”李敖去年在书展上的这番话虽是调侃，却也精准地反映出香港人在每年七日的书展期间拖着拉杆箱进场“大采购”的“虚假文化繁荣”。  根据新鲜出炉的2012香港大众阅读调查报告，阅读在港人业余爱好排序中名列倒数，仅仅比“睡觉”和“玩游戏机”略高，更有百分之四十一点八的香港人在过去半年内没有阅读任何书籍超过十页以上。但有趣的是，香港人的阅读倾向并非完全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功利化、实用化。在娱乐休闲之外，香港人读书依然主要是为了增长知识、陶冶性情、提升个人素质，而增加职场发展机会与社会流动机会等原因则较为次要。对于学习式、培训式、进修式的阅读和有助于精神成长的阅读，香港人分得相当清楚。

读书人在香港，最欣喜的当是思想文化和著述出版的自由度。因此，最应该关注的，并非是书业与读书人在商业资本逐利的洪流下何去何从，而是从“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到“中国香港”的政治现实的转换过程中，香港关于文化认同与身份政治的困惑与焦虑。

只有从这样的心态与视角出发，才有可能理解二楼书店为什么会成为香港人最为珍视的独特风景，以及为什么会成为严飞先生笔下“这座城市散发出的最后一束流光，温暖而柔软”。在车水马龙、喧嚣拥挤的闹市，抬头找到蛰居高处的书室招牌，从幽暗窄小的临街楼道里进去，踏上唐楼逼仄迂回的楼梯，推开某扇素面朝天的窄门，整个知识世界就这样毫不设防地在你面前敞亮起来。这个过程似乎有点仪式化的朝圣意味，还带着某种不得不向上成长的力量。

作为公共文化艺术和知识空间的二楼书店，就这么沉默而定静地厕身于西餐厅、私房菜、咖啡店、发型屋、美容院、麻将馆、服装铺、电器行之间，一如同在“楼上”的孙中山联络革命的辅仁文社、叶问的咏春拳术武馆、警察663感情丰富到会流泪的房子、麦兜的春田花花幼稚园，各得其所，包容共存。也许，这些书香里夹着的尘嚣、书窗外飘着的市声，展示的才是真正的香港，真正的香港读书生活。

但是，就像本书主副标题所展示的那样，作为一名身在香港的内地读书人，“我所要的香港”与“香港所要的我”，中间总是多了种种尴尬、暧昧而含混的落差和错配。于是，我也不免有些担心，在褪去了“外来者的身份”后，在“长期以来那被禁锢不可触及的”读书资源不再匮乏后，当严飞先生在老大帝国牛津小城那大大小小上百家书店里流连时，不知道还是否会想起这个拥挤、局促、喧闹的弹丸小岛，是否会记起那些“推土机前种花”、斗室蜗居窗边看海的日子。理想丰满，现实骨感，往往可以让人憋着一口气引而待发；可要是理想逼仄，而现实宽敞，那口气会不会一下子就散了呢？

还好，严飞先生在“书影书话”章节中依然满满当当地都是关于中国的话题；他数次提到内地诗人于坚时屡屡被误植为“於坚”，显示出他还是和我一样，习惯先输入简体中文再做简繁转换；而他引用的尹丽川的寥寥数句，同样在一瞬间击溃了我所有的梁园佳梦：“一下雪，北京就成了北平；我们去后海看雪，就回到明清。”原来，我们的种种矛盾与纠结，都源于一百多年来的撕扯与挣扎。而我们的所思、所惑、所虑、所记，也都脱不开越过罗湖桥后，那片广袤的土地、那种熟悉的母语，那些和我们一样的人。我们在香港读书，抬眼看的是世界，想着的却是中国。（原刊《南方都市报》2012年10月21日AⅡ—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