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新伟编著的《许多张脸许多种情绪》内容包括：与塞林格同在的日子；在滨河街的日子——特里丰诺夫及其他；心，是一个孤独的猎手——卡森·麦卡勒斯的两本小说；人性的污秽——索尔·贝娄的美国故事；“讲一个大距离、星之光的故事”——诗人沃伦百年；“老爹”舍伍德·安德森——重读《小城畸人》；他的声音背离了自己的时代——伊萨克·巴别尔等。

美国摄影师杰·瑞·柯菲尔德在福克纳的故乡奥克斯福镇上工作了三十七年，他在回忆文章中提到了几次经典的为福克纳拍照的故事，而事实上他拍的福克纳无法估数，也大概没人能像柯菲尔德一样见识过各种面貌的福克纳，因此，《许多张脸许多种情绪》这样的文章题目，不仅如此深入地阐释了这位摄影师与福克纳的关系，也让当年从《世界文学》杂志上看到这个名字的我念念不忘，尤其是当作者戴新伟决心写这样一批文学上的伟大面孔时，便毫不犹豫地为这本书定下了这个书名《许多张脸许多种情绪》。

一条街道的神秘与忧郁（代序)

辑一 看法有变

 与塞林格同在的日子

 在滨河街的日子——特里丰诺夫及其他

 心，是一个孤独的猎手——卡森·麦卡勒斯的两本小说

 人性的污秽——索尔·贝娄的美国故事

 “讲一个大距离、星之光的故事”——诗人沃伦百年

 “老爹”舍伍德·安德森——重读《小城畸人》

 他的声音背离了自己的时代——伊萨克·巴别尔

 读《为亡灵弹奏玛祖卡》、《玉米人》小记

 回味——裘帕·拉希莉的短篇小说

 甜美的、有用的——读阿伦德哈蒂·罗易的《卑微的神灵》

 用力——塞林格与基耶斯洛夫斯基

 “命运将我判给了赫拉巴尔”

 杜桑的肺腑之言——法国外省作家让·吉奥诺

 不开心的理查德·耶茨

 了不起的卡波特

 赫塔·米勒的第三篇中译文章

 夏目漱石的黑暗

 论《窗灯》

 大人物，小悲哀——《病夫治国》与《非常病人》

 小丑的提醒——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在西方

 以色列人的“百年孤独”——梅厄·沙莱夫的《蓝山》

 他人的心事——罗孚的《北京十年》

辑二 且读且记

 “好的时候非常好”

 与中国有关的

 不曾苟且

 重读韩素音

 焚烧舞台的演员

 新井一二三眼中的八十年代

 读董小记

 香的文化史

 谈笔记

 岭南故纸寒香

 活埋八卦里

 管风琴，书生活

 确实做作，但……

 与茶有关的人生

 窥视工作间

 蔡澜佩服他

 与书店有关的日子

 找来读的书

辑三 文艺随笔

 爱是唯一惩罚

 奥利维拉：一座城市的记忆

 夫妇善哉：一种小吃，一部电影，一本书

 藤泽周平：温贫暖老及其他

 有这样一位反法西斯战士……以及画家——被流放的卡罗·勒维

 李霁野在意大利

 宁静，愉悦，满足——林怀民的《流浪者之歌》

 雾蒙蒙的天空，布赫兹的背影

 《绯红树》的忧郁——陈志勇的绘本

 当你面对一座废墟……——艺术的废墟观念

 澳门半日书事

 昆明访书记

 长春·手机·旅人

 戈革论金庸

 “万不可作儇薄语”——再谈戈革论金庸

 香港文字传奇

 一位香港编辑的交游考

 广州尘世美

 书房的故事

 偶读知堂忆瓠子

 乐以忘忧在岭南——记王贵忱先生

 火把

后记

与塞林格同在的日子

1972年4月23日，乔伊斯·梅纳德的一篇文章登在了《纽约时报星期专栏》上，这位年仅十八岁的少女表达了对周围一切的厌烦之情，她说：“我想搬到乡下去住，远离尘世。”在下一个星期二，她的宿舍里塞进了两个邮包，有大约几百封读者的信件。其中一封来自乔伊斯·梅纳德的故乡，新罕布什尔州。写信的人叫J．D＿塞林格。

读乔伊斯·梅纳德回忆她与塞林格之间的书《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而不在意其中的隐私成分，显然很难做到。这是一本有关塞林格私生活的书，他有长久的盛名，又长久地隐居，可以说多亏有这样的书，读者才能了解生活中的塞林格。五十年之后，我们依然会被霍尔顿打动，对塑造他的人心存敬佩和好感，因此，1972年乔伊斯·梅纳德撇下其他几百号人而与塞林格继续交往，实在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想一想吧，假设《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作者给你写信（请再仔细估量一下这本小说在整个六七十年代的现实意义），你将作何举动？

“我爱上了他在信中传递的声音”，这句话在乔伊斯·梅纳德追忆当年认识塞林格时多次出现，“我相信这个有着非凡声音的陌生人似乎很了解我。”她说。故事不免堕入俗套的情节：普通人总是很难抵御来自偶像的声音。故事还有一个更加俗套的结尾——大约一年之后、她和塞林格在一起一年之后，后者对她说：“你最好现在就回家。”

与其说是塞林格赶走了乔伊斯·梅纳德，不如说她在塞林格预设下的种种束缚下被淘汰出局。乔伊斯·梅纳德在书中有详细的“不适应”——换句话说，塞林格对与之生活的人有种种苛求种种怪癖。有一个细节：塞林格不断地重看希区柯克的《三十九级台阶》，再资深的文艺女青年，大概也坚持不了多久吧？这些都让人想到《麦田里的守望者》里那个著名的梦想：“我的职务是在哪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塞林格与乔伊斯·梅纳德之间的情感纠葛，恰似这段话的一个注解。只有这样，才好去理解为什么一个五十岁的男人会对十八岁女孩不厌其烦地忠告，会利用各种生活方式来控制乔伊斯·梅纳德。也只有在生活中，才可以让文学真实——不过事到如今，真实已经很难看了。

站在回忆和阅读回忆的角度，谁都没有权利鄙视一个少女的天真，但所谓的惋惜毫无意义。也正是乔伊斯·梅纳德这个“案例”，让我想到了霍尔顿的理想并不美好，你想捉住那些狂奔的孩子，就好像对乔伊斯·梅纳德的事情表示惋惜一样，毫无意义。这在更深层次上揭示了一个问题，成人世界对于童真的执著眷恋，往往会牺牲掉童真本身——孩子们都在狂奔，你唯一能做的不是捉住他，而是观望，狂奔是他们的自由。一旦想去捉他们，已经走到当初被自己所敌视的位置上去了。

在塞林格的笔下，这种情绪是值得商榷的。比如仔细看，《献给爱丽丝——怀着爱与凄楚》，散发的未尝不是成年男人对于“宁芙”（Nymph，希腊神话中的山林女神）的复杂情感。我不敢说塞林格跟纳博科夫笔下的汉拨特有某种共同的嗜好，不过他的诸多动作不免让人心生疑窦。

所以，乔伊斯·梅纳德不无深意地总结说，在塞林格的笔下，唯一了解霍尔顿的人是他的妹妹菲芘，这也是霍尔顿唯一爱的人。恐怕这种爱从来没有真实地实现过——作为霍尔顿、更作为塞林格的理想。

乔伊斯·梅纳德离开塞林格，她的书《往事回眸》也出版了。像塞林格说的一样，“你的这本书将是我们的结束”，似乎是这样的。然而，对当时十九岁的乔伊斯·梅纳德来讲，生活才刚刚启程，只是她后来一直生活在这件事的阴影里。她仔细地写到了在她的生命中次第出现的男人，她的并不幸福的生活经历。这个女人饱受精神上的折磨。从字里行间看得出，面对往事，她仍然不能平静。遇上塞林格可能真的要用“劫数”来形容，在塞林格那里她得到的爱与痛苦的经验远远大于她后来遇到的。与塞林格在一起的一年，影响了她的整整一生。

除去这段公案里的桃色成分，更多的是灰色——人生中的绝望与伤痛。是不是不管什么样的伤痛都可以承受呢？当我从《老皮缅处的宅子》里读到茨维塔耶娃的生活经历时，我相信这两者之间是有某种深刻的联系的，或者世间事大多如此？所遇到的人事越复杂浓烈，人生越丰富沧桑，这其中能留下来的都是有价值的，能忘记的都已死去，计较谁与谁的幸与不幸都没有太大关系。至少，邓肯在回忆罗丹对她的引诱时就不乏遗憾地说：“后来，我常常悔恨当年自己的少不更事，错失了把贞操献给伟大的潘神的机会，也让伟大的罗丹丧失了一次展示天才的机会。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的艺术和生命就会更加丰富多彩了！”你能说——让我们看看克洛岱尔吧，能这样说吗？所不同的是，像茨维塔耶娃、邓肯这样的女人要比乔伊斯·梅纳德强大许多，还不至于轻易地被区区一个男人摧毁。

在书里，乔伊斯·梅纳德流露出对她自己的才华非常肯定，我只是觉得，这的确是一个专栏作家的书，整本书文字流畅，有很多文字上的花招。的的确确这是一个专栏作家的水准。这当然与才华有一定的距离。说到这里，才华这种东西某种时候是拯救人自己的，能拯救自己起码就是一项才能。P3－5

一条街道的神秘与忧郁

这是阅读的故事。

最早，泥砖房子里有一孔高高的窗户，窗台上一边整整齐齐的是小学课本，另一边是捆好的书，每本都很厚。

泥砖房子上是稻草屋顶，有一片透明的瓦，叫亮瓦。但房间里还是光线模糊。有一天，祖母误把那捆厚书递给了我。一个退伍军人所有的精神生活：《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带匣子的毛选，一个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的字：领袖语录、报纸社论、日记。

用这批书，我和村里高年级的孩子达成了第一笔交易，换回了他们的课本。等到他们发现上当时，书已经读完了。

这是故事的开始。

有些书像神秘的事物那样神秘：乡村里的书，是借助那些年轻人之手而来。除了那个年代里四处可见的台球室、录像厅之外，书里故事诱惑着他们，青春期的嗅觉敏锐地闻得到哪页纸上有性。那些书（大部分是杂志）因为太多手传阅而卷起了边。

直到后来方知，这便是性的启蒙。

有些书毫不神秘：《春潮急》是中学图书室搬到镇中学时流散出来的（毫无疑问也是通过那些大孩子之手）。它讲述的是五十年代四川农村走向合作社的故事，它有着我熟悉的地名，熟悉的语言，就像在翻阅我们村的历史。

直到后来方知，这便是文学。

随电视和录像最先来到的是大量的武侠小说，《射雕》，妇孺皆知。但是书，尤其是“小说”这个词在乡下是敏感词。那些大孩子们就是因为这个词被自己的父亲追打，追过村子，追到田里地里。夺下，撕碎。身体与语言的暴力。

书，自有它的命运，一如我们自己。

小学语文老师姓王，又瘦又高，精精神神。他读书、买书，都不多，但持续。并且持续地给我读，大部分是敏感词，他是我的保护伞。在这里我看到了阅读和人间的复杂。

那时候我年轻的叔叔整天在外跑，收各种东西。一天，非常偶然地闯入了他的房间，那里面全是书，皮箱上（他也是退伍军人）、立柜上、米桶上、脚踏板上，地上最多。各种各样的书，尤其多的是杂志，令人心跳加快的封面上，各种妖娆的女郎。泥砖房子里特别明亮，那是夏天的下午。直到我叔叔洗手不干，他的房间是我拥有过的第一个图书室。直到现在，我仍感念他在外流的汗水。

在广阔的乡村，书自有它的道路，在我看来，它们四处散落，迫切地想找到抓住它们的人。是什么时候书变成了我最想拥有的东西呢，在那样贫乏的年代。我只记得有一些炎热的暑假，祖母带着我去她的那些老姐姐妹妹家。在那些比乡村好一些的镇子上，我多次让她为难，让她生气：我仿佛嗅到了书的气味，总是央求她去邻居家看看，能否借到书，而这种要求在成年人看来多么不可理喻。街上来回走动的卖雪糕的小贩，电视机里的白雪和欧阳严严，我吞下更多的书——这是在街上，更多的书眷顾了我。

但我也去过更远的乡下。稍大一些，暑假便是我在外祖母家的放养时期——二十四里，一半平原一半山路，我自己走去。那是山地，以养蚕、种玉米为主。想到我们村只有一株桑树而每年夏天便为了那点桑椹争得头破血流就觉得好笑；这里到处是桑树，为了便于采摘桑叶都被修剪得很矮，而且桑椹饱满大个，没有人吃。我便站在桑树下边摘边吃边读书，《隋唐演义》、《风尘三侠》、《说岳全传》、《天龙八部》，令人神旺，又令人忧郁。

那时候生产鞭炮成为广阔村庄的主要产业，我们村开始为一些先富起来的村子承接前期工序，把废报纸裹成鞭炮筒。叔祖叔祖母家是最早运回报纸的，他们欢迎我去翻阋，后来允许带回家看。在这些旧报纸的文艺副刊版面上，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不同于书的世界，它告诉我其他地方的阅读，尤其是——何谓今天的阅读。非常幸运地，我从这些旧报纸中凑到了1992年前后的《文汇读书周报》，我又知道了阅读之外更重要的事——思想与写作。

很快新的报纸就来了，像一个窗口，去看到活生生的文艺生活。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从一份《成都晚报》的副刊上，读到了汪曾祺来四川参加笔会的消息，后来又陆续在上面读到了怀念他的文章。

后来，不知道是否这段文字因缘，我也开始向报纸投稿，成为这个行当的一员。冥冥中，我总觉得有那么几个人正在审视着我的文字。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的存在总让我无名地警惕，无名地感动。

从叔祖家借回来的报纸，还回去的时候中间有的缺页，有的则剪过。我就是那时候开始剪报的，却不能不为自己的行径感到不安，然而他们从未说过我一句。感谢他们的宽容和仁慈，我只有暗暗祝愿他们长命百岁——在我最近一次返回乡下的时候，才知道叔祖已经过世，叔祖母还坚强地活着——在另外的村子里。因为两年前有一条高速公路从成都而来，穿过我们村，穿过我们生养的地方，生养我叔祖一辈、更上一辈，也生养过我的父辈和我的村子，也穿过了我们村的坟地。于是，同一姓人分散到了其他地方；当我漫步在属于生者与死者的地方，看到只有三两户人家原地不动，我那间简陋的藏书室得以幸存，却不知道该感激谁。

是街道改变了一切。多年以前它是我切盼的事物，因为它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尤其是我热望的书籍。去安镇镇上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往日泥泞的道路坚硬干爽。快开学了，自行车蹬得更快，快秋收了，路两旁是即将成熟的水稻，黄得发脆，风吹稻浪，一辈子也忘不了。吹来的也是快秋天的风，让人身心俱畅，天高地远，尤其像我幻想中的其他地方的风景——这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也必然会被它惩罚。

很快我便到了镇上，融入了街道的喧嚣里。镇上刚开不久的废品收购站，是我的远亲开的。安镇只有一条主街，自东向西，我从南面来的时候，像要和整条街那边的事物干上一仗——那时候太阳正好将道路切割成两半，我要到阴影的那边去。

二十多年后，偶然在意大利小城蒙特普尔恰诺的美术馆看到一个展出，是意大利画家乔治·德·契里柯（Giorgio de Chirico，1888年7月10日一1978年11月20日）的作品展。契里柯这些作品都是在空旷的街头安置了不可思议的事物，杂乱而且不合比例，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哲学味道。那些光泛黄而又寂静，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打过来的，惊悚，惆怅，而那些街道、广场因为这些光而显得空虚寂静。只有一张画着滚铁环的小女孩是最规矩的，最抒情也最有文学味。我停下来看：画面上她正要往街道对面跑去，街上空无一人，只有一个空荡荡的车厢，太阳正好将面前的路切割为明暗两半，街道对面的楼房也正是在阴影里。

我想我知道那个过街的小孩子要到哪里去。无论是去光明那边还是黑暗那边，都是合理的。

契里柯的这张画名叫“Melancholy and Mystery of a Street”（1941），一条街道的神秘与忧郁。为了这张画，我买了一本画册，并且发愿要写这篇文章。

大概就在去废品站之后不久，我便从这条安镇大街往更远更大的街道去了，比如我顺利地进入了成都那座“阴冷大城”，那里有更多的书，我可以记下很多字，写很多东西。就这样我匆匆地告别了乡下那堆少得可怜的书，转身去拥抱更多的阅读的狂喜。但是后来的故事都是一样的了。

戴新伟

2014年2月

从开始写作就有了两个朋友。第一个说：不错……，第二个说：不行……。

十年前发愿写一部与阅读有关的书稿，第一个朋友来得多，终于写了十万字。这些读书随笔的产生，只能说明一如既往的阅读热情，以及文学阅读上的一点领悟力，而谈不上文学视野和写作水平。当我意识到在叙述这些阅读中的面孔时笔下终究少了一点什么，第二个朋友终于说话了。

于是一放十年。

十年中多次重读这些文章，入世稍深，对过去的论述有了更多的理解和补充，也不乏完全改变的看法，尤其是在知人论世上。其实无论是第一个朋友还是第二个朋友，最后值得听的是时间与阅历的看法。我把“看法有变”作为这批文章的精选题目，在不少文章后面加上附记，用意正在于此。我留下了《用力》和《找来读的书》两篇早期写的文章，因为这样的少作之后都不曾写了；在这些文章中，自然也有不少看法是不曾改变的，只是我总觉得应该换一种声音、换一种表达的方式。

十年来因为工作的关系，拉杂写了一些文章，这次凑在一起，它们无一例外地都有点拉杂，似乎是想和以前的读书随笔看齐，在关于书的叙述中总是有一些缓慢而宽泛的东西。这或许是我对于类似评论文章的看法。

美国摄影师杰·瑞·柯菲尔德在福克纳的故乡奥克斯福镇上工作了三十七年，他在回忆文章中提到了几次经典的为福克纳拍照的故事，而事实上他拍的福克纳无法估数，大概也没人能像柯菲尔德一样见识过各种面貌的福克纳。因此，《许多张脸，许多种情绪》这样的文章题目，不仅如此深入地阐释了这位摄影师与福克纳的关系，也让当年从《世界文学》杂志上看到这个名字的我念念不忘，尤其是当我决心写这样一批文学上的伟大面孔时，便毫不犹豫地为这本书定下了这个书名。也许，这样略带文学味的书名更符合我这部不成熟的书稿。

因为这十年来第二个朋友在我的写作中越来越重要，这些新旧文字一直不曾计划付梓。感谢王晓渔兄的推荐，以及责任编辑何客兄的工作，这部书得以列入“独立阅读书系”。当我写完本书的序言之后，我想还要感谢阅读中的那些著者与作品，要感谢那些因为书而接上暗号、谈起文学便停不了的朋友们：阅读是一种分享，也是一种砥砺。

戴新伟，甲午元宵节记于番禺。

美国摄影师杰·瑞·柯菲尔德在福克纳的故乡奥克斯福镇上工作了三十七年，他在回忆文章中提到了几次经典的为福克纳拍照的故事，而事实上他拍的福克纳无法估数，也大概没人能像柯菲尔德一样见识过各种面貌的福克纳，因此，《许多张脸，许多种情绪》这样的文章题目，不仅如此深入地阐释了这位摄影师与福克纳的关系，也让当年从《世界文学》杂志上看到这个名字的我念念不忘，尤其是当我决心写这样一批文学上的伟大面孔时，便毫不犹豫地为这本书定下了这个书名。

——戴新伟